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萧梁的社会阶级基础与宋、齐大致相同，即南来北人之次等士族，故立国以后亦厉行“分陕”制度以维护中央集权。梁武帝第七子萧绎，梁氏宗室最后一任“刺陕”者。此后荆州实际控于北朝之手。萧绎，初牧荆州在梁武帝普通七年十月；尔后，回任中枢。太清元年，其兄庐陵王续死于任所，萧绎“徙为使持节、都督荆雍湘司宁梁南北秦九州诸军事、镇西将军、荆州刺史”。[2]（卷5，元帝本纪）萧绎再任荆州已接近梁季侯景之乱，其加号“使持节”，都督九州诸军事，任使之重如史论云：“时位长连率，有全楚之资。”此“分陕”体制下，梁季萧绎所具有的突出的军政地位。
    萧詧，梁武帝长子昭明太子萧统第三子，梁武嫡孙，萧绎族侄。梁武中大通三年，萧詧“进封岳阳郡王”，中大同元年“除持节，都督雍梁东益南北秦五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西中郎将，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14]（卷48，萧詧传）雍州治襄阳，萧“詧以襄阳形胜之地，又是梁武创基之所，时平足以树根本，世乱可以图霸功，遂克己历节，树恩于百姓，务修刑政，志存绥养。于是境内称治”。[14]（卷48，萧詧传）
    萧绎叔侄分领江、襄，本梁氏求其江汉上游藩翰巩固之意。然江陵有督府之权，襄阳有嫡孙之重，二镇各持兵权且内蕴梁武“废嫡立庶”之矛盾，（注：萧梁“废嫡立庶”之矛盾，如《通鉴记事本末·梁氏乱亡》所辑录：“梁武中大通三年四月乙巳，昭明太子卒。五月丙申，立太子母晋安王纲为皇太子。朝野多以为不顺。”故萧“詧兄弟亦内怀不平”。《南史·梁昭明太子统传》亦云：梁武“帝既废嫡立庶，海内尊塌，故各封（昭明）诸子大郡，以慰其心。岳阳王流涕受拜，累日不食”。）故江、襄之争势所不免。时东魏人杜弼曾指出：梁武“废立失所”而“兵权在外，必将祸生骨肉”。[1]（卷160，梁武帝太清元年）太清二年，萧梁中央权力崩坏失去其制约宗室矛盾的制衡作用，“祸变”之必然遂借此契机而首先在荆湘地区先后爆发。
    太清二年十一月，侯景困逼台城。萧绎以督府之权号令诸镇勤王，且自将锐卒三万发于江陵。次年正月，荆州援军“萧方等及王僧辩军至”[1]建康。然而，无论荆州兵抑或其他勤王军皆“迁延坐视，内自相图”[13]（卷17，梁武帝）于建康危城之下，而悬兵于郢州武城（注：《通鉴》此条胡注曰：“荆州界尽此。”是萧绎勤王之师不出荆州可明。）的萧绎亦“托云俟四方援兵，淹留不进”。[1]（卷162，梁武帝太清三年）三月，侯景攻破台城；“既而有敕班师，湘东王欲旋。中记室参军萧贲曰：‘大王以十万之众，未见贼而退，若何！’”[9]（卷80，侯景传）可见，侯景矫诏遣散勤王诸军，萧绎即不战而归，其“虚张外援，事异勤王”，[2]（卷5，元帝本纪·史臣曰）昭然若揭。四月，萧方等归镇，萧绎“知台城不守，命于江陵四旁七里树木为栅，掘堑三重而守之”。[1]（卷162，梁武帝太清三）萧绎“坐观国变”，[2]（卷5，元帝本纪·史臣曰）在建康失陷之后迅速起建江陵城防，意在内战已豁然开朗。
    侯景乱梁打破了东晋南朝以来士族政治的核心基地，江左士族政治的社会历史亦将由此渐趋消竭，故其事变之义重在社会变迁之上。陈寅恪先生指出：“侯景乱梁，不仅为南朝政治上的巨变，且在江东社会史上，亦为划时代的大事。”[15]所谓“社会史上划时代”，意即建康士族集团瓦解而江左士族政治趋其末路。推论：江陵重建士族政权所承继的遗产只是一种末世的遗产。
    建康沦陷之后，建康士族遂将复兴的希望寄托于荆州。庾信《哀江南赋》曰：“谓荆、衡之杞梓，庶江、汉之可恃”云云。总论建康沦陷后建康士族西上者，其要如次。中原南渡高门琅邪王氏后裔王褒，所谓“地胄清华”；[16]萧绎“欲待褒以不次之位。褒时犹在郡，敕王僧辩以礼发遣。褒乃将家西上”。[14]（卷41，王褒传）南阳庾氏，庾信《哀江南赋》云：“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为族：经邦佐汉，用论道而当官。……逮永嘉之艰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倚于墙壁，路交横于豺豹。值五马之南奔，逢三星之东聚。彼凌江而建国，此播迁于吾祖。”庾信，中原南渡文化高门之后，“台城陷没，信奔于江陵”。[14]（卷41，庾信传）汝南周弘正，萧绎《金楼子》中所盛称：“余于诸僧重招提琰法师，隐士重华阳陶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王僧辩之讨侯景也，弘正与弘让自拔迎军……仍遣使迎之”，“及弘正至，礼数甚优，朝臣无与比者”。[17]复考建康士族西奔江陵之概数，史载：萧绎平定侯景后，“时朝议迁都，朝士家在荆州者，皆不欲迁”，而所谓西上荆州之建康士族“皆是东人，志愿东下”。[17]萧绎会集文武四五百人，曰：“劝吾去者左袒”，“于是左袒者过半”。[9]（卷34，周弘正传）于是可见，江陵朝廷中建康士族之数抑过其半。总上，建康士族望归江陵而相续西上，表明江陵政权无论在法统上抑或在精神衣钵上均为建康士族政权之后嗣。
 江陵在建康沉没后浮出水面以支撑萧梁士族政治残局，就权力地位和军政资源而言，当是萧绎“时位长连率”而荆州“有全楚之资”[2]（卷5，元帝本纪·史臣曰）——荆州具“分陕”地位而江陵有“督府”之重——对于时局溃变的必然回应。因此，在建康傀儡政权改元大宝时，萧“绎以为天子（指简文帝）制于贼臣，不肯从大宝之号，犹称太清四年”，[1]（卷163，梁简文帝大宝元年）揭开其创建江陵士族政权的序幕。
    萧绎重建士族政权大致有两个军事战线，一方面是占据建康的侯景，一方面是各拥强兵的藩镇；前者所谓复国，后者意在集权。颜之推《观我生赋》云：“襄阳阻其铜符，长沙闭其玉粒”，雍州无视调兵之符，湘州拒绝资粮之令；萧梁荆楚诸镇，在建康沦陷之后演为各擅军府而不相统一的权利冲突局面。于此，萧绎集中力量首先演绎其“萧墙兴变，体亲成敌”[2]（卷29，邵陵王纶传）的宗室战争。此即史论所谓：萧绎“不急莽、卓（指侯景）之诛，先行昆弟（指萧纶、萧詧、萧誉）之戮”[9]（卷8，梁本纪下·史臣曰）的道德批判。江陵集权督府的战略规划首在荆湘，大致为先定湘州（治临湘，今湖南长沙），次平雍州（治襄阳，今湖北襄樊），再取郢州（治夏口，今湖北武昌）。荆湘诸大镇，如湘、雍、郢三州刺史均为梁氏宗室，湘州刺史誉，雍州刺史萧詧胞兄，客据郢州者的是萧绎的胞兄萧纶。这就是萧绎在既定的“分陕”体制——这一集权宗室的权力配置框架中所进行的宗室战争。
    梁季权力战争，是在南北对峙的大形势下进行的。因此，战争打破的将不仅是现象上的血缘联盟，而且将从整体上削弱乃至瓦解江左防御北朝的力量。北朝，将不会无视这种内争所以提供的渔翁之利。太清三年十一月，襄阳萧“詧既与湘东王绎为敌，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于（西）魏，请为附庸”，[1]（卷162，梁武帝太清三年）打开了北朝军事力量介入江左的口子。西魏借机出兵江汉。次年元月，“汉东之地尽入于魏”，西魏军队乘胜“进逼江陵”。萧绎迫于形势，质子请和，“魏人许之”。[1]（卷162，梁武帝太清三年）西魏军事力量介入江汉后，便努力实施政治控制。大宝元年，西魏执政宇文泰册命萧詧为梁王，萧詧甘受附庸“入朝于魏”。[1]（卷163，梁简文帝大宝元年）至此，“襄阳北折而为宇文之先驱”，[13]（卷17，粱元帝）江陵失其唇卫而直接暴露在西魏的军事视野之下。江、襄分裂，破毁了江左长江上游的区域安全防卫体系，北朝的军事阴影将长期笼罩这一地区直至南北统一。
    南北朝后期南北对峙中北强南弱的形势已经明朗化，西魏南下江汉本应含有更高的战争目标。但是，在北朝自身问题未有解决之前——先则东西魏后则北齐北周并峙之交争，以及北部边境突厥之存在与侵扰——西魏这种志在一统中国的目标只能暂时搁置。易言之，在北中国未及统一并获得充分巩固之前，北方王朝对于江左的一切战争都只是一种战略意义上的有限战争。太清末，西魏相机耀兵江汉只是一次战略性的军事行为。因此，收揽襄阳以制约江陵，即达成其控制长江上游的战略意图。于此可以申论：西魏介入江襄之争并确立其对襄阳的宗主关系，则使原先的江襄之争演变为南北对峙之争，而原先梁季士族内部的权力之争将由此进入南北对峙之争的战争轨道。这种对抗对象与性质的变化威慑并制约着江陵政权的发展。大宝三年三月，萧绎属部王僧辩军收复建康，侯景北逃死于海上，江陵光启中兴之业趋于巅峰；王僧辩上表劝进。然审论形势则并非太平，史论云：“元凶克翦，社稷未宁。”[9]（卷8，梁本纪下第八）其“未宁”，宗室并立强藩割据（岭南有萧勃，益州有萧纪）而北朝势力有以介入之不宁，个中，西魏卵翼下的襄阳尤为棘手。故萧绎斥之曰：“淮海长鲸（指侯景），虽云授首；襄阳短狐（指萧詧），未全革面。太平玉烛，尔乃议之。”[2]（卷5，元帝本纪）可见，一面面对光复故都的荣耀，一面面对近在咫尺的襄阳，萧绎却不能不踌躇其九五之尊的权力欲望。
    梁季之争集中于宗室诸王之范围，由“王”而“帝”的权利之争是其又一突出特征。太清之祸侯景颠覆了萧梁中央政权，大宝三年三月，荆州“复国”成功。但是，这种政权再造的契机启动的却是梁氏诸王称帝的野心。大宝三年四月，萧绎八弟武陵王、益州刺史萧纪居成都称帝，并迅速“率巴、蜀大众连舟东下”。[2]（卷5，元帝本纪）荆、益构隙并进入交战状态。十一月，萧绎称帝并即改元承圣，奠都江陵。承圣二年（公元553年），萧绎乞兵西魏以牵制东下的萧纪，西魏应请自散关进军益州，萧纪情牵两面败死峡口（今湖北宜昌市西长江西陵峡口）。荆益内争而萧绎借兵西魏，是江陵权力梦幻的又一个噩梦。史论荆益形势若项背之依，“北朝之于益州，得之即可拊荆州之背”，[18]故西魏宇文泰应请伐蜀，曰：“取蜀制梁，在兹一举。”[1]（卷165，梁元帝承圣二年）西魏袭取益州，江陵失却其“生死之所自操”[13]（卷17，粱元帝）之西上屏障。
    萧绎平定萧纪，梁季宗室内战趋于尾声。然而，从血缘集体征战中走出的江陵政权却不得不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北朝军事力量。西魏收揽襄阳占领成都后，在军事上已完全打破江陵所以自存的安全防御体系，江陵陷入“上流失、咽抗夺，困孤城以自毙”[13]（卷17，粱元帝）的形势。承圣三年十月，西魏再次进击江汉，军队“至于襄阳，萧詧率众会之”。[2]（卷5，元帝本纪）十一月，联军渡过汉水，遂分兵占据江津（今湖北沙市东南），切断江陵东归之路。萧绎征兵于建康，“别敕僧辩云：‘黑獭（西魏执政宇文泰）背盟，忽便举斧。国家猛将，多在下流，荆陕之众，悉非劲勇。公宜率狴虎，星言就路，倍道兼行，赴倒悬也。’”[2]（卷45，王僧辩传）江陵武备不足而且缺少领兵之将，再现的是南朝后期士族政权所有的致命弱点。再则，设江陵为一扇面之圆心，则江津被占，江陵断其东归之扇骨；而成都襄阳西、北二端扇骨业已折断，江陵孤城之势危若累卵。是月丙寅，江陵城陷。萧绎城破被俘，死于土囊闷杀酷刑。西魏以江陵缘江三百里之地册立萧詧为梁主而取其雍州，“尽俘（江陵）王公以下及选百姓男女数万口为奴婢，趋归长安”，[1]（卷165，梁元帝承圣三年）江陵残破“寂寥井邑，荒凉原野”。[14]（卷48，萧詧传）萧詧居江陵东城建立“后梁政权”，西魏置江陵防主驻江陵西城，“名曰助防，内实防之”，[1]（卷165，梁元帝承圣三年）实施其宗主监控。至此，江陵士族政权灭亡。萧詧被迫以雍换荆，荆州无以自立受控于北朝。梁氏内战结束而荆州江陵易手于北，可以说是萧绎叔侄内战之手共同酿制的苦果。萧绎，既是梁室最后一任“刺陕”者，亦是南朝“拟周之分陕”制度的终结者。
    梁季，侯景之乱在摧毁建康政权的同时也摧毁了建康士族集团，因此，事变具有摧毁南朝统治中心和南朝统治阶级中心的双重含义。建康陷落之后，地居长江上游的荆州，凭借其“分陕”体制框架内的权力资源走上历史前台，乃是荆州暨江陵政治地理地位对于时局溃变的必然选择。江陵上升为梁季最高政治中心，并成为建康士族孑遗者的栖息地。江陵士族集聚并重建政权的战争，其显性的战线有两条，即歼灭侯景以复国、削平宗室以集权；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隐性的战线，即北朝军事力量介入后可能引发的南北战争。随着显性战线的深度推进，江陵步入所谓“光启中兴”的巅峰。但是，这个巅峰的脚下却深埋着不可愈复的裂痕。江襄之争使襄阳北折，荆益之争使成都易手，江陵丧失了自固自存的战略要地并使自己直面强大的北朝军事力量。梁季士族内部的权力战争，由此转化为南北对峙的战争。承圣三年十一月的“江陵之陷”，使江左最终失去了长江上游战略重镇，影响深远及于南北统一，此不详论。[19]承圣三年十一月的“江陵之陷”，“尚书王褒以下，并为俘以归长安”，[9]（卷8，梁本纪下第八）集聚江陵士族的全数北迁则标志着江左200余年士族政治的终结。因此，陈寅恪先生曰：“梁末之乱，为永嘉南渡后的一大结局。”[15]此结局，士族政治之结局。此后，南朝陈的建立，社会阶级基础已殊异于前。江陵政权短暂的历史呈现方式，尽管交织着梁氏宗室内战的史迹，但其实质，揭扬的只是南朝士族政治趋于末路的悲凉。作为南朝士族政权的终端，江陵的兴亡乃是江左政治、社会演变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