一、前言

    我国在夏商周封建时代，不仅天子世袭，就连诸侯卿大夫士也全都世袭。降至春秋、战国，始开布衣卿相之局。同时私人讲学之兴起，知识走向大众化，民间人士游学于各国间，受到统治者的重视，礼聘为客卿。所谓知识就是力量，从此“士”不再是贵族，而是对所有知识分子的称呼。汉代开国之君虽出身平民，但欲图国家长治久安，仍赖儒者制定礼仪，读书人在中央及地方上的行政系统中，遂居要津。人才的选拔，由郡县首长体察民意物情，访求乡里的孝子廉吏，然后举荐到朝廷，此即后世所称扬的乡举里选制度。但汉代也曾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又举茂材异等、可亲民者、通政事者，亦有文学之选，用人之道渐广。东汉又开射策、明经等科，皆经考试合格而后授，甚至入仕以后的升迁，也需经试而后得，不然，又如何比较优劣定取舍呢？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行世族政治，用九品中正制选才，大中正官皆由门第高者任之，乃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之弊，所以到隋唐时代开科取士，其中以进士科最盛。唐代又有乡贡，士子皆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参加考试，不再论其门第之高下，故较合乎公平竞争的原则。下至五代及宋元明清一千多年，皆实行科举制度，此一制度能实行如此之长久，自然有其独特的优点存在，虽一直有太学及州县之正规教育，尚难以取代。足见科名之诱人，历久不变。

    　　　　二、宋代对科举制度之革新

    宋代科举承袭唐代，但在防止人为之弊端上，却做了一些改进，以求达到真正的公平竞争。唐代科举由礼部主之，对天下举子来应进士试者，仅计校其一日之短长，未免有幸有不幸，乃许举子先投所撰之文卷，以便有司先明悉其素业，因此造成请托、奔竞、通关节之流弊。甚至被录取的举子，依惯例“缀行通名诣主司第谢”，自称门生，尊主司为师门，乃有曲江恩门，遂致恩出私门，易于结党固权。宋太祖开国以后，鉴前代之失，乃下诏禁止。《文献通考》载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诏：‘及第人不得拜知举官子弟弟侄及目为师门恩门，并自称门生。’故事：知举官将赴贡院，台阁近臣得荐所知进士之负艺者，号曰公荐。上虑其因缘挟私，诏禁之。”[1](卷30，P283) 虽名为公荐，实则各有其所关连的私人情谊，皆能对知举官构成人情压力，在考校的过程中，易于造成影响。如此，则没有背景的寒士，就很难出头了。而且新科进士尊知举官为恩师，显然又是恩出私门，而将置天子于何地呢？（注：据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以下简称《宋会要》）《选举》三载：“建隆三年九月一日诏曰：国家悬科取士，为官择人，既擢第于公庙，宁谢恩于私室，将惩薄俗，宜举明文。”所以禁止进士呼春官为师门及自称门生，违者由御史台奏劾，严加处分。） 所以太祖特又下诏禁止朝臣公荐。到了乾德五年（967），因为翰林学士陶毅的儿子邴并无学养，却也考中进士，太祖恐有遗才，又念及寒士难敌官宦之家，于是有诏：“食禄之家有登第者，有司具析以闻，当令复试。”（注：见马端临《文献通考》（以下篇称《通考》）卷三十。又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世界书局影印本）卷九载于开宝元年（968）三月。王应麟《玉海》（大化书局影印本，以下简称《续长编》）卷一百六十《科举》则记于乾德四年二月二十日。《宋会要·选举》四之三○引《祖宗典故》作乾德六年（即开宝元年）三月。皆可参考。今姑从《通考》。） 乃是怀疑知举公器私用，考校不够谨严，乃命中书再考，并未就名次有所调整。至开宝六年（973），因知举李昉考选不公，经落第人徐士廉击登闻鼓论诉，太祖命于讲武殿重试，乃有御试，且加升黜，同时亦降旨：世禄之家子弟不当与寒畯竞争。此一新政，确能鼓励寒士努力向学，应举中选，步入仕途，一展其长才，庶几得行其救国救民之志。太祖的亲试，别有拔擢，即在彰显此意。《续长编》载：“开宝八年二月戊辰（二十五日），上御讲武殿复试王祜等所奏合格举人王式等，因诏之曰：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无谓也。今朕恭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于是内出诗赋题（复）试，得进士王嗣宗以下三十一人。”[2] 礼部试之第一名为王式，而殿试重定者则为王嗣宗，式则屈居第四。因而马端临说：“盖自是年御试，始别为升降，始有省试殿试之分，省元状元之别。”[1](卷30，P284) 显示君主有至高无上的权柄，士大夫的尊荣与穷达，皆仰能否得到皇上的知遇。自是年后，科举制度正式走向解试、省试、殿试三阶段。
    历史上任何制度，日久必会生弊，故革弊和防弊都是必要的，而防弊尤重于革弊。国家考选人才，务在得贤，贤者为才德兼备之士，在考选的过程中，必须完全摆脱私情，不仅知举与评试卷的考官人人大公无私，也要防其偶发的私情，以减少举子的质疑。因此，首当选任贤臣为知举官，尽可能地先避嫌，例如翰林学士苏易简两任知贡举便是如此。《通考》卷三十载：“自端拱元年试进士罢，进士击鼓诉不公后，次年，苏易简知贡举，固请御试。是年（淳化三年）又知贡举，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后遂为例。”（注：又《宋会要·选举》三之六更载云：“受诏即至贡院视事，不更至私第，以杜请托。”展示一种新作风。） 贡举是朝廷抡才大典，关系着成千上万之读书人的仕途，难免有人请托，易简奉诏后立即赴贡院，不回私第，就可避开了。淳化三年（992），诸道所贡来京师举子凡17000余人，参加省试，盛况空前，知贡举苏易简深感责任重大，立即做了明智的抉择，以后并形成惯例。而且从是年开始，殿试首先采用糊名考校，令考官在审评时不知为何人之考卷，则考校更为公平。《续长编》卷三十三载：“（淳化三年）三月戊戌，上御崇政殿复试合格进士。先是：胡旦、苏易简、王世则、梁颢、陈尧叟，皆以所试先进擢上第，由是士争习浮华，尚敏速，或一刻数诗，或一日十赋。将作监丞莆田陈靖上疏请糊名考校，以革其弊。上嘉纳之。于是召三馆文学之士，始令糊名考校，第其优劣，以分等级。……会稽钱易时年十七，日未中，所试三题皆就，言者指其轻俊，特黜之。”这是殿试采用糊名考校之始，以后便一直延续下来。不过将文思敏速的钱易视为轻俊，而加黜落，或者为了要扭转书生浮华之习，而归向实学。太宗还诏刻印《礼记》中儒行篇赐给新科进士，谕以“更励精文采，无坠前功”。[3](卷155，《选举》一) 期勉之殷，亦可想见。自是年后，连续五年停止贡举，至真宗咸平元年（998）始恢复，特诏知举官的亲属另行考试，以防人言。自此连续三年召试，所取人数最多。至五年春的省试，贡举人集阙下者达14562人，吏部侍郎陈恕知贡举，得合格奏名的只有78人，当时省试尚未实行糊名考校，恕是洪州人，为了避乡嫌，江南举子多不被奏荐，因此颇招怨谤。（注：此段叙述参考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成文出版社影印本）卷二十八《祖宗科举取人》，《续长编》卷五十一，曹彦约《经幄管见》（四库全书本）卷四叶二引《三朝宝训》。王旦评论说：“大约持心平允，无所不可，何必于父母之邦故为不足耶？”） 所以到景德四年（1007）闰五月，龙图阁待制陈彭年上言：“请令有司详定考校进士诗赋杂文程式，降付礼部贡院遵行。”遂诏令彭年与待制戚纶，以及直史馆崔遵度、姜屿共同议定。遂制定考试进士新格，立即颁行。
  礼部侍郎周起请求省试亦用糊名法，是年十二月省试即依施行，乃设封印院专掌之。其详情是：“将试进士，上问天下贡举人数。王旦曰：一万二（三）千余人，约常例奏名十一而已。上曰：若此，则当黜者不啻万人矣！典领之臣必须慎择。晁迥竞慎，当以委之。周起、王青（曾之讹）、陈彭年皆可参预。冯拯曰：封印卷首，若朝廷遣官主之，于理亦顺，尤须择素有操守之人。旦曰：滕元宴于士大夫间少交游。上曰：当以朱巽知举代周起，令起与元宴主封印。又召迥等谕之曰：取士之意惟务至公，使孤寒有艺皆得升擢，今别命官封印卷首，俟考定合格者，当遣官复考。”（注：见《经幄管见》卷三叶十九至二十，惟开头谓“景德二年”，颇不合，其他也有误字，特以《续长编》卷六十七所载改正之。） 省试也要糊名考校，虽试务繁重一些，然确是追求公平竞争的最好办法。凡封卷首及点检、详评、初考、复考官皆分别任命。大中祥符四年（1011），晁迥先后上详定礼部贡院条例及发解进士条例，颁下诸州，一切皆法制化。八年（1015）三月，以兵部侍郎赵安仁知贡举，开始采行誊录法，即是将每位举子的试卷全部誊一过，还要经特别增设的官员校对。其法是：“置誊录院，先令封弥官封卷，付吏录本，内侍二人监焉！命京官校对，用奉使印讫，复送封印院，始送知举考校。”[4] 编排官是先将卷首之乡贯状去掉，别以字号次第之，再送封弥官去誊抄校对，确定无误，盖上御书院印，即送考官考校。初考官定等毕，交封弥官封之，然后送复考官再定等，最后由编排官核其同异，如初复考官所定不同，即交参详官再考之，取其相近者为定。过程相当繁杂。其考第之制分五等，“学识优良、词理精绝为第一，才思该通、文理周密为第二，文理俱通为第三，文理中平为第四，文理疏浅为第五。”考校毕，取乡贯状字号合之，排定姓名及名次，并其试卷，奏闻于皇上。省试如此，殿试亦然。殿试后即唱名赐第。[3](卷155，P3610) 如此，确定是公平竞争。省试完毕后，真宗极欣慰地告谕宰相王旦说：“今岁举场似少谤议。”旦奏称：“条制该备，可守而行，至公无私，尽在于此。”真宗又说：“为国求人，无出此道，然程试之际，亦不可料。有大手笔偶不得意者，有素无称卓然特异者，信知一名一第，固非偶然。”[5](卷四叶一) 此言甚有见地，考试本来就是七分实力，三分运气。自贡举制度化以后，则诚如欧阳修所说的：“窃以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代，最号至公。盖累圣留心，讲求曲尽。以谓王者无外，天下一家，……而惟才是择。又糊名誊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薄厚于其间。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于今世，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6] 人常有幸有不幸，是难以预知的。宋用科举取士已五十多年，处处防弊，逐步改革，乃制定贡举考校条例，不可能再改变。用以减少人为的偏私，追求至公的大道，这也是时代所要求的。到英宗治平三年（1166），诏“其令礼部三岁一贡举”，以后只有在考试的内容上有所改变，其他大原则始终未变。

    　　　　三、科举对士风的影响

    古人所谓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孔子大圣，亦曾周游列国，庶几有朝一日得行其道。任何熟读儒家经典的青年学子，受孔孟之教，总会怀抱崇高的理想，于修己安人之道有所深思熟虑，修己苦学全靠自己，而安人治国则必须有位有权，如是非走入仕途不可，应科举、中甲科，又是走入仕途的惟一途径。宋廷重文轻武，读书人不断增多，各道解送京师的举子即多达一万数千人，进士科尚不到一百取一，则竞争的激烈可以想见。中第者即赐以官职，则下第人颇为不服，自开宝六年下第人徐士廉击登闻鼓申诉，指责知贡举李昉徇私用情、考校不公之后，每次试毕，举场中便常出现谤议。诚如马端临所说：“盖士既求以用世，则奔名逐利所不能免。不必深赀。”其意乃谓争名夺利乃人之常情，用不着苛责。但如长此下去，必至士风日坏。在真宗景德年间，尚存有举子进纳公卷之制，但已弊端丛生。当时贡院即曾奏言其弊及防制之法：“昨详进士所纳公卷，多假借他人文字，或用旧卷，或为佣书人易换文本，是致考校无准。请自今并令举人亲自投纳，于试纸前亲书家状，如将来程式与公卷全异，及所试文字与家状书体不同，并驳放之。或假用他人，辨认彰露，即依例扶出，永不得赴举。其知举官亦望先一月差入贡院考校公卷，分为等第。”[1](卷30，P287) 公卷是在应举前撰就的，难免有抄袭他人文字或花钱请人代写者，故需严加防范，重惩投机举子。如果有人侥幸成功，必然助长恶风。所以朝臣不断建议修订贡举法，如前节所述之糊名誊录法，即是为避嫌而设的。南宋儒臣曹彦约任侍读时，便曾感慨地向理宗陈述贡举法之弊。他说：“科举取士，前代犹兼采誉望，至本朝糊名考校，弥封誊录，又立别院，百计关防，乃始严密。盖乡举里选既不专行于后世，则场屋严密极为良法。近世人伪日滋，奸弊百出，省试有全身代笔者，御试有全写套类者，如此诈冒，皆得前列。其源在于士大夫不能平心国事，挟以私意，发觉有轻重，推究有出入，名为不恕，其实有力者犹有幸免。小人有所窥测，转相仿效，遂至于此。若此弊不革，则科举取士遂为虚设矣！”[5](卷三叶二十) 扭转一种颓风恶习确实不易，如果居上位者不正，不仅不能防弊，且助长之。习之既久，视作弊为无可奈何之事。若善恶是非之观念皆不存于人心，而窃取甲科，步入仕途，更由士风之败坏，而导致政风之恶化，则趋炎附势之官僚，成为朝臣的骨干，国家就危险了。所以说科举不足以尽取人才，密法严防也难以弊绝风清，竟至仁宗以后所取之士，反而不如真宗以前。南宋史家吕中之论便是如此：“国初进士无糊名誊录之法，无同保连坐之法，上之人犹未以绳尺侍士，故所得者多名望之人，而为宰相，而为执政者，皆自此科出也。自进士之法既密，而擢甲科者多非人望。故自太祖以来，则进士得人为盛；仁祖以来，则制科得人为盛。……岂当时制科足以得人，而进士科不足以取士耶？盖朝廷之文法有疏密，人主之意向有轻重也。”[7] 制科是由天子亲诏，不定时举行，以待草泽隐逸之士，经大臣荐举，其德行学艺皆极可称，而朝廷亦望其能直言极谏，被荐者绝不会迎合。而进士科则为常科，只较学艺，不考素行，难以察识有为有守的人才。所以宋末大臣马廷鸾便曾有所批评，其论科举文字之弊云：“国家三岁取士，非不多矣，上之人犹有乏才之叹，下之人犹有遗才之恨者，何也？士一日之长，不能究其终身之抱负；有司一时之见，又不能罄士之底蕴。于是，新进小生有以词艺偶合而获选，醇儒硕学有以意见稍拂而见遗；岂不重可惜哉！”[8] 所以考中进士的举子，只是时文偶合主司之意，乃一时的幸运，而落第的硕儒，只能说是不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