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朔方节度使。《全唐文》卷674白居易《代王佖答吐蕃北道节度使论赞勃藏书》云：“初秋尚热，惟所履珍和，谨因译语官马屈林恭迥不具。佖白。”[8](P3048)王佖的任官，据书信开头的交代，为大唐“朔方灵盐丰等州节度使检校吏部尚书宁塞郡王”，故马屈林即为朔方节度使府的译语官员，从姓名推断应为汉人。在此作为朔方节度使（治灵州）派出的使节出使吐蕃，承担着维护唐蕃和平共处、继续通好的任务。又吴廷燮考得，元和四至八年(809-813)王佖为朔方节度使[17](P144-145)。据此，白居易代王佖致书论赞勃藏的信函，当做于此时。
（六）河东节度使。太和四年（830年），唐以柳公绰检校左仆射、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等使。时北虏（回鹘）遣梅禄将军李畅“以马万匹来市”，至太原，“公绰独使牙将单骑劳问，待以至意，辟牙门，令译官引谒，宴不加常”，李畅大为感动，“及市马而还，不敢侵犯”[10]（卷163,P5022）、[13]（卷165,P4304）。由此可见，河东节度使内设有译官，负责翻译和导引外宾等事务。
（七）振武节都使。前文提到，会昌三年宰相李德裕担心中书译语石佛庆在翻译黠戛斯文书时会向驻京城的回鹘泄密，因而请求武宗诏令河东节度使刘沔、振武节度使李忠顺各自挑选一些与回鹘没有亲族关系而又能“解译蕃语”的人员，迅速解赴京城。这说明防御回鹘和镇守北部边境的振武节度使也有译官的设置。
（八）安南都护。《新唐书·王式传》载：大中年间，王式为安南都护时，“蛮兵入掠锦田步”，王式使都护府“译者”劝谕獠叛众人，蛮夷叹服，遂旋即离去[9]（卷167,P5120）。
（九）剑南西川节度使。《新唐书》卷222《南诏传》载：咸通七年(866)，南诏酋龙派遣清平官董成等19人出使成都，西川节度使李福“将廷见之”，董成要求节度使“以敌国礼”接见他们，结果遭到李福的拒绝。“导译五返，日旰士倦，议不决”[9](P6285)。虽然礼节的争执最终没有结果，但“导译”居中仍然做了很多调和工作，说明西川节度使也是设有译官的。
以上是我们所能考知缘边州府设置译官的情况。其他边镇虽然未见相关材料，但是基于边境地方多方面的外交职责，依例亦有译语人员的设置。特别是使节的来往和文书的往还，均需要翻译人员参与其中。开成元年（836年）五月，文宗在大赦诏书中说：“其边州令制译语学官，常令教习，以达异意。”[5]（卷996,P11691）、[8]（卷75,P347）应该说，这是中国古代官方第一次设立“译语学官”，培养通晓“蕃语”的翻译人才，以满足对外交往的需要。“译语学官”的设立，表明唐代边境政府外事活动的频繁，是唐代外交空前发展的一个表现[1](P467)。同时也体现了唐大一统王朝下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
三
唐代译官的职责，归纳起来大致有两方面：一是口头翻译外来使节之“蕃语”。开元十三年十月十三日，玄宗狩猎时射中一兔，突厥朝命使阿史那德吉利发，跳跃舞蹈，对译者说：“天可汗神武。”玄宗“因问饥不”，阿史那德回答说：“仰观圣代如此，十日不食，犹为饱也。”[7]（卷27,P521）可见玄宗与阿史那德的这场对话，是通过译者的口头翻译而进行的。二是书面翻译“蕃族”通贡中央王朝的文书。前面提到的中书译语石佛庆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译官还有刺探和了解藩邦蕃情的任务。一般来说，译官了解蕃情的途径有二：一是出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比如开元年间，安西都护盖嘉运撰写的《西域记》，从书中描写的“传译语”和“访于译史”来看，材料大多来自都护府内译官出使西域的收获。二是外来使节的描述。由于语言上的优势，译官也参与一些导引外宾和接待使节的礼仪工作。在此过程中，他们可以通过与使节和外宾的交流而获悉外邦的情况。贞元年间，宰相贾耽考察四夷的方域道里，以及边州进入四夷的道路时，“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9]（卷43下、P1146），充分利用了鸿胪译语从外来使节那里了解到有关周边四夷的情况。又会昌年间，黠戛斯使者阿热来朝，武宗命太仆卿赵蕃持节抚慰其国，诏令宰相李德裕去鸿胪寺接见使者，“使译官考山川国风”[9]（卷217下，P6150）。通过译官与使节的交流考察黠戛斯的国风、民情和地理概况。事实还不止如此。从鸿胪寺定期上报史馆的内容来看，举凡周边四夷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报”等[7]（卷63,P1089），译官都要尽量有所了解和掌握。将这些内容汇总起来，它们又成为唐代编修国史的重要材料。
唐王朝的对外交往中，译官因其语言优势而参与一些外交活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担任使节出使外国，完成中央王朝抚慰外邦和结交通好的使命。如贞观年间，中书译语人揖怛然纥，曾受太宗所遣出使西域。元和四至八年的中间，朔方节度使王佖致书吐蕃，并遣译官马屈林出使通好。长庆二年（822年），唐以大理卿刘元鼎为会盟使，出使吐蕃，主持唐与吐蕃会盟之事。具体告盟时，吐蕃使钵掣逋宣读誓文，“蕃中文字使人译之，读讫歃血”[5]（卷981,P11532)。《新唐书·吐蕃传》称：“告盟，一人自旁译授于下。”[9]（卷216下，P6103）显然，这位翻译誓文的译者就是随从刘元鼎出使吐蕃的唐朝译官，他在会盟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通常而言，两国之间的遣使是双向互动和礼尚往来的。作为对外交往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周边四夷同样也有相应的翻译人员。永泰元年（765年）回纥首领罗达干等率众二千，“诣泾阳请降”，并由回纥译者作为导引，相约与“令公”郭子仪结盟。从史料所见“回纥译曰”、“回纥又译曰”、“即译曰”来看[13]（卷195,pP5205-5206），回纥译者无疑是此次盟会的主持者和策划者。在整个过程中，他推心置腹，真诚相待，且用汉语与郭子仪直接交流，因而促成了唐与回纥会盟的成功。
而对大多数外邦小国来说，他们的译语人员极为有限，在对外交往中，往往要借助邻国的翻译人员才能进行，此即为“重译”。所谓“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13]（卷71,P2558），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贞观十四年（640年）流鬼国王“遣子也可余莫貂皮更三译来朝”[9]（卷220,P6210）。贞元八年（792年）骠国王“遣其弟悉利移因南诏重译来朝”[5]（卷996,P11691)。南蛮中的乌蛮部落，“其语四译乃与中国通”[9]（卷220下，P6317)。甚至开成三年至大中元年（838-847年）圆仁入唐求法巡礼的9年中，始终借助新罗译语与唐地方政府进行沟通。由此可见，藩邦外国在遣使与唐通好的过程中，译语居中起到的纽带作用不容忽视。
此外，从吐鲁番文书中，我们看到译语人在丝路贸易中具有很大的活动空间。康某为“军资练事”寻找辩辞，似乎不能说明什么。何德力则充当了唐与突骑施市马交易的中间人，翟你那潘随从西域商胡出行，在担任商队语言翻译的同时，还充当了“证人”和“保人”的角色。从《唐律》“诸证不言情，及译人诈伪，致罪有出入者，证人减二等，译人与同罪”的规定来看，译人充当夷胡“证人”和“保人”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
唐代译官的构成，论者以为充任者多为胡人血统[1](P479)，更多的则为中亚粟特人[2](P301)、[3]。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笔者无需赘述。不过，唐代译官中不乏有汉人存在。比如，朔方节度使府译官马屈林就是汉人。另外，开成元年文宗“边州令置译语学官”的诏令，对于改变唐代译官的民族构成具有重要意义。根据诏令，汉人通过“译语学官”的学习同样可以成为中央王朝的译语人员，这就打破了原来由胡夷蕃族担任译官的单一模式。乃至五代时期，译官的选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天福六年（941年）七月，西凉府留后李文谦遣“西凉府译官杨行实与来人赉三部族蕃书进之”[5]（卷980,P11522）。开运元年（944年）正月，后晋“遣译语官孟守忠致书于契丹主，求修旧好”[19]（卷82,P1086）。显然，后晋正朝的译官已经全然变为汉人了。
四
行文至此，本该结束了。但是，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描述了一个更为特殊的译语群体——“新罗译语”，很值得我们重视。据圆仁所记，唐在淮南节度使（治扬州）辖下的楚州（今江苏淮安县）以及淮西节度使辖下的泗州（今安徽泗县）置有新罗坊，专门用来居停新罗商人[20](P679)。其中楚州新罗坊内还设有新罗译语人。如《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记载：会昌二年五月廿五日，“楚州新罗译语刘慎言今年二月一日寄仁济书云”，会昌三年正月廿九日，“得楚州译语刘慎言书一通”，会昌四年九月廿二日，“作书付送楚州译语刘慎言及薛大使”等[21](P156、P159、P195)。从圆仁的记载来看，新罗译语不仅为入唐的新罗人提供翻译和接待等事宜，还在唐与日本的交往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圆仁此行的使团中，第一舶上有新罗译语金正南，第二舶上有新罗译语朴正长[21](P2、P10、P24)。他们不仅担任语言翻译，且由于熟悉入唐东渡的路线，因而在航海行程中承担了咨询或顾问的角色[22](P1811)。船舶登陆以后，有新罗译语道玄筹划住宿，“令通事由”，并与押衙进行沟通[21](P56、P58)。使团行至楚州后，又有新罗译语刘慎言与当地政府接洽并疏通关系，安排住宿，保管行李，并随时探知朝廷信息。在得知武宗会昌灭佛的消息后，他及时通知圆仁等焚烧佛经论、文书、功德帧、幡盖及僧人衣物等[21](P197)。使团返回时他又打通关节、寻找船只、安排行程等。因此，从刘慎言等人在扬州、楚州、泗州等地的活动来看，新罗译语不仅保留了本民族的语言特色，而且还兼通日本国语和汉语，故而充当了新罗、日本与唐朝交往的中介。因为他们长期侨居东南沿海，对唐朝的官场、民情、社会风俗及地理交通甚为熟悉，所以在待人接物和立身行事上表现出更高的汉化程度。总之，新罗译语的设置，客观地反映了唐与新罗、日本频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在唐代的对外交往中占有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