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社会舆论对割据群雄均有品评，这种品评对于士大夫选择君主也会产生重要影响。毛玠本来打算投奔刘表，未至，闻刘表政令不明，于是改投了曹操。[10]益州牧刘璋虽为汉室宗亲，据有益州之地，却不能赢得士大夫的拥戴。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谈到，刘璋闇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由此可见当时舆论对刘璋的评价在西川士大夫中所产生的影响。因此后来刘璋集团的士大夫中暗通刘备，或望风转向者不乏其人。
对君主有条件的选择还表现为许多士大夫不再对君主从一而终，而是在不同的君主之间不断“跳槽”。如：西川张松、法正，仕刘璋而暗通刘备。袁涣最初随刘备，后为袁术所用，再随吕布，最后归顺曹操。贾诩先后在董卓、段煨，张绣、曹操等诸侯之帐下为谋士。而当时舆论对士大夫的“跳槽”之举，通常表现出理解与宽容，一般并不以之为耻。
上述士大夫选择君主的情况，大多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
诸葛亮在向刘备劝进时说，光武称帝前，群臣再三劝进，光武一再辞让。耿纯进言道：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也。诸葛亮举出耿纯的言论，直截了当向刘备指出，士大夫之所以追随大王长期勤劳，亦是希望尺寸之功如耿纯之言罢了。[9]在此，诸葛亮将乱世期间士大夫追随明主的真实意图一语道出。士大夫投奔刘备麾下，表面上是因为刘备以复兴汉室为号召，是出于对正统的向往，实际上价值取向的核心仍然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
蜀汉集团尚且如此，孙、曹两个集团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实用主义色彩就更为浓厚。曹操唯才是举，公开打出实用主义旗号，这对于实用主义价值取向的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士大夫投靠曹魏，出于现实利益驱动者居多。后来司马氏篡魏，士大夫大多弃曹魏如弊履，正是这种实用主义价值取向的具体体现。孙氏父子兄弟既非汉室宗亲，又无中央王朝的正统名义，但江南士大夫效忠孙氏的不乏其人，东吴集团士大夫的实用色彩主要体现在与世家大族休戚相关的利害关系之中。
3.过去被压制的价值观念重新抬头
战国秦汉以来，游侠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特殊社会群体。游侠或振人于穷急，脱人于厄困；或睚眦杀人，称霸一方，与豪强结合形成一股社会势力。游侠以武犯禁，为法度所不容。但游侠言必行，行必果，一诺千金，扶危济困的行为，一直颇受士人称道。游侠讲义气重然诺的价值取向对社会有相当影响。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任用酷吏打击游侠豪强，游侠及其社会影响逐渐淡出，几近销声匿迹。
三国时期，在正统思想弱化、价值取向趋于多元格局的情况下，游侠讲义气重然诺的价值观念重新抬头，对于割据称雄者争取和维系人心，巩固内部团结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刘备与关、张，名为君臣，实则恩若兄弟。关、张等人出生人死长期追随刘备，并非主要出于忠君的正统观念，而是由于刘备个人恩德的感召，其核心是同生共死的朋友兄弟之义。关羽被曹操所擒，曹操对他优礼有加，但关羽仍执意离去，曾叹息道：“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11]后世对关羽“义薄云天”的评价，就是对三国时期士大夫价值取向的一个明确的诠释。
刘备白帝城托孤，谓诸葛亮曰：“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9]对诸葛亮不是责之以忠，而是动之以情，勉之以义。无论刘备说这话是出自何种考虑，若按汉代儒家正统观念，作为蜀汉皇帝说出这种话来是绝对有违礼制的。蜀汉以汉室正宗自居，以复兴汉室为己任，蜀汉天子绝对只能姓刘而不能姓诸葛，即便嗣子是白痴，江山社稷也绝对不能让诸葛亮取而代之，这是一个统绪攸关的重大原则问题。当年汉哀帝乘着酒兴对宠臣董贤说：“吾欲法尧禅舜，何如？”大臣王闳立即严正指出：“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亡穷。统业至重，天子亡戏言！”[12]在汉代儒家正统观念中，即使是天子戏言让位于外姓也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可见，刘备与诸葛亮之间为后世称羡不已的理想君臣关系，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儒家正统观念中的君臣关系，而是一种掺合了朋友之义的君臣关系。
在孙吴集团中，这种以义气维系君臣、同僚关系的现象也比比皆是。
孙策创业，以张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升堂拜母，如比肩之旧。[13]顾雍迎母于吴，既至，孙权前往迎贺，亲拜顾雍之母于庭。[14]以君主之尊而拜部属之母，显然是欲以朋友之义来巩固君臣关系，以赢得部属的效忠。
太史慈被孙策所擒，孙策为之解缚劝降，并咨询进取之术。太史慈表示愿意回去召集旧部前来归降，孙策当即应允，并与太史慈约定返回时间。诸将皆认为太史慈必定一去不返，孙策却说：“太史子义，青州名士，以信义为先，终不欺策。”太史慈届时果然率众来归。[15]孙策与太史慈这番言行，俨然当年游侠再世。
刘备伐吴，有人说诸葛瑾已遣人往蜀，孙权说：“孤与子瑜有生死不易之操，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在孙权看来，自己与诸葛瑾的关系不仅是君臣关系，更是莫逆之交，维系他们关系的主要不是君臣纲常，而是一种生死不渝的朋友义气。
二、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变化带来的社会影响
在封建社会中，士大夫的价值观体现社会主流价值观。三国时期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变化，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士大夫心目中君权神授观念淡化，使权臣篡位越来越无所顾忌。西汉末年王莽篡汉，犹托名周公辅成王，对士大夫的舆论还有相当顾忌。曹丕篡汉，还须借禅让作为掩饰，对君臣劝进再三假意辞让，然后才取而代之。篡位后对废帝多少还有一定优待，至少保全其性命。自司马炎篡魏，到南朝帝位更替，篡位变成赤裸裸的军事政变，对废帝大都从肉体上予以消灭。五代军阀甚至声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兵强兵壮者为之”。汉儒树立的天子受命于天的神话几乎完全破灭。直到宋代以后，皇权神圣的观念才重新得以构建。
其次，士大夫实用主义价值观念泛滥。许多士大夫在改朝换代之际顺势投靠新主，死义守节之人越来越少。篡位者受到的实际抵制大大减弱。魏晋以来，篡位之风大盛，历数百年而不衰，愈演愈烈，与此不无关系。
再次，以义气为重的价值取向与儒家正统思想为代表的社会主流意识并存，逐渐为后世下层社会所吸取，成为凝聚力量反抗主流社会的一种思想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