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唐代斋郎与挽郎的研究，一般散见于相关的学术论著中①，专论较少，目前仅见黄正建《唐代的斋郎与挽郎》一文，黄先生主要利用文献记载做制度研究②。毛汉光运用墓志拓片，在《唐代荫任之研究》一文中，也有部分内容专述唐代的斋郎与挽郎，主要对其释褐官职及官历进行分析③。以上学者的研究，使我们对唐代的斋郎和挽郎有了一定的基础性认识。但是，其中部分观点值得商榷，部分内容有待补充，如斋郎的人数、充任年龄与制度规定的差异、斋郎和挽郎的守选问题、唐代女子充任斋郎现象，以及斋郎的释褐官职等方面，大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斋郎

    1. 斋郎的人数设置
    张泽咸认为：“斋郎是皇帝致祭宗庙、郊社的办事人，分为太庙斋郎、郊社斋郎”④。黄正建考证出，唐代斋郎主要有太常寺两京郊社署斋郎、宗正寺太庙斋郎和鸿胪寺司仪署斋郎，“合计唐代共置斋郎四百人”⑤。《新唐书》载：唐代斋郎862人⑥；《通典》载，唐代“斋郎五百五十二人”⑦，与黄正建先生的考证数字相差较大，值得深究。
    据文献史料：两京郊社署有斋郎一百一十人⑧；宗正寺辖下“太庙斋郎，京、都各一百三十人”⑨。鸿胪寺司仪署置斋郎三十人⑩；一说三十三人(11)。五岳四渎，“令各一人，正九品上，掌祭祀。右祝史三人，斋郎各三十人”(12)。武周及中宗时期，还有武氏崇恩庙，也设置有斋郎(13)，只是不知何时设置、何时废除、人员数额怎样。
    可见，唐代除太庙、郊社、鸿胪寺司仪署斋郎外，还有五岳四渎、武氏崇恩庙斋郎。是否还设置于其他部门，有待于更充分资料的发掘。据上引史料，唐代斋郎的人数设置具体可考者达670多人，远不止400。黄正建忽略的是五岳四渎的斋郎人员，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达270人之多。
    实际上唐代的斋郎人数，有唐一代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数字，而是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中。如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四月十三日敕：“准建中三年(782)二月二十三日敕，东都祠祭既停，其郊社斋郎，不合更置，并停者。其东都太庙斋郎、室长，请准郊社例停废”(14)。即废除东都的郊社和太庙斋郎。贞元八年(792)的敕令也提到：“其东都太庙及郊社斋郎，先并准敕停讫”(15)。由此可知，德宗贞元时期，唐代斋郎的人数已经有了相当数额的减少。
    文宗太和八年(834)，“礼部奏：明经、弘文馆生、太庙郊社斋郎、掌座等，共五百五十二人。今六色共请减一百三十八人。从之”(16)。六色减少后，还剩414人，斋郎人数的变动显而易见。
    因此，《新唐书》所载之862人，为唐代最盛时的斋郎人数；杜佑所载之斋郎人数，可能为德宗时期的斋郎人员设置，因为《通典》一书成于贞元十七年(801)。唐代斋郎的人数变动，大体上与门荫制的消长趋势一致。

    2. 斋郎的充任年龄及守选
    《新唐书》载：凡斋郎“限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择仪状端正无疾者”(17)。从墓志材料来看，也存在例外，如卒于开元二十年(732)的郭怿，“年十二，补太庙斋郎”(18)；卒于天宝十四载(755)的郑氏，“年未十岁，以恩泽戚属，选为皇后斋郎”(19)。这些充任者的年龄皆在制度规定之外。由此表明，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并非完全象文字规定的那样死板，而是具有一定的弹性。这一现实，与斋郎的荫任资格在“实际执行时很有伸缩性”的情况大体相符(20)。
    唐代前期，斋郎要经六至八考，才可参加铨选(21)。至于其何时开始守选，以及守选时限为多长？目前为止，还没有充分的史料来证明，但斋郎守选是一无可争辩的事实。如唐敬宗《宝历元年正月七日赦文》中提到：“郊庙行事斋郎，减二年劳；……崇玄馆行事学生及斋郎、礼生，番考已满，所司缘大礼却追入行事，各减一选”(22)。显然，斋郎番考满后，并没有立即参加铨选，而是处于守选状态，故朝廷重新征召他们“行事”时，给予“减一选”的优待。
    唐文宗太和元年(827)五月，礼部奏：
    “山陵挽郎，准光陵合补二百二十人。伏以近者仕进多门，身名转滥，苟循往例，为弊滋深。若便令停，又乖事体。今请补一百一十人，其余一百一十人，请取前弘文、崇文馆生及已考满太庙斋郎充；如人数不足，兼取前明经充。其中有未过者，请放冬集，仍减两选。已定各集者，减二选。从之。”(23)
    这里的斋郎考满后，同样没有立即放选，而是又被选充挽郎；优惠条件是“减两选”。众多史实表明，斋郎考满后，处于守选状态。类似史料在文宗发布的《南郊赦文》、武宗发布的《加尊号后郊天赦文》、宣宗发布的《大中改元南郊赦文》中都有记载。(24)
    文宗时，针对斋郎冒名顶替增多的现象，朝廷要求御史台严加点检，“如有替代非正身者，当时禁身推问闻奏，当重科惩。既责躬亲，须议优奖，其斋郎委中书门下商量，量与减选”(25)。即只要本人亲自充任斋郎，可以受到减选的奖励。
    可见，唐代中后期斋郎考满守选是一无可争辩的事实。

    3. 唐代的女性斋郎
    原则上斋郎没有女性充任一说，可现实中唐代却有女性充任斋郎的例子。如监察御史郑余庆的曾孙女、吏部郎中郑讷言的孙女郑氏，“景龙之际，属应天皇帝有事於郊庙。夫人年未十岁，以恩泽戚属，选为皇后斋郎。能执豆边，实佐祀事。礼毕，恩诏皆赐一官。其他或受其夫，或受其子。夫人以为家人之道，亲亲尊尊，非常之恩，请让大父。故我郎中有华省之拜”(26)。郑氏身为女性，不可能充任朝官，故把朝廷的赐官让给其祖父郑纳言。从“其他或受其夫，或受其子”一语来看，当时女性充任斋郎者，绝非郑氏一人，而是一个群体，并有相当一部分为已婚女性，故才会将朝廷的赐官让与其夫、其子的可能性。
   文献史料对此事也有详细记载，据《新唐书·祝钦明传》，中宗祭祀南郊时，“以皇后为亚献。取大臣李峤等女为斋娘，奉豆边。礼成，诏斋娘有夫者悉进官”。《旧唐书》对此事也有类似记载(27)。可见，当时除了郑余庆曾孙女充任斋娘外，还有李峤之女，其余诸人难以详考。文献史料仅云“斋娘有夫者悉进官”，从墓志材料来看，除了有夫者进官外，无夫之未婚女性，也可以将朝廷赐官让与其家族成员。文献史料称“斋娘”，而墓志径称“斋郎”，反映出此次南郊祭祀女性承担男性角色，充任斋郎的事实，“娘”和“郎”无非为性别的代称而已。
    中宗景龙年间，以女性充任斋郎，承担起“接神”职责，在古代中国是非常罕见的。这一时期出现的女性斋郎绝非偶然，因为，中宗以前已有武则天以女主身份登位，武则天之后，又有一批强悍的女性，如韦后、太平公主、安乐公主等，她们认为“妇女有参与政治的正当权利”(28)。因此，当时朝廷用女性代替男性充任斋郎，是社会性别意识不严重的表现之一，具有历史的特殊性。

    4. 斋郎的释褐官职
    毛汉光用墓志拓片考证了唐代斋郎和挽郎的释褐官职及官历，考证出其释褐官职主要有县尉、州参军、州录事参军、率府参军、卫官几类(29)。事实上，除此之外，斋郎的释褐官职还有：
    (1)州府诸司参军和王府参军。如，葬于开元九年(721)的张承休，“初以南郊斋郎补兖州兵曹”(30)。终于开元五年(717)的路太一，“以先荫补太庙斋郎，历卫、益、齐三州司功参军”(31)。终于天宝七载(748)的陈祎，弱冠以斋郎擢第，“解褐任睦州参军事”(32)；卒于开元廿八年(740)的沈浩丰，由太庙斋郎选授定王府参军(33)；卒于大历十四年(779)的张翔，“天宝初，自前斋郎调补济王府参军”(34)。
    (2)县主簿、县丞。如，卒于天宝九载(750)的颜幼舆，“后土斋郎，调补汝南郡新息县主簿”(35)；崔倰，由太庙斋郎调授太平、东阳二主簿(36)；卒于天宝年间的崔湛，“以门子选斋郎出身，补曹州成武县主簿”(37)；卒于开元十九年(731)的卢翊，“属则天皇后受图温洛，以门子预执边豆(即充任斋郎)，因调选授杭州钱塘丞”(38)；卒于癸巳年(813)的柳耸，“始以门荫补太庙斋郎”，释褐为陵州仁寿县丞(39)。
    (3)校书郎。如卒于贞元六年(790)的郑甫“少以门资奉俎豆，于太庙调习，书判超等，擢秘书省校书郎”(40)。授予此类官职者相对少见，可能与其参加吏部的科目选有关。
    (4)直官、王府国官。如，卒于开元四年(716)的张肃珪，“补清庙斋郎，以经明举也。……遂直相王府，以文翰登也。……逾年，制授总监主簿”(41)；葬于咸亨元年(670)的孙玄则，“起家太庙斋郎，任满十周，……随令屈申，任南康公国尉”(42)。
    可见，斋郎出身以授予地方官和中央事务官为大宗，获得清官者极少。斋郎充任武官的事例较为少见，这与其为文选有很大的关系，“唐制：礼部简试太庙斋郎、郊社斋郎，文资也。兵部简试千牛备身及太子千牛，武资也。盖文武荫补之制”(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