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梁武帝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八月，东魏降将侯景据寿阳反梁；十月，侯景叛军自横江济于采石掩袭梁都建康；建康告急，梁宗室诸镇起兵勤王。然“诸军互相猜阻”，“相仗不战”[1]（卷162，梁武帝太清三年）的勤王态势，已将萧梁宗室诸王觊觎最高权力的意图暴露无遗。太清三年三月，建康保卫战以侯景攻陷台城宣告结束。然而，建康沦陷，“太清之祸”却未能尘埃落定；梁室失鹿而梁宗室诸王权力之争亦迅疾展开。翌年，建康傀儡政权改元大宝，梁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据江陵（今湖北荆州）“犹称太清四年”。[2]（卷5，元帝本纪）萧绎此举，揭开江陵政权创建的序幕。太清六年三月，萧绎荆州军克平建康，侯景北逃死于部属之手；十一月，萧绎据江陵改元称帝，江陵政权走上历史前台。然处在北朝军事力量窥视背景下的萧梁宗室内战，将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北朝的军事力量。承圣三年（公元554年）十月，西魏再次遣军江汉并会合萧梁雍州刺史萧詧；十一月，西魏萧詧联军攻陷江陵，江陵政权灭亡。
    建康沦陷，实质是江左士族政权瓦解而士族政治淡出历史舞台的社会历史事件。江陵政权重建，一则建康士族政权之后嗣，再则6世纪中国复归统一前的最后一个士族政权。质言江陵政权兴亡，当与东晋南朝地理形势与军事政治关系甚紧，当与南朝统治阶级变动与新的中央集权制度创行关系甚紧，当与南徙北方士族所以结聚江汉而促进江陵士族社会之形成关系甚紧；次之，萧梁“分陕”制度下的权利配置，步武“太清之祸”而骤起之萧梁宗室的内争，北朝军事力量相机介入等涉及萧梁政局及南北对峙格局变迁诸因素，也在在与江陵士族政权之兴亡关系甚紧。凡此内涵6世纪江左社会历史迁演变化之内容，或为同志未及详论，现述论于次。

    　　　　一

    荆州治所江陵军事中枢地位形成，起于三国鼎立南北交争东西抗衡时代。东晋南朝均奠都建康，其面北防线游移于江淮一带，南北交争形势固在而复夹有中央大藩之间的东西之争，形势约略等于三国，因此沿江皆为要地而江陵首膺上流重镇。荆州关系东晋南朝内外之紧要，迄于梁末江陵失陷方始“不复存在”。[3]史云：“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4]（卷66，何尚之传）“荆州为国西门”。[5]
    东晋南朝“委荆以阃外”，首先在于完成全江之守以抗御北朝。这是荆州作为江左重镇的一个方面。次之亦如《南齐书·州郡志下》荆州条下所云：“江左大镇，莫过荆、扬。弘农郡陕县，周世二伯总诸侯，周公主陕东，召公主陕西，故称荆州为陕西也。”是则，东晋南朝比视荆州为姬周之“陕西”，是内涵着中央政权寄托藩翰的军事政治意图的。这是荆州作为江左重镇的又一个方面。东晋至梁先后四朝均视荆州为“陕西”，江陵亦称“西府”、“西台”，治荆之方伯亦称“刺陕”、“分陕”。概言之，居于长江上游的荆州，在南北对峙形势下，有全江之守之重；而置于东晋南朝内部而言，则西东之间复有藩翰中央根本之重。后者，于东晋南朝中央政权稳定与否关系甚紧。故南朝刘宋以下厉行“拟周之分陕”制度，集权宗室，以解决大江上下东西权力配置上的冲突。
    彭成刘氏，所谓“京口楚子集团”，[6]为北来武人之豪族，与东晋立国以来的王谢高门不同，属于二流士族。为解决“东晋世族以荆州为根据地，控制上游强兵以夺取建康中央政权”[3]这一问题，刘宋以荆扬“二州之重，咸归密戚”。[4]（卷66，何尚之传·史臣曰）史称：“初，高祖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4]（卷86，武二王传·南郡王义宣传）寄奴诸子分镇荆州，开启刘宋削夺世家大族兵权于上流以巩固中央集权的“分陕”制度的先河。尔后，“势之所重，非亲不居”。[4]（卷42，王弘传）宋文帝嗣位一遵先君遗制，刺荆之任先后以宗室彭城王刘义康、江夏王刘义恭、临川王刘义庆、衡阳王刘义季、南郡王刘义宣等承之。此即盛弘之《荆州记》所结记：宋文帝“元嘉中，以京师根本之所寄，荆州为重镇，上流之所总，拟周之分陕”。[7]荆州刺史之任总揽于宗室，开启了南朝“分陕”于荆以维护中央集权的制度。此后，齐梁均因循而不变。
    刘宋以下齐、梁因之的“拟周之分陕”制度，其实内含着江左士族政治变动的底蕴。自刘宋始，东晋世族政治条件下的“王与马，共天下”的皇室大族分享政权之格局渐起变化，门阀大族逐渐淡出权力斗争舞台。促进这一江左社会统治阶级的变迁：一则，握有兵权的二流士族将演为南朝王朝嬗替斗争舞台的主角；二则，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将进一步归结为宗室诸王之争。正如周一良先生所指出的：“由于世家大族不能再控制荆扬等重要地区，军事实力大为削弱，政治上之力量亦因之而减。此所以宋齐时地方起兵夺取中央政权者，非复昔时之世家大族，而为宗室诸王，取得皇帝地位之宋齐两明帝刘彧、萧鸾，即其代表人物。而夺取宋齐两朝政权之萧道成及萧衍，又皆二流侨姓之握兵权者，既非北来之王谢大族，亦非孙吴以来之朱张高门也。”[3]易言之，王谢高门士族息影政坛之背后隐伏着荆扬大镇易手的历史情况，而刘、萧次等士族走上政坛前沿并集权中央是以创行“拟周之分陕”制度为标志的。
    “拟周之分陕”，在于集权宗室以革除荆州“窥觎”[8]中央的权争之弊。但是集权亲亲的血缘性权力结构，是无法改变权力火拼亦终归于亲亲的封建权力悖论的。宋、齐诸王之争以及萧梁末年“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9]（卷7，梁本记中第七）的南朝历代宗室内争史，正是这种制度“宿命”的具体的历史呈现方式。“拟周之分陕”，可以解决东晋王朝皇室与世家大族共享政权而荆扬之间不能不有其剧烈冲突的问题。但是，荆扬事权分置宗室而诸王势均必争的问题，却是这个制度所无法回避亦无法解决的。拥有荆州大镇的宗室诸王将凭借其权力资源而争夺最高权力的问题，是“分陕”制度创行与遵循者所始料不及和无法回避的。
 荆州为军事政治之中心，故其治所江陵，始终为南朝长江上游之都会。在北方士族相次南徙江汉的流动中，江陵进一步发展为南朝士族政治的又一中心。西晋末年，司马失守中原，北方士族大率逾淮南徙，其南徙路线约略有二，“一至长江上游，一至长江下游”。[10]所谓长江下游者，以建康为中心而延及会稽、临海今浙东之区域，社会阶级主要为北来士族之上层，如王谢诸高门。所谓长江上游者，以江陵为中心兼及襄阳今江汉之区域，社会阶级主要为北来士族之中层，如南阳庾宗刘诸家。陈寅恪先生指出：徙居江陵之北人士族，“其政治社会地位稍逊于洛阳胜流如王导等者，则不必或不能移居江左新邦首都建业，而迁至当日长江上游都会江陵南郡近旁一带”。[11]他们大抵为文化士族，“其先本居南阳一带，后徙居江陵近旁地域，至江左政权之后期渐次著称”。[11]南徙江陵地区的次等士族固是江左士族社会一部分则无疑，其为江陵士族政治之中坚亦无疑；其“渐次显著”，是南朝士族政治版图的重要变化更无疑，这种变化起于齐梁之际而要在侯景之乱的爆发。易言之，侯景之乱，建康沦陷，建康士族集团的整体性衰退，是导致梁季政治中心转移于江陵、导致南朝后期士族社会中心转移于江陵的重要事件。
    再则，北人南迁江汉时间较晚而侨居襄阳者，大盖有两类，一类为北方次等士族，一类为流民，特征是具有武力，所谓“有战斗力之武人集团”。[11]襄阳直面北朝而紧邻江陵，“江陵去襄阳步道五百，势同唇齿，无襄阳则江陵受敌”。[12]襄阳实为江陵的军事性卫星城。所谓襄阳不守则江陵不立，亦如明清之际王夫之所云：“襄阳亡而江陵之亡可俟矣。”[13]（卷17，粱元帝）江、襄二镇在军事上富含相依相维之形势。是以南朝江汉区域的权力配置大多合一江襄集权宗室，目的是凭借血缘联盟巩固“国之西门”。可以申论：南朝后期，襄阳已衍为武力集团集聚地；建康沦陷后，江陵已衍为士族集团集聚地：其二镇合，或可维持江左士族政权之残局，其二镇争，则残局立溃而荆州易手于北——江左“横江而中溃”——而江左“未有不殒者”[13]（卷13，晋成帝）之势甚明。此南朝有荆州之重而江陵不能失襄阳之义。
    结论上列：首先，古代中国，凡生成南北交争、东西抗衡之格局，则长江上游荆州必居其军事中枢之地位，此长江限隔南北条贯东西地理形势使然。次之，南朝“分陕”制度之弊，将不免把权力斗争的焦点转移于宗室之间，这是南朝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一个基本特征。复次，北方士族南徙江汉侨居江陵者，衍至梁季已渐次生成为江左士族政治又一中坚力量，这是江陵所以在建康沦陷之后可以浮出水面的依据所在。最后，江、襄二镇于军事地理上富含相依相争之形势，襄阳为南徙北人有武力者，江陵士族政权视其向背为兴亡关系之所系。凡此东晋南朝而下军事地理之形势、集权体制之特征、士族社会集团变化诸关系，均构成梁季士族政权所以转移于江陵之因素。而萧梁“分陕”江汉配置宗室权力之结构，侯景乱梁瓦解建康士族集团之契机，梁氏宗室内争之起爆而北朝军事力量相机之介入，则相催相激演为梁季江陵士族政权所以兴亡之具体历史呈现方式。试述论于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