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于中国历史上两个重要王朝之间的“五代”，尽管有着相当明显的继承性与诸多共同特点，却远非一个板块式的整体单元，而是解构与重组的时代，是饱含变更异动的时期。五代之所以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的过渡性，它是一个破坏、杂糅与整合的时期。它自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局面脱胎发育而来，同时又为打破长期僵持之局面创造着条件；它是“礼崩乐坏”的时期，同时又是大规模整理旧制度、建设新局面的时期；它是上上下下空前分裂的时期，同时又是走向新层次统一的时期。当然，它在解决旧有问题的同时，也在内部外部产生了新的问题。众所周知，一些曾经困扰大唐帝国后期政治史、甚至对唐王朝的统治造成直接威胁的问题，诸如宦官专权、朋党之争、藩镇割据等，是在唐末五代急剧酷烈的动荡之中渐趋消释。与上述过程同时，半个多世纪之间，在统治阶层的构成、民族关系的整合、文武制衡的发展乃至人们的文化心理等方面，也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本文希望讨论的问题，是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过程。就笔者的理解而言，所谓“语境”问题，是指某一说法得以流行的现实情境，实际上涉及到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涉及到时人的认识心理与解释角度。所谓“胡/汉”语境的“消解”，在历史上体现为一个并非与朝代兴亡同步的漫长过程。它一方面是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进程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人们观念与认识的演变也是促成这种“消解”的重要因素。

    　　　　一、五代时期的民族混溶

    陈寅恪先生曾经精辟地指出：“种族及文化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1](P1)。这两个问题，既关系到唐代三百年统治阶级的族属与升降，关系到其创业垂统之根本政策，又影响着有唐一代的社会性质及其内忧外患等诸多问题。而李唐所提供的多民族交错互动的广阔舞台，一方面造就了盛世的辉煌，另一方面也曾带来阶段性的困扰。陈先生亦曾指出：“今试检新唐书之藩镇传，并取其他有关诸传之人其活动范围在河朔或河朔以外者以相参考，则发见二点：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类，而非汉族；一为其人之氏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前者属于种族，后者属于文化。质言之，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1](P28) 文中特别说到的河朔地区，即五代（尤其是后唐以来）立业之基盘。而就后唐以来上层统治者的“种族”与“文化”问题而言，似不难看出多民族日益混溶的特点。
    以“汉化”或“胡化”笼统概括中唐以后民族混溶的过程，恐怕都会失之简单化。唐代“内附”少数民族的一些上层人物，通过联姻，使血统上不复纯粹，同时或被动或自觉地改易着自身的籍贯地望以至姓氏族属，甚至浪托汉人名门为其先祖，以示自己为华夏正宗传人（注：荣新江在《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一文中指出：“过去人们常常用汉化来笼统地解说安史乱后唐朝粟特胡人的转变，事实上并不那么简单，……因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史思明出身粟特，因此在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唐朝统辖地区有一种排斥胡化的思潮，从而对这里的粟特人心理和生存产生一定的影响，除了用改变姓氏、郡望等方法来主动使自己‘变’胡为汉外，同时也有大量的粟特人迁徙到河北地区，在安史部将建立的藩镇里求得生存和发展。”见《暨南史学》第2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另外，这也反映出唐代中期以后社会上与谱牒无考并行的攀附习俗，反映出这些“蕃人”已经与汉族士人有着趋同的心理状态。
    华北地区民族关系的整合过程是在空前混乱的政治局面之中自然交错地完成的。五代时期尽管有“沙陀三王朝”，但这一阶段重重叠叠的割据分裂，主要自政治原因引发，而不是由民族矛盾带来的社会冲突。沙陀族建立的后唐、后晋与后汉王朝，并未带来严重的种族歧视与压迫，反而历经摸爬滚打而促成了各民族的融汇。恰恰在这一时期之后，所谓蕃兵胡将问题，河北、河东地区的“胡化”问题，不再成为纳入士大夫视野的严重问题。活动在中原地区的沙陀、粟特以及回鹘、奚等民族成分，有许多就地融入了汉族社会。从历史发展长过程来看，这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育与进步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后唐的实际创立者、出自沙陀部落的李克用，唐末大顺年间曾经遣使向昭宗上表“讼冤”，并且责备皇帝说：“朝廷当阽危之时，则誉臣为韩彭伊吕；及既安之后，则骂臣为戎羯胡夷。”[2](卷258) 针对这番抱怨，傅乐成先生曾经指出：“此当时实况，非虚语也。”[3] 这一方面反映出晚唐朝廷对于外族的疑忌，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这些内附蕃人对于“戎羯胡夷”一类称谓的反感。陶岳《五代史补》卷二“徐寅摈弃”条说到李克用因被称为“一眼胡奴”而怒不可遏事，这固然与徐寅对其生理缺陷的讥讽有关，但所谓“胡奴”，无疑也是对于他的深痛刺伤。
    后唐以“大唐”继承人的身份作为号召，反映出当时的决策者对于统治中原的明智认识以及对于汉文化的钦慕。李克用之子庄宗存勗，父沙陀，母粟特，而本人所受教育则据说是“十三习《春秋》，手自缮写，略通大义”[4](《唐庄宗纪一》)，尽管他“尝谓左右曰：‘我本蕃人，以羊马为活业’”[4](《康福传》)，执掌权力后却成为推行汉化政策的突出代表。明宗李嗣源，“本胡人，名邈佶烈，无姓”[2](卷255)，保留着比较鲜明的“胡人”特质；而据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卷六《后唐明宗纪》中说：“予闻长老为予言：‘明宗虽出夷狄，而为人纯质，宽仁爱人。’于五代之君，有足称也。尝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岂足治天下！世乱久矣，愿天早生圣人。’”明宗全然不以居高临下的异族统治者面目出现，而是坦承作为“蕃人”治理天下之困难，其向心于汉地“圣人”的姿态十分明朗。在他的左右，既有“其先本北部豪长”[4](《安重诲传》) 的枢密使安重诲统揽大政，又有如任圜、冯道、赵凤等汉族士大夫参预谋议。时人明知明宗出自“夷狄”，却亦不以“夷狄”视之，而将其与前后“五代之君”相提并论，认为他颇有值得称道之处。
    讨论五代时期的民族混溶问题，如果只将沙陀与汉族视为相对的两极，而对于粟特等民族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无所认识，研究的视野将受到严重的局限[5]。沙陀民族共同体包括着多种部族成分。以后晋的创立者石敬瑭为例，其曾祖母安氏、祖母米氏、母亲何氏，应该都是源自沙陀三部之一的索葛（萨葛）部，即属于突厥化的粟特族裔（注：《旧五代史》卷七五《晋高祖纪一》。并参见徐庭云《沙陀与昭武九姓》，《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第335—346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而《新五代史》卷八《晋高祖纪》称其“祖妣来氏”，又据同书卷九《出帝纪》，石敬瑭生母为刘氏。）。石敬瑭的父系“本出于西夷”[6](《晋高祖纪》)，长期随沙陀朱邪部跋涉转战，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沙陀化。岑仲勉先生在其《隋唐史》中曾经“辨石晋不是突厥族沙陀”[7](P546)，非沙陀而称沙陀，这种族系混糅不清的状况， 正反映出五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民族融合的又一阶段。石敬瑭的父亲，“番字臬捩鸡”[4](《晋高祖纪一》)，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卷八《晋高祖纪》中称“其姓石氏，不知得其姓之始也”；同书卷十七《晋家人传》中，也说“晋氏始出夷狄而微，终为夷狄所灭，故其宗室次序本末不能究见”。凡此种种，都提示着其出身之卑微。事实上，取姓石氏，正可以看出其与昭武九姓的密切族属关系。这位出身背景与粟特关系密切的后晋高祖石敬瑭，却被标榜为“本卫大夫碏、汉丞相奋之后”[4](《晋高祖纪一》)，显然是受到汉地士大夫攀附祖先的影响， 并藉以作为争取中原民心的策略。后汉高祖刘知远，“其先沙陀部人也”；系出沙陀，却“以汉高皇帝为高祖，光武皇帝为世祖”[6](《汉本纪十》)。五代时期层出不穷的这类事例，正反映出当时的“种族”问题，自其深层次来说关系着“文化”的问题，也反映出唐代中期以来民族整合过程的进展。
    说到族属背景问题，既关系到交互混溶的客观状况，也关系到时人的自我主观认同。在这一方面，或许可以引两《唐书》及墓志材料中对于史宪诚父子的相关记载以资比对。穆宗时曾任魏博节度的史宪诚，“其先出于奚虏”，亦自称“蕃人”[8](《史宪诚传》)。他的儿子史孝章，自幼号为“书生”，成年后不满于父亲对唐廷的狡谲翻覆，“一旦跪于父母前，进苦言曰：‘臣窃惟大河之北，地雄兵精，而天下贤士心侮之。目河朔间，视犹夷狄。何也？盖有土者多乘兵机际会，非以义取。今臣家父侯母封，化为贵门，君恩至矣。非痛折节砺行，彰信于朝廷，无以弭识者之讥，寤明君之意。节著于外，福延于家；乘时蹈机，祸不旋踵。’言讫泣下数行。”（注：《全唐文》卷六○九刘禹锡《史公神道碑》；又见《新唐书》卷一四八《史孝章传》。） 从血统的角度来看，父子二人无论是“奚”还是“粟特”（注：有学者考证，史宪诚为误列入奚族的粟特人，可参看李鸿宾《史道德族属问题再考察》，见《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第358—365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第196—199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显然都是“蕃人”；但站在中原王朝立场上的史孝章，已经不认为自己仍属“夷狄”，而且要极力说服父亲脱出于“夷狄”之境。在史孝章心目中，族属背景是与政治立场、文化认同紧密地相互联结的。
    五代时期活跃在中原地区的骁将中，有不少出自沙陀、粟特、奚、回鹘等民族。沙陀民族的入主中原，事实上提供了使他们得以更加贴近于中原社会的机会，他们对于中原文化的认同，亦表现得十分强烈。《册府元龟》卷九九六《外臣部·鞮译》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康福善谙蕃语。初仕后唐，明宗视政之暇，每召入便殿，谘访时之利病。福即以蕃语奏之。枢密使安重诲恶焉，尝面戒之曰：‘康福但乱奏事，有日斩之！’福惧。”康福以沙陀军校起家，以擅长“蕃语”为荣，并且“自言沙陀种”[6](《康福传》)，而即便是这样的人物，也忌讳把自己比附于“奚”。《旧五代史》卷九一《康福传》中说：“福无军功，属（后唐）明宗龙跃，有际会之幸，擢自小校，暴为贵人，每食非羊之全髀不能饫腹，与士大夫交言，懵无所别。在天水日，尝有疾，幕客谒问，福拥衾而坐。客有退者，谓同列曰：‘锦衾烂兮。’福闻之，遽召言者，怒视曰：‘吾虽生于塞下，乃唐人也，何得以为烂奚。’因叱出之。由是诸客不敢措辞。”（注：在欧阳修《新五代史·康福传》中，相应的记载为：“福闻之，怒曰：‘我沙陀种也，安得谓我为奚！’”） 懵然不通文辞的沙陀军将康福， 强调自己是“唐人”而不肯认同于“奚”，有着明确无疑的归属或曰“挂靠”意识（注：2003年4月，在韩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会主办的国际研讨会上，汉城大学朴汉济教授指出，“唐人”概念，在当时即所谓“国际人”。但本段材料之中，康福以“唐人”与“奚”对举，则其口中之“唐人”，似应指中原“大国”之人。）。
    另有一例。《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第一》，记载着契丹述律后对后晋使节的一番话：“是时，天下旱蝗。晋人苦兵，乃遣开封府军将张晖假供奉官聘于契丹，奉表称臣，以修和好。德光语不逊。然契丹亦自厌兵。德光母述律尝谓晋人曰：‘南朝汉儿争得一向卧邪？自古闻汉来和蕃，不闻蕃去和汉，若汉儿实有回心，则我亦何惜通好。’”大致相同的记载亦见于《旧五代史》卷一三七《外国列传》中。在以“蕃”自居的契丹统治者耶律德光及其母述律后等人的心目中，显然并不在意石晋之系出沙陀，而径将其称为“南朝汉儿”。看来，对于长期活跃在中原的这些少数族裔，无论他们本身或是周围人群，包括契丹民族在内，都渐以“唐人”、“汉人（汉儿）”视之。
    与西北胡族进入中土、多民族混溶同时，东北地区契丹民族建立的政权势力，被石敬瑭引入中原，加剧了民族关系的紧张因素。后晋天福元年（937）十一月，“契丹主作册书，命敬瑭为大晋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筑坛于柳林，是日，即皇帝位。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以与契丹，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2](卷280)。由“契丹主”册立为帝，这一事实，透露出源自沙陀之石敬瑭面对契丹的心理弱势。吕思勉先生在其读史札记《唐高祖称臣于突厥》条中，曾将李渊称臣于突厥事与石敬瑭之称儿皇帝于契丹事相比，说：“盖唐室先世，出自武川，其自视原与鲜卑无异，以中国而称臣于突厥，则可耻矣，鲜卑则何有焉！此正犹石敬瑭称臣于耶律德光，沙陀之种，原未必贵于契丹也。”[9]
    “称臣”事，首先决定于政治时势。将种族背景作为分析“称臣”“称儿”问题的出发角度之一，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不过，石晋觊觎中原帝王之权位，却置保全疆域之“帝王责任”于不顾，以称儿、纳币、割地为代价换取一己之皇位，这使石敬瑭难逃千古骂名。而且，这一格局，事实上构成为其后宋辽双方交涉的基础。特别是燕云地区的割出，不仅伤害了中原人民的民族情感，亦且直接影响到此后数百年的民族关系走势及政局起伏。胡三省在《资治通鉴》卷二八○载石敬瑭割地事下之注文中说：“人皆以石晋割十六州为北方自撤藩篱之始，余谓雁门以北诸州，弃之犹有关隘可守。汉建安丧乱，弃陉北之地，不害为魏、晋之强是也。若割燕、蓟、顺等州，则为失地险。然卢龙之险在营、平二州界，自刘守光僭窃，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间遂据营、平。自同光以来，契丹南牧直抵涿、易，其失险也久矣。”
    中原的“失险”实际上是一个步步退缩的过程，而石敬瑭将“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2](卷280) 拱手割让给契丹，显然是这一过程的阶段性终结。该区域本系多民族聚居地区，在华夏民族发展史上是重要的地域分水岭，也是不同文化的交汇地带[10](范恩实：《石敬瑭割让燕云（幽蓟）的历史背景》。这一地带大体上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雁门关以北的云、朔、蔚诸州，这里本属所谓“代北集团”根据地范围，石敬瑭将这一区域割给契丹，也说明该军事政治集团之活动重心已经移入中原，而与其起家之根基地域分离开来。另一区域是“卢龙一道”的幽、蓟诸州，自唐末五代以来，该地区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窥伺首鼠于东北两蕃与中原河朔之间。这一地区的韩、刘等汉族大姓归属契丹后，为辽朝的社会发展、制度创设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中原王朝东北边陲的疆界，退至华北平原拒马河一线，彻底丧失了抵御北方民族进犯的天然地理屏障。如张方平所说，“至于石晋割幽蓟之地以入契丹，遂与强敌共平原之利”[11](卷23)，这成为此后北宋对辽关系始终被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自唐代特别是“安史之乱”以来，中央王朝对于东北地区的控御即非直接有效。陈寅恪先生曾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中指出：“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面对吐蕃等外民族之盛强势力，“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以确保关中安全；而“此东北消极政策不独有关李唐一代之大局，即五代、赵宋数朝之国势亦因以构成”。从这一意义上，有学者进而指出，“石敬瑭割幽蓟可说是唐朝东北消极防御政策的必然结果”[10](总论《隋唐五代东北亚政治关系大势》)。
    石敬瑭以称臣割地、贡绢帛献珍异为代价，换取契丹对其称帝于中原的支持，以“儿皇帝”面目贻羞于后世。他曾经引述“前世”例证，自我解释说：“前世与虏和亲，皆所以为天下计”[6](《安重荣传》)；而他所谓“天下”，不过是指个人图谋夺取“天下”之事。这种从一己之政治利益出发，纵横捭阖于中原、契丹之间的做法，在当时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中，并非仅见。而后唐清泰年间，即便是末帝及其谋士李崧、吕琦等人，在警觉到石敬瑭陆梁异谋的危险之后，也曾一度考虑厚赂契丹、纳币和亲以争取支援的可能性[2](卷280)。像“政坛不倒翁”冯道，在其《长乐老自叙》中说到“又授戎太傅，又授汉太师”[4](《冯道传》)，颇有几分得意。二三十年后登极的宋太祖，尽管有收复燕云的考虑，但心底似乎并不以石敬瑭及其左右主谋者的行迹为耻，甚至于渴求“得宰相如桑维翰者与之谋”[12](卷1)。
    占据要地的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朔州人氏，小字“铁胡”，应是出自昭武九姓。他一方面曾经谴责石敬瑭的屈节行为，另一方面亦“阴遣人与幽州节度使刘晞相结。契丹亦利晋多事，幸重荣之乱，期两敝之，欲因以窥中国”[6](《安重荣传》)。《旧五代史》卷九八《安重荣传》说，他“指斥高祖（按指石敬瑭）称臣奉表，罄中国珍异，贡献契丹，凌虐汉人，竟无厌足”。欧阳修《新五代史》也记载，安重荣曾经“愤然，以谓‘诎中国以尊夷狄，困已敝之民，而充无厌之欲，此晋万世耻也！’”[6](《安重荣传》)。安重荣本人亦有交结契丹的行迹，因此，对其“指斥”石敬瑭的言论，不必估计过高。值得回味的是，作为朔州胡人，他在发泄不满时，着意标榜“中国”代言人之立场，为“汉人”伸张民意，而诋契丹为“夷狄”，这显然是受到中原文化及内地民族情绪渐染之结果，他亦因此而“名振北方”[4](《安重荣传》)。
    “其先本沙陀部人”[4](《汉高祖纪上》) 的后汉高祖刘知远，所创立的后汉王朝不旋踵即倾覆，隐帝时被枢密使郭威取而代之。隐帝被杀，郭威“监国”，以“志安刘氏，愿报汉恩”为标榜；而汉太后李氏的“让国”诰书中称“邃古以来，受命相继，是不一姓”[4](《周太祖纪》)。当时人们注意到的首先是王朝易代，而并未突出地感觉到最高统治者民族背景的更易。这既是长期活跃于河朔地区的多民族成分相互混溶的结果，也是沙陀之外的契丹民族作为“外族”参照系之凸显所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