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与州级发生关系的行政单位除了向上的中央朝廷、总管府、都督府、都护府、道之外，还有向下的县级。唐代在地方行政区划上，前期实行州县二级制，后期演变为道州县三级制，但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以州统县的地方行政区划是始终不变的。唐史学界在地方行政制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甚丰，而对于州县关系问题的研究却略显不足，故本文将对涉及唐代州县关系的几个主要问题，略抒己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引言

    唐代州县之间最明确的关系是以州统县，虽然有唐一代，地方行政区划的级别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无论是前期的州县二级制，还是后期的道州县三级制，（注：参见郭锋《唐代道制改革与三级制地方行政体制的形成》，《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而且州还曾经在玄宗天宝年间一度改为郡，而以州统县的这一行政关系却是始终没有改变的。
    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这种以州统县的关系应该包含两层涵义。其一是从地域的角度讲，以一州统属数县，由数县而组成一州；其二是从行政的角度讲，即州与县之间是上级与下级的行政统属关系。韩愈《送许郢州序》曰：“县之于州，犹州之于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临乎下，同则成，异则败者皆然也。”（注：[唐]韩愈撰：《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37页。）韩愈之语，明确地阐明了唐代州与县之间的行政关系是上下级的行政统属关系。
    唐代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中央政府为了便于对地方进行管理，赋予了州级对县级的领导权，州级可以秉承中央的旨意对县级的施政实施领导，而县级行政机关必须接受它的上级行政机关州级的领导，不仅要对它所辖行政区域负责，同时还必须对它的上级行政机关州级负责。县级行政机关必须执行上级州级行政机关的决议和命令，办理州级交办的相应事宜，并接受州级的监督。
    由中央下达到地方的各种诏令，也都要通过州级下达到县级，再由县级通过各个下级机构传达到百姓。唐代公文运作的方式多样，《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凡上之所以逮下，其制有六，曰：制、敕、册、令、教、符。注：天子曰制，曰敕，曰册。皇太子曰令。亲王、公主曰教。尚书省下于州，州下于县，县下于乡，皆曰符。”可知，州下到县的公文称“符”，体现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关系。
    关于“符”的格式，《唐开元公式令》保留了尚书省下诸寺的符式，州下到县的符式亦当按此格式。（注：P.2819，图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1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365页。录文见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21-228页。仁井田陞：《唐令拾遗·公式令》，东京大学出版会1933年版，第558-559页。）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唐代州下县的符式，但宋人谢深甫等撰的《庆元条法事类》卷一六《文书门一》中却保留有州下到县符式的具体格式。
    　　　　　　　　符
    某州
    　某事云云
    某处主者云云符到奉行
    　年月　日下
    　　吏人姓名
    具官（止书差遣帖式准此）书字
    　　　　　　　州下属县用此式本判官壹员书字（注：[宋]谢深甫等：《庆元条法事类》，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版，第235页。）
    这一符式，当为沿袭唐代符式而来，可以视为唐代州下县符式的模板。
    同时，县级的各种事务和情报，也都要先上报统辖它的州级，进而再经过其他途径上达中央。《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凡下之所以达上，其制亦有六，曰：表、状、笺、启、牒、辞。注：表上于天子，其近臣亦为状。笺、启于皇太子，然于其长亦为之，非公文所施。九品已上公文皆曰牒。庶人言曰辞。”可知，县上到州的公文称“状”或“牒”（注：卢向前先生通过对敦煌文书的考察，认为“上施下”、“下达上”都可以使用“牒”的形式。见卢向前：《牒式及其处理程式的探讨——唐公式文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这又体现出一种自下而上的关系。
    唐代州县间就是通过各种自上而下的“符”（注：州下县“符”的例子，如《朝野佥载》卷四：“唐贞观中，桂阳令阮嵩妻阎氏，极妒。嵩在厅会客饮，召女奴歌。阎被发跣足袒臂，拔刀至席。诸客惊散，嵩伏床下，女奴狼狈而奔。刺史崔邈为嵩作考词云：‘妇强夫弱，内刚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肃？妻既礼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考下。’省符，解见任。”这段史料的最后一句“省符，解见任”，即为中央（主要是尚书省吏部）根据州级对县令所做的考状，做出了对现任县令免职的决定，并通过这种“符”的形式，将解任令下达到州级，再由州级下达到县级，从而完成了诏令的下达程序。）和自下而上的“状”（注：县上州“状”的例子，见《全唐文》卷二二二张说《为留守奏瑞禾杏表》：“臣今月三日得所部万年县令郑国忠状，言县界内霸陵乡新出庆山南之醴泉，北岸有瑞杏三树，再叶重花；嘉禾三本，同茎合穗。”亦见《全唐文》卷五四五王颜《进黄帝玉佩表》：“去月二十八日，本县令房朝静、县镇遏将常宪、专知官军将杜晏等，同于原上，选地对窟，穿深四尺，得玉石□□是一片。穿时为土工所折，今作四段，有悬佩孔子二。其日县令所由等状送到州，臣送观察使，使牒却令州司自进。”）或“牒”（注：关于县上州“牒”，在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中，保存了大量西州诸县上达西州都督府的牒文，李方先生通过对大量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考证，认为：“显庆三年西州置都督府后，都督府与西州政府也应是一种合署办公的关系。”（李方：《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既然西州都督府与西州政府具有合署办公的关系，那么西州诸县上达西州都督府的牒文，便可以被认为是上达西州政府的牒文，通过这些牒文可以反映县级与州级的这种自下达上的行政关系。），将州与县的行政事务联系起来。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虽然唐代州县间的行政关系是“以州统县”，但县作为地方的一级行政单位，与州一样都是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要同时服从于中央政府，对中央政府负责，中央政府对州、县拥有完全绝对的领导关系。而且县作为地方行政实体，并不是州级的僚属机构，有县令、丞、簿、尉及其下的各级官员设置，可独立地对所辖区域的各种事务进行管理并行使相应的权力。清人王夫之曾曰：“唐、宋以降，虽有府州以统县，有禀承稽核之任，而诛赏废置之权不得而专，县令皆可自行其意以令其民，于是天下之治乱，生民之生死，惟县令之仁暴贪廉是视，而县令之重也甚矣。”（注：[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60页。）明确指出了以州统县的相对性。
 州级上承中央的旨意对所属县级行政机关实施领导，而其下的县级必须服从州级对它的领导和监督，在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之中，中央的精神通过州下达到县乃至最基层，最基层的情报又通过县级上达州级从至中央，州县间的这种上下级行政关系构成了联结中央与地方的纽带。
    与此同时，唐代中央政府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赋予了州级对县级官员的部分管理权力，主要体现在州级可以参与县级官员的选任、考课和监察，这种制度对行政体制的运作有重要影响。

    　　　　二、州级参与对县级官员的选任

    唐代县级官员，长官为县令，主要佐官有丞、主簿、尉，并为流内品官。县令作为“亲民之官”，与刺史一样，特别受到中央的重视。关于县令的除授，《文苑英华》卷八○四梁肃《吴县令厅壁记》：“大历十一年（公元776年），天官精选可以长民者，于是范阳卢公由太原府祁县令为之（吴县令）。”说明县令的选任权归中央。（注：关于唐代县令的选授，参见刘后滨《论唐代县令的选授》，《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7年第2期。）丞、簿、尉在武德、贞观时还是流外官，高宗以后始改为品官，亦由吏部除授。（注：[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六三《职官考十七·县丞附主簿县尉》，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除此四官外，县级还包括诸多胥吏和职役。这些吏职的设置因县的不同等级而有不同，那么，这些吏职是否也是经过中央亲自除授呢？
    《唐六典》卷三○《三府督护州县官吏》：
    功曹、司功参军掌官吏……选举……凡州、县及镇仓督，县博士、助教，中、下州市令及县市令，岳、渎祝史，并州选，各四周而代。（州、镇仓督，州、县市令，取勋官五品已上及职资九品者；若无，通取勋官六品已下，仓督取家口重大者为之。州市令不得用本市内人，县市令不得用当县人。博士、助教部内无者，得于旁州通取。县录事通取部内勋官五品已上；若无堪任者，并佐、史通取六品已下子及白丁充之。）
    这说明州级对县级部分官员拥有选任的权力，同时规定了州级参与县级官员选任的范围。州与县虽然存在着上下级行政关系，但并不是县级的所有官员都可以由州级选任，只有县级的仓督、博士、助教、市令等流外官，归州级选任。此外，根据上引史料中的注，似乎县录事也由州级除授。选任的具体工作由州府的司功、功曹参军事负责。州级确定人选后，上报中央即可。关于州级选任县级官员的例子，史载不多，仅举一例，《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万岁通天011《大周故陕州桃林县博土杨（政）君墓志铭》：“至麟德二年（公元665年），被本州刺史卢承业追召补桃林县博士。”可见，州级选任县级官员的制度在唐代的确实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