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汉董仲舒强调人君受命于天，宣扬天人感应，神化专制皇权以来，以尊君抑臣为特点的儒家大一统思想取得独尊地位，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儒家大一统思想目的在于绝“篡祀”，维护皇权的至高无上地位。儒家的独尊地位所带来的儒家思想与仕途的结合，学术与利禄的紧密联系，更进一步强化了儒家正统思想的地位。两汉提倡经学，以经学人仕成为士人的利禄之门；其时的清议，可左右乡间、郡国以至京师舆论，其理论依据为儒家纲常名教，它集中体现了儒家正统思想的价值取向，并直接影响到士大夫仕途的进退。这种情况促进了士大夫的主流价值观与儒家正统思想合流。
    东汉末年至三国鼎立，诸侯割据，战乱频繁，中央王朝势力急剧衰落，儒家正统思想受到空前冲击而严重削弱。汉室倾颓，群雄并起的社会现实，使士大夫的价值取向随之发生变化，出现了若干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一、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变化

    　　1.天子受命于天的观念发生动摇
    东汉末年，董卓废少帝，立献帝，以臣子擅自废立，一时朝野舆论大哗，天下群起而攻之。尽管群雄起兵各有目的，但天下共讨之局面的出现仍体现了儒家正统思想在维护皇权方面所发挥的特殊重要作用。到了后来，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玩弄汉献帝于股掌之中，甚至公然杀害伏皇后，而在士大夫中引起的反响远不及当初，受到抵制和反抗的强度与广度也远不及当初。这表明随着割据局面的形成和发展，儒家正统思想观念已经动摇并逐渐淡化。
    更有甚者，一些士大夫对于窥伺神器的行为也予以默认，甚至推波助澜。孙权建议曹操称帝，固然别有用心。不过，在汉献帝仍然在位的情形之下，孙权敢于公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已经不必担心被天下士大夫斥责为乱臣贼子。曹操方面对孙权的建议也并不认为大逆不道，只是纯粹从利害的角度予以权衡。曹操以孙权书信示僚属，侍中陈群、尚书桓阶极力劝进，认为汉朝到了今天，“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曹操十分天下已有其九，若再尊崇汉帝，会让天下人失望，曹操只有当仁不让地做皇帝，才算是畏天知命。曹操则表示“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1]，其意思是并非自己不能做皇帝，只是留给儿子去做罢了。可见在曹操、孙权以及相当部分士大夫心目中，已经不把庇佑汉天子的天命当成一回事了，汉朝的皇权已无神圣可言。
    当初董仲舒为了杜绝人臣以下犯上的僭篡行为，曾大量列举天象示警的事例以震慑乱臣贼子。董仲舒在其著作中引用了近百条春秋传记，反复强调的是非僭。《王道篇》说：“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日为之食。……春秋异之，以此见悖乱之征。”[2]然而汉儒为了维护皇权苦心营造的天人感应的神话，已被三国时期的现实无情地击破了。
    针对当时群雄逐鹿的局面，曹操说过：“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3]曹操所言确系实情。企图称王称帝，或企图拥立新主以求富贵者大有人在。周瑜劝鲁肃投靠孙权，说：“今主人亲贤贵士，纳奇录异，且吾闻先哲秘论，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推步事势，当其历数，终构帝基，以协天符，是烈士攀龙附风驰鹜之秋。”周瑜等人显然早有拥立孙氏取代汉室之心。鲁肃更是私下劝孙权不必效法齐桓公的尊王之举，认为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孙权应鼎足江东，进而占据长江流域，然后建帝号以图天下。[4]袁术则公开表露其称帝的野心，对群下宣称：“今刘氏微弱，海内鼎沸。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于诸君意如何？”僚属之中除了主簿阎象委婉表示不妥，无人站出来反对。袁术称帝后，先后被吕布、曹操击败，走投无路之际，又打算将帝号归于袁绍。当时割据势力中抱有登基称帝企图者不乏其人，之所以鲜有公开付诸实施者，并非由于儒家正统思想束缚，敬畏天命，只是顾忌有曹操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存在而已。

    　　2.无条件效忠君主变为有条件地选择君主
    东汉末年以来出现的政治上的多元格局，使定于一尊的儒家正统思想的束缚力大大削弱，同时也为士大夫提供了择主而事的较大空间。表现为“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4]
    袁绍四世三公，雄踞河朔，名震天下，实力强盛，并且能折节下士。袁绍待荀或以上宾之礼，荀或弟荀湛、同乡辛评、郭图皆为袁绍所任用，荀或却认为袁绍最终不能成大事，于是弃袁绍而投曹操。[5]郭嘉接触袁绍之后，对袁绍谋士辛评、郭图说：“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于是也离袁绍而去。后来郭嘉受曹操召见，与曹操共论天下大事，双方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曹操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郭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6]这是士大夫以是否具有雄才大略足以成大事作为选择君主的标准。
    周瑜的叔父在袁术属地任丹阳太守，周瑜前往省亲，袁术欲以周瑜为将，周瑜观察袁术终无所成，于是借故东归，回到孙策麾下；[7]袁术任用鲁肃为官，鲁肃见袁术无纲纪，不足与立事，便率家人部曲南下，后来投奔了孙权。[4]显然，周瑜、鲁肃决定去留的情形与荀、郭类似。
    陈登曾劝刘备人据徐州以成霸业，刘备犹豫不决。陈登当即表示：“若使君不见听许，登亦未敢听便君也。”[8]这是士大夫以是否愿意纳谏作为选择主公的标准。
    诸葛亮隐居隆中，抱膝长吟，自比管、乐，并非不求闻达，只是凤凰非梧桐不栖，自有择君的标准罢了。诸葛亮自幼由叔父诸葛玄抚养长大，诸葛玄曾受袁术推荐而署豫章太守，后来又投靠故人刘表。诸葛玄死后，诸葛亮躬耕陇亩，从未考虑在刘表或袁术手下为官。诸葛亮最终决定辅佐刘备，因为刘备“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9]而且又三顾茅庐，精诚所至，诸葛亮才决定出山相助。这体现了士大夫选择君主的另一种标准：既看重汉室宗亲身份，更看重主公的道德感召力和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