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府、军府属吏参军事，习惯省称作“参军”。《宋书·百官志》：“参军，后汉官。孙坚为车骑参军事是也。”又如，州府属吏治中从事史，习惯省称作“治中”；别驾从事史，省称作“别驾”（注：《宋书·百官志》叙州吏曰：“今有别驾从事史、治中从事史、主簿、西曹书佐、祭酒从事史、议曹从事史、部郡从事史，自主簿以下，置人多少，各随州，旧无定制也……别驾、西曹主吏及选举事，治中主众曹文书事。西曹，即汉之功曹书佐也。”《宋书》卷四○，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版，第1257页。），此皆为学者所熟知。
清人钱大昕对此早有关注并有所评论。他说：“六朝人称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为‘黄散’，《晋书》陈寿、王敦传；秘书、著作郎为‘秘著’，《南史》郭原平传；骁骑、游击将军为‘骁游’，《南史》何戢传；中书、秘书为‘中秘’，《北史》伊馥传；中军、镇军、抚军将军为‘中镇抚’，领军、护军为‘领护’，《南齐书·百官志》。此官名之割裂而无义者也。称庐江、九江为‘庐九’，《晋书》伏滔《正淮论》、《宋书》《志》序。零陵、桂阳为‘零桂’，《吴志》步骘、吕蒙、朱治传、《宋书》《志》序。棘门、霸上为‘棘霸’，潘岳《西征赋》。犍为、牂柯为‘犍牂’，左思《蜀都赋》。犍为、广汉为‘犍广’，常璩《华阳国志》。建安、晋安为‘建晋’，《陈书·萧乾传》。会稽、山阴为‘稽阴’，《陈书·褚玠传》。河间、东平为‘间平’，《南史·梁宗室传论》。定襄侯祗、衡山侯恭为‘衡定’，《南史·张缵传》此地名之割裂而无义者也。”（注：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六《官名地名从省》，《钱大昕全集》第七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页。）
其实，省称复杂的概念，将较复杂、冗长的名词简略化，不始自于六朝。秦汉乃至于先秦的文献中都是常见的。在纸张未发明以及纸张发明后未全面普及的时期，珍惜书写材料、精练书面语言，是一种社会风尚和相沿而成的习惯。如汉代，可以将孝者、廉吏省称为孝廉。《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举孝廉各一人，即举孝者、廉吏各一人之意。（注：对此古今学者认识不一。参俞樾《湖楼笔谈》四，《茶香室丛钞》，中华书局1995年版；劳干《汉代察举制度考》，《史语所集刊》第17册；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又武帝元朔元年诏曰：“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注：《汉书·武帝纪》。）
从文献中“九品官人法”产生于前，“九品之制”产生于后的史实来看，九品之制应是九品官人法的省称；从前揭《魏略》之中“九品官人法”与“九品”并出，且“九品官人法”在前，“九品”在后的用法亦可知，九品是九品官人法的省略。从孙楚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用的“九品”，亦是“九品官人法”的省称。他说“九品，汉氏本无”，不是说汉代没有九品这种形式，而是说汉代没有九品官人法。（注：汉代已有九品论人的形式，参《汉书·古今人表》。）
从《通典》的行文，我们亦可以看出，杜佑是把“九品之制”、“九品”作为“九品官人法”的省称来使用的。《通典》卷一四《选举二》叙“九品官人法”曰：“魏文帝为魏王时，三方鼎立，士流播迁，四人错杂，详核无所。延康元年，吏部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接下来，杜佑进一步解释说：“按，九品之制，初因后汉建安中天下兵兴，衣冠士族多离本土，欲征源流，虑难委悉，魏氏革命，州郡县俱制大小中正，各取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义亏阙，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而九品及中正至开皇中方罢。讨其根本，陈寿《魏志》言之太略，故详辨之也。”很明显，这里杜佑所用的“九品之制”、“九品”，都是“九品官人法”的省称。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省略，有时还源自于一些学者、文人对时尚文体的追求。六朝骈文盛行，为文者仿效成风。讲究对仗的骈文，在政论中亦屡见不鲜。如《晋书·刘毅传》抨击九品官人法说：“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又如骈文高手沈约在其《宋书》中，叙九品官人法之起源：“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所用的句子，都是修辞严谨、对仗工整、优美的骈文。
在汉语中，名词的省略，是一个普遍性问题。不仅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这样的例证也不胜枚举。例如，我们所熟知的，1966年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在该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注：《人民日报》1966年8月9日。），正式将其定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1966年至今，无论是在官方文献、私人著述还是大众口语中，将其省称作“文化大革命”、“文化革命”、“文革”都是非常普遍的（注：如邓小平就常用“文化大革命”、“文化革命”，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而使用其正式名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而是很难看到了。以古况今，事理为一。
三、九品官人法还是九品中正制合适
《考辨》认为，把陈群创立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称之为“九品中正制”，“在文字表述上更为准确，内涵更为明晰，堪称是对这一制度最为简洁和最为完整的表述”。其“称谓简洁、内涵明确，更具有科学性……而‘九品官人法’一语，则是陈寿对‘九品之制’作出的一种带有解释和说明性质的文字，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既不是九品中正制最初的正式名称，也不是一种科学的和规范的称谓。”又说：“‘官人’在这里作动词，是对‘九品’称谓的进一步阐释与说明。后人不了解‘九品’即‘九品之制’才是九品中正制的最初名称，而误将‘九品官人法’作为九品中正制的正式名称。”
首先，如前述考证所言，在文献中“九品官人法”概念产生于先，而“九品中正制”概念则比“九品官人法”要晚出八百余年。因此，以后出的概念为主，来论证先出的概念是否为后出概念的正式名称，这是有悖于历史逻辑的。
其次，将“官人”一词，简单地理解为是陈寿对“九品”的解释和说明性文字，乃误。“官人”一语，典出自《尚书》。《尚书·皋陶谟》：“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时。惟帝其难之。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又《尚书·泰誓上》：“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先秦文献多有用之，如《左传·襄公十五年》：“君子谓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国之急也。能官人。则民无觎心。诗云。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至秦汉，“官人”一语，已为熟典。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一：“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数也。”又《汉书》卷二七《五行志》：“贤佞分别，官人有序，帅由旧章。”又《后汉书·李固传》：“昔馆陶公主为子求郎，明帝不许，赐钱千万。所以轻厚赐，重薄位者，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魏晋南北朝时期，“官人”一语，更是人们常用的熟典。如《三国志·魏书·杜恕传》：“诚使今朝任职之臣皆天下之选，而不能尽其力，不可谓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选，亦不可谓能官人。”又《晋书·应詹传》：“弘济兹务，在乎官人。”山涛任吏部尚书，以任人公允著称。晋武帝给予褒奖，“太康元年诏曰：山涛自典官人之任，志在澄清风俗，其以为左仆射。”（注：《北堂书钞》卷五九引刘道荟《晋起居注》，中国书店影印光绪十四年南海孔氏刊本，1989年版，第199页。）又惠帝永康元年任王戎为吏部尚书诏：“夫兴治成务，要在官人。”（注：《北堂书钞》卷六○引刘道荟《晋起居注》，第200页。）“能官人”元典之意，即选任贤能者为官。亦即《礼记·礼运》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九品官人法”之意，即“九品选用官员法”。其隐含之意是“九品选用贤能任官之法”。对此，杜佑理解最为准确。《通典》卷一四《选举二》叙九品官人法之时说：“吏部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可知九品官人法是选用之法，是陈群创立的“九品选用人才为官之法”。
概念应该是事物本质的概括，应该反映事物的本质与主要特点。判断一个概念准确与否，关键在于看“名”是否符于“实”。抛开争议，我们具体考察一下“九品官人法”与“九品中正制”，看究竟是哪一个概念更符合历史之实。这样，也许可以有助于我们对二者的取舍。如果“九品中正制”更合适的话，即便它出现得晚，我们也可以采用。如果“九品官人法”不合适的话，虽然它出现得早，我们也可以放弃它。
循名求实。从语法角度分析，“九品官人法”与“九品中正制”二者的结构是一样的，即都是具有偏正结构的词组，都有一个共同的修饰词——“九品”。不同的是，前者的中心词是“官人法”，而后者的中心词则是“中正制”。前者强调的是这一制度为“官人制度”，即官员任用制度；后者强调的是这一制度为“中正制度”，即中正所掌握的人才评价制度。那么，究竟是“官人法”名副其实呢，还是“中正制”名副其实？显而易见，陈群创制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的关键在于“官人”，是官人之法，即官员的选和用之法。它不仅仅是一种选举人才的办法，而是选举人才和任用人才的综合方法。它的出发点是九品选人，落脚点则是九品任人。九品选人是手段，九品任人才是目的。因此，从实质上来说，它是一种“官人”制度，即政府掌握的官员选用制度。而不仅仅是“中正”制度，即中正掌握的人才评价制度。
“九品中正制”，这一概念的中心词是“中正”。我们知道，在九品官人法下，中正的作用在于评判人才，不管中正在人才评价上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他都没有直接任用人才的权力，所以，我们只能够把“九品中正制”意译为“中正掌握的九品论人制度”，不能将它理解为“中正掌握的官员任用制度”。
由此看来，将陈群创立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称之为“九品官人法”，比称之为“九品中正制”，显然要准确。
在“九品官人法”下，一个官员的诞生，遵循着一条既定的、复杂的程序。个人获品、司徒府核准、吏部任用，是其中三个重要的环节。
《通典》卷一四：“晋依魏氏九品之制，内官吏部尚书、司徒左长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国有小中正，皆掌选举。”杜佑的这段话，对九品官人法做了清晰而准确的注解。吏部尚书、司徒左长史、州郡大小中正，三者“皆掌选举”。但他们都只是具体分别掌握着九品官人法的某一个部分的职能。即州郡大小中正掌握着个人获品环节中的人才品评权；司徒左长史掌握着人才品第的确定权；吏部尚书则掌握着人才的任用权。三者形成了一种相互合作与制约的关系，从而构成九品官人法的完整运行机制。其运行程序，略如赵翼所言：“郡邑设小中正，州设大中正，由小中正品第人才，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实，以上司徒，司徒再核，然后付尚书选用。”（注：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九品中正》。）
在九品官人法的运行机制中，中正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即“个人获品”这一环节的参与者。据笔者考察，魏晋时期“个人获品”的途径是多样的。除中正品评之外，察举考试、太学生考试、锡官（赐官）、赐爵袭爵等（注：参见拙著《魏晋九品官人法再探讨》，《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甚至军功，都是士人获品的重要渠道。中正论人，并不是个人获品的惟一途径。对此笔者已有讨论，此不赘述。中正在诸途径中，究竟占什么样的位置，是可以深入研究的，但从有据可考的文献中可以明确，中正品评在“个人获品”途径中，并不是惟一的。
中正对人才的评判，不仅不具惟一性，而且也不具有确定性。即中正不具有对人才评判品第的最终确定权。魏晋时期，对人才品第的最终确定权在于司徒府。我们知道，魏晋时期虽司徒不常有，但司徒府则常设。与太尉、司空等其他公府，有公则置，无则省的局面大相径庭。《宋书·百官志》：“司徒若无公，唯省舍人，其府常置。其职僚异于余府，有左、右长史、左西曹掾、属各一人，余则同矣。余府有公则置，无则省。”其原因在于虽司徒和其他诸公一样属荣誉性职务，一般可用于尊养勋老旧臣，可以随时而已，时置时省。但司徒府则与其他公府不一样，它是一个常务工作机构，不可或缺。其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掌握全国的人才品第的确定。司徒府主持全国人才品第确定之事的是司徒左长史及司徒左西曹掾、属。
《北堂书钞》注引东晋史学名家干宝《司徒仪》云：“左长史之职，掌差次九品，铨衡人伦。”（注：《北堂书钞》卷六八，“长史”条注引，第244页。）干宝对司徒左长史的职能做了明确说明。干宝《晋纪》又云：“王导为司徒，置西属一人，佐长史参定九品。”（注：《北堂书钞》卷六八，“属”条注引，第248页。）此言东晋初年情况，而西晋时期，司徒已置左西曹掾、属并在全国人才品第确定中起重要作用。《晋书·周馥传》：馥“累迁司徒左西属。司徒王浑表‘馥理识清正，兼有才干，主定九品，检括精详。臣委任责成，褒贬允当，请补尚书郎’。许之。稍迁司徒左长史、吏部郎，选举精密，论望益美。”
对于各地中正评判的人才品第，司徒府具有审核与最终确定权。只有经司徒府确定的，才能送吏部备用，否则会退还州郡重新认定。西晋时期，有关燕国霍原品第的确定问题所引起的一场朝臣论争，就是一典型事例。
《晋书·李重传》：“时燕国中正刘沈举霍原为寒素，司徒府不从。”寒素为当时选人之科目，其对应的人才品第为二品。又《晋书·霍原传》：“刘沈为国大中正，元康中，进原为二品，司徒不过。”
司徒府不仅掌握着全国各地人才品第的审核与确定权，而且也掌握着对全国各州及郡国大、小中正任免的审核权。
《晋书·傅咸传》：傅咸为司徒左长史。“咸在位多所执正。豫州大中正夏侯俊上言，鲁国小中正、司空司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宾，求以尚书郎曹馥代毓，旬日复上毓为中正。司徒三却，俊故据正。咸以俊与夺惟意，乃奏免俊大中正。”可见司徒府在人才评价机制中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
制度史的研究应具有整体的、通识的眼界。只有把握整体，才能更准确地认识局部。正如宫崎市定先生所说：“一个个术语的意义，仅仅孤立地加以理解，是无济于事的。倘不能理解整个体系，便无法充分理解它的某一部分。”（注：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序》，第1页。）九品中正制，即中正所掌握的人才评价体制是包涵在九品官人法之中的，是九品官人法中人才评价、选拔程序的一个部分。因此，不管它定位如何，重要到什么程度，都不能以偏概全，以点代面，那种把魏晋时期整个官员选拔、任用制度统称之为九品中正制的看法是不妥当的。
《考辨》认为，“九品中正”说的缘起者是杜佑。因为杜佑在《通典》中讲，“九品及中正开皇中罢”。所以《考辨》认为，“杜佑始将‘九品’与‘中正’顺序连称，由此开启了‘九品中正制’这一称谓的先河”。然而，正如我们在上述考证中所言，杜佑在《通典》中所说的“九品”是九品官人法的省称，“九品及中正开皇中罢”的意义，是指九品官人法以及中正制度在隋开皇年中被废除。杜佑行文将九品与中正并提，明显是将九品官人法与中正制度看作两种制度。因此，不好将其视为“九品中正”说的缘起。
一般学者认为，“九品中正”说的发明者是苏轼。苏轼对所谓历代选士制度的概括，大约是受了北魏人刘景安的影响。北魏吏部尚书崔亮改革官员选任办法，采用“停年格”。刘景安与崔亮书，表示反对。《魏书·崔亮传》：“亮外甥司空谘议刘景安书规亮曰：‘殷、周以乡塾贡士，两汉由州郡荐才，魏晋因循，又置中正。谛观在昔，莫不审举。虽未尽美，足应十收六、七。’”
苏轼以文成名，而其文又以其名得以广泛传播。苏轼是从选士的角度，来定义九品中正制度的。其实他只是对历代选士制度作了一个大体的判断，不具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价值。除了“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这句话之外，其余几句都是可以商榷的。例如“三代以上出于学”，只是战国成书的《周礼》对人才选拔的设想。在三代即夏、商、西周时期，尚不可能形成选士于学的美好制度。而“客”也不可能成为战国至秦的选士主流。因为任何时候“客”都是相对于“主”而言的，都不是一个国家的主体，战国至秦虽然许多国家都任用了一些著名的“客卿”，但相对于每个国家的士来说，他们都是少数，不是主流。苏轼所说的“九品中正”制度，实质是“中正”制度，即中正所掌握的人才评价制度。而不是我们所定义的“魏晋时期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即九品官人法制度。
其实，推本溯源，“九品中正”说更早可能缘起于西晋。笔者在《魏晋九品官人法再探讨》一文中，曾推测，在《晋书·刘毅传》中，刘毅抨击九品官人法的《九品八损疏》说：“至于中正九品，上圣古贤皆所不为，岂蔽于此事而有不周哉，将以政化之宜无取于此也。”《晋书·卫瓘传》也说：“尽除中正九品之制，使举善进才，各由乡论。”这里所用的中正九品，大约是宋代九品中正说的真正来源，“九品中正”与“中正九品”互为倒文，在古代汉语的语法中是允许的，这类现象也是常见的。值得注意的是，西晋人抨击的是中正九品论人制度，没有攻击九品官人制度。如卫瓘明确说，废除中正九品论人之制，可以“使举善进才，各由乡论”。从西晋开始，人们批评九品官人法时，大多都是集中批评九品官人法下的中正九品论人制度。这无疑给后来的研究者一引导，使他们也多去注意中正在九品官人法中的作用，多去研究中正怎样操纵选举，研究被中正所操纵的选举如何丧失了人才选拔的意义。这固然是研究九品官人法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其忽略了九品官人法作为选拔、任用官员制度的总体，还有其他重要的方面与部分。这就是我在《魏晋九品官人法再探讨》一文中所提到的：“旧有的研究主要存在两大缺点：一是把九品官人法下为官员职位规定的人才品级要求——官品，误认作是区别官员职位高低贵贱的官阶；二是把士人自身的品第——资品，误认为完全是由中正所评定。由此，完全分割了官品与九品官人法的联系，割断了察举、试经、赐官、赐爵、袭爵等与九品官人法的联系，进而误把乡品等同于资品，把九品中正制度误作为九品官人法的全部。”许多学者都把目光集中于中正九品制度，从人才选拔的角度来研究其功能，从而忽略了对九品官人法的整体认识与把握。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也是从人才选拔的角度来定义九品中正制度的。《文献通考》卷二八《选举考一》：“按魏晋以来，虽立九品中正之法，然仕进之门，则与两汉一而已。或公府辟召，或郡国荐举，或由曹掾积累而升，或由世胄承袭而用，大率不外此三、四途辙。”在此，马端临用九品中正之法代换了九品官人法，并明确将九品中正制定义为人才选拔制度，与任用制度区分开来。他认为九品中正之法是选举人才之法，而公府辟召、郡国荐举、曹掾积累而升、世胄承袭而用，才是仕进之途，即官员任用之法。但实质上，魏晋的中正之法与任用之途，都是九品官人法的一部分。
自宋、元而后，学者多从选举角度定义九品中正制度。
顾炎武认为，中正有掌清议之功能。他说：“降及魏晋，而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注：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清议》。）
赵翼论及九品中正说：“魏文帝初定九品中正之法，郡邑设小中正，州设大中正，由小中正品第人才，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实，以上司徒，司徒再核，然后付尚书选用。此陈群所建白也。”（注：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
近代以来，学者也多从选举角度定义九品中正制度。
唐长孺先生的《九品中正制度试释》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他对这一制度做了深刻的阐释。唐先生亦看到九品中正制度只是人才选拔制度，不包含任用制度。他曾明确说过：“九品中正制只是保证清浊分流，并不等于选举制度的全部，各项选举必须依据中正品第，但出身授职还得通过各条人仕道路。”（注：唐长孺：《南北朝后期科举制度的萌芽》，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版。）
周一良先生说：“自从曹魏设立九品中正后，中正寻访乡论清议，以品评升降人才，再由吏部录用。”（注：周一良：《两晋南朝的清议》，见《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前辈学者们把九品中正制度定义为人才选拔制度，无疑是准确的。因为中正制度在九品官人法制度中的作用，确实仅限于人才选拔的层面，而官员的任用，即官人的层面，是由尚书吏部来把握的。
张先生大约没有留意到，我把陈群创立的九品官人法定义为“选拔、任用制度”，并论证了九品中正制度与九品官人法的联系与区别。盖言之，九品官人法制度是人才选拔、任用制度；九品中正制度只是人才选拔（评价）制度。二者的内涵是不同的。如果我们只是在人才选拔的角度来讨论问题，那么，将中正掌握的九品论人制度称之为“中正九品制度”或“九品中正制度”都是可以的。但如果我们是在一起探讨“曹魏吏部尚书陈群所创制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即从选拔与任用结合的整体来考察这一制度，那么，合适的概念，应该还是“九品官人法”。
因此，不能用九品中正制概念替代九品官人法。“‘九品中正制’亦称‘九品官人法’，‘九品官人法’亦称‘九品中正制’”的认识，似应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