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南北朝时期外交使节的行进路线，随着时局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北魏初，首都原在乎城，孝文帝后期迁都洛阳，其后分裂为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各自定都于邺城与长安，隋都亦在长安。南朝都城均在建康，梁元帝时与后梁政权则定都于江陵。使节主要是往返于两国都城，因此，随着南北朝政局的变化，都城迁移，使节的路线也出现了数次的变动。大致而言，北魏与刘宋、南齐时期的通使是“平城—建康”往返的路线，北魏与萧梁的通使是“洛阳—建康”，东魏、北齐与梁、陈的通使为“邺城—建康”，北齐与北周是“邺城—长安”，西魏、北周与陈则是“长安—建康”，隋与陈也是“长安—建康”往返的路线。此外，梁元帝时期、后梁政权与西魏（北周）的通使是“江陵—长安”，梁元帝与北齐的通使则是“江陵—邺城”。不过，梁元帝时期、后梁政权与北朝政权之间，以及北齐与北周之间的通使，由于未见有使节行迹的直接史例，可供佐论的相关史料亦不多见，在此暂时搁置，不加臆论。
    关于南、北朝使节往来的路线，目前尚未见有专文讨论，惟逯耀东的《北魏与南朝对峙期间的外交关系》（注：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1年，第341-392页。）、前田正名的《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注：前田正名著，李凭等译，《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与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图考（五）》（注：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五）河东河北区》，（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年。）中略有涉及。逯文广泛论述了北魏与南朝的外交关系，其中一节谈到“边荒”与使节的往来：“南北的战场大多摆在淮泗之间，这个地区也正是南北使节往来交聘的主要道路，他们大多渡淮泗后，经邺，然后经山阳、彭城、广陵的大道北上，所以不论是从平城、洛阳、邺南下，或者由建康北上，淮泗都是他们必渡的津口。”（注：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第369页。）逯文注意到南北使节来往的路线，但在大略指出淮泗是必经之地后，主要篇幅便着重在南北边界——“瓯脱（即边荒地带）”的论述，使节路线遂模糊于广大的边界中。且其所谓的“渡淮泗后，经邺，然后经山阳、彭城、广陵的大道北上”，城镇的位序颠倒错乱，从南到北应该是广陵—山阳—（渡淮，转泗水）—彭城—邺。再者，从邺到建康与从洛阳到建康的路线虽然都会经过淮、泗，但这两条路线并不尽相同，逯文也未及辨明。前田正名与严耕望均注意到《水经注·滱水》中宋、齐使节经倒马关进入平城的记载，此外，前田正名进一步推论南北使节走的是太行山东麓路线，严耕望则注意到了南北使节利用济州碻磝津越渡黄河的情形。尽管如此，这些研究成果大致都是片段的，或只注意到单一路线，未能将当时南北交使的路线做较为完整的呈现，本文即企图在这点上略尽绵力。
    在研究方法上，由于相关史料的记载相当零碎，常为使节事迹叙述中偶尔出现的地名，某些地名则只见于诗歌的诗题中，内容相当简略，增加不少研究上的困难。我们首先得将不同时期的资料区分开来，例如北魏平城时期与洛阳时期的路线即不相同；再则，对于较隐微的地名信息，例如只提到古人的坟墓，我们也得将墓地的所在查找出来。目前“邺—建康”的路线因直接证据较多，大抵上是由点逐一连成线，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平城—黄河岸”、“洛阳—建康”与“长安—建康”三线，因直接证据只有一两条，本文仅能根据大致的方向，佐以当时人官私往返的资料，将整条路线拟构出来。
    基于论述上的考量，本文先将南北朝的使节路线分成以下四段，即：一、平城到黄河岸；二、建康到黄河岸；三、建康到洛阳；四、建康到长安。其中，一、二两条路线以黄河为断，乃是因为从建康到平城或邺城的南半段路线是一样的，为免重复，将它们分成两段论述，条理上会比较清楚。在此四段路线考察完毕后，再于结论中将南北朝使节路线简明地钩勒出来。

    　　　　一　平城至黄河岸

    根据日本学者前田正名的研究，4世纪末至5世纪末，以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为中心，已经发展出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从平城南下到黄河岸大致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平城翻越句注山、雁门关，沿汾河南下；一条是自平城向东南，经莎泉、灵丘，沿滱水流域东南行，翻过倒马关，抵中山城（今河北定县），从中山城沿着太行山东麓路南下经邺抵达黄河。严耕望与前田正名均根据《水经注·滱水》中“齐、宋通和，路出其间”（注：（北魏）郦道元注，〔清〕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水经注疏》卷11《滱水》，（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51页。）的记载，论证了南北使节是经由灵丘、倒马关道进出乎城。前田正名则在考察了太行山东麓路在当时南北军事与官私商贸交通往来的重要性后，又进一步推论说，南北使节是沿着太行山东麓路北上，到达中山之后转入平城（注：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五）》，第1476-1482页；前田正名著，李凭等译，《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187、295-296页。）。《水经注》指出了从平城到黄河岸使节行进的主要动向，即南北使节是从平城通往河北再南下，而不是从雁门关沿汾河南下。不过，这段路还须分成两部分再做进一步说明，一是从平城经莎泉道（或灵丘道）到中山，一是从中山南下到黄河岸，分论如下。
    从平城到中山大致有两条路线，一是经由上谷路，先向东北，再转东南的大迂回路线；二是从平城穿越太行山、恒岭，直达中山。第一条路非使节所经，在此不论。第二条路经过的是太行山的飞狐诸陉，其间诸道纷出，十分复杂，严耕望与前田正名两人虽然都认为南北使节是经由灵丘、倒马关道进出平城，但对于从平城到中山间的完整路线则有不同的理解。首先，从平城到倒马关的部分，严耕望认为是从乎城向东南，沿滱水河谷，经灵丘至广昌，从广昌再下倒马关；前田正名虽然认为从倒马关通往广昌的路应该是存在的，但也指出从平城经灵丘之后，有灵丘道沿滱水河谷直下倒马关，并不须经过广昌（注：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五）》，第1484、1499页。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185页。）。显然，两人对于《魏书》所载的482年孝文帝发动五万人修治灵丘道的路线位置看法是不同的，严耕望所认为的灵丘道应是从灵丘先到广昌再到倒马关的路段，而前田正名则认为应是从灵丘直通倒马关。北魏曾有三次开辟从平城到中山之通路的记录，第一次是在398年发卒万人开辟的“直道”——自望都铁关凿恒岭至代五百余里，第二次是436年以12,000人开辟灵丘西部的“莎泉道”，第三次则是前述的482年以五万人修治的“灵丘道”（注：《魏书》卷2《太祖道武帝》、卷4上《世祖太武帝》、卷7上《高祖孝文帝》。）。从修治的时间与工人的数量来说，灵丘道（灵丘—倒马关）应该是在不满于“灵丘—广昌—倒马关”这种迂回路线下所开凿的直线路段，因此，笔者倾向于赞同前田正名的看法。
    尽管笔者赞同前田正名对于灵丘道的看法，但关于使节往来路线的部分却还有商榷的余地。前田正名将436年的莎泉道与482年的灵丘道视为同一条路线，因此，他认为，在436年之前，南北使节走的是从中山经“直道”通广昌，再从广昌北接飞狐道至蔚县通平城，436年莎泉道通了之后便开始走倒马关通灵丘的路线（注：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189-191页。）。笔者认为莎泉道与灵丘道乃不同时段开凿的通道，前后相差46年，其间的差异显然可见。惟据《水经注·滱水》载：
    滱水自倒马关南流，与大岭水合。水出山西南大岭下，东北流出峡，……滱水又屈而东，合两岭溪水，水出恒山北阜，东北流历两岭间，……齐、宋通和，路出其间（注：《水经注疏》卷11《滱水》，第1051页。）。
    既然倒马关是宋齐的使节通往平城的必经之路，那么，在482年灵丘道开通之前，宋齐的使节未必是从中山走“直道”通广昌，上接飞狐道，而较有可能是经倒马关至广昌，从广昌再到灵丘，亦即前述严耕望所指的“灵丘—广昌—倒马关”路线。灵丘道开通之后，南朝齐（宋亡于479年）的使者则直接从倒马关通向灵丘。此处尚有一点必须辨明的就是直道的问题。前田正名认为直道所经过的恒岭乃是望都铁关与广昌之间的广昌岭，其得名是因比起迂回的上谷路来说，它可以更直接地进入飞狐道（注：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189页。）。亦即，前田所拟的直道是从中山经望都到广昌。严耕望则认为道武帝发卒万人修直道一事，应只是针对晋朝时的望都关道施行加工而已。大致路线可能是从倒马关南下南、北两岭，直趋唐县（注：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五）》，第1476、1482-1483、1496页。）。笔者赞成此说，因为道武帝发卒万人治直道，其事甚为仓促，不仅动用工人仅万人左右，修治的时间甚短，约不到廿天。很难想象在如此短少的人力与时间下，能不经倒马关而开凿出从望都到广昌之间的直通道路，故直道路线当以从中山通往倒马关为宜（注：据《魏书》卷2《太祖纪》载，398年正月庚子，道武帝从中山到邺，之后又从邺返回中山。由于准备返回平城，乃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铁关凿恒岭至代五百余里”。不过，当月辛酉，道武帝已经启程从中山往望都尧山。推算从庚子至辛酉的日数前后约计22天，但须扣除庚子后从邺返回中山的日程，因此，所费时间应当不超过20天。）。兹将前文的讨论以简明的路线呈示如下：
    平城—莎泉—灵丘—（广昌）—倒马关—中山
    从平城到中山的路线已论述如上，接着考察从中山到黄河岸的部分。前田正名深入探讨北魏中山城的地理位置、交通路线、军事与商贸活动之后，认为中山位居平城通往河北的要冲，是太行山东麓南北交通大道上的重要枢纽，往北既可到营州龙城，还可到辽东、朝鲜；往南可到洛阳、河南等地。由于太行山东麓路具有如此重要的交通地位，而中山又为此路的枢纽，前田便直接地认为南朝使节是沿太行山东麓路北上中山，再转进平城。兹据北魏诸帝南巡的路线，将这段路简示如下：
    中山—真定（常山郡）—高邑（赵郡）—邺—滑台（一向汲郡）（注：参见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196-200、412-413页。）
    作为南北交通的要道，此路的存在与官私商旅往来的频繁是毋庸置疑的，但须注意的是，关于此路线的行经记载，通常都与洛阳或长安有关，从这两地往返河北、东北等地，较少见到有从江南北上之后进入河北的情形。从江南北上至黄河，使节通常会经过济州碻磝津，到达碻磝后，若要走太行山东麓路，必须先西上黄河，到达滑台后再北转进入邺城，而后北上至中山。从碻磝经滑台到邺是东魏北齐与南朝通使的必经之路，因邺乃东魏北齐的都城所在。（详参下节）然若要从碻磝前往中山，此种走法显得拐弯抹角，令人不禁怀疑是否有其它更直便的通路。
    严耕望指出，太行山以东的河北地区，除了太行山东麓的南北驿道外，仍有两条南北干线，其中一条称为“河北平原之中部纵贯线”，简示如下：
    洛阳—卫州—澶州—魏州—贝州—冀州—（深州）—瀛州—莫州—涿州—幽州（注：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五）》，第1644-1649页。）
    显然，此路也是东北—西南走向，沟通洛阳与河北之间的交通。须注意的是“贝州—冀州—深州”这个路段，北魏时为“清河（相州）—信都（冀州）—博陵（定州）”。据《魏书》载，魏帝曾多次从中山巡幸至信都（今河北冀县），孝文帝迁都洛阳的路线也是从中山到信都后再转至邺，亦即从中山到信都之间的交通路线，北魏时已经存在，且为帝王巡幸的重要路段（注：北魏诸帝巡行的部分可参见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412-413页。孝文帝迁都的路线则参见《魏书》卷7下《高祖孝文帝》。）。那么，从碻磝往北直通信都、博陵到中山的路线是否存在呢？据《魏书·世祖太武帝》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