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贽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已有人注意。任冠文指出：“细观《藏书》会发现书中主要是推崇表彰统一国家、发展经济、巩固政权、推动历史前进的历代‘圣主'、‘贤主'、‘强主'以及‘富国'名臣,以达到‘经世'的现实目的。”[38]
诚如各家所指，李贽《藏书》一大特点即在于创立了“世纪体”。世纪体的创立，任先生给出积极评价：
显然李贽是将本纪、世家二体相合,自创世纪一体。如此一合,正可适应李贽著史经世的目的:
其一,它为从国家统一角度记载历史提供了方便。由于将本纪、世家二体相合,所以史书中不再存在以往争论不休的所谓“正统”问题。
其二,有利于表彰历代为推动历史前进作贡献的“圣主”、“贤主”。[39]
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李贽言：
前三代，吾不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为尝有是非耳。
为此，李贽抨击了传统史学，尤其是官方史学以“假道统”为史。道统为史势必正统相争。李贽指出：“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40]
意识形态的执掌者就是话语霸权的拥有者。传统官方史家有一种观念即是，以孔子为代言人，将圣人作为自己名正言顺的开道者。而这些关于“正统”无谓的争论在明朝成为一大问题。明之为史者，关于元之地位难成一致意见，最终仓皇写出质量不高的《元史》。
李贽淡化“正统”观念，而强调人物在社会的实际作用，努力实践自己“批判假道学，呼唤真道学”的信念。李贽在批判宋程朱理学时提出：
自秦而汉而唐而后至于宋，中间历晋以及五代，无虑千数百年，若谓地尽不全，则人皆渴死久矣；若谓人尽不得道，则人道灭矣，何以能长世也？终遂泯灭不见，混沌无闻，直待有宋而始开辟而后可也。何宋室愈以不竞，奄奄如垂绝之人，而反不如彼之失传者哉？[41]
李贽还指出，宋儒所倡的道统“好自尊大标帜”。认为宋儒之道统自高自大，自我标榜。他认为假道学家们：
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42]
李贽褒扬历史上善于改革，突发进取之人。如他在《藏书》中列“大臣”一目，其下列如叔孙通等“因时大臣”、如娄师烈等“忍辱大臣”、如萧何等“结主大臣”、如郭子仪等“容人大臣”、如乐毅等“忠诚大臣”之目。又列“名臣”一目，下有经世、强主、富国、讽谏、循良、才力、智谋及直节各目。与之而对作“贼臣”一目，下有盗贼、妖贼、贪贼、反贼、残贼、逆贼及奸贼各目。谁是谁非，一目了然。
在李贽那里，“呼唤真道学”成为他自命的责任。
此外，李贽还具有由“经世致用”衍生而来“民本”的价值观。《云南通志》关于李贽事迹的记载如下：
李载贽，晋江人，举人，万历五年，知姚安府事。性严洁，民间时罹火灾，为建火神庙，祷而禳之。在官三年，自劾免归，士民攀辕卧道，车不能发。[43]
此条材料从侧面反映李贽于云南为官能得百姓爱戴之情况。为政的民本思想，在其史学思想中有所体现。
李贽在谈到齐国最后为秦所火的原因时，指出：
干戈不格且四十年，战国之民，齐何独幸与！夫天之立君，本以为民尔。由此观之，虽谓建有大功德于民亦可。[44]
不仅如此，李贽对所谓的“商人”阶层给与关注和同情，他指出：
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官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得者也。[45]
此语不仅反映了李贽对传统重农抑商观念的抛弃，更是对“四民”之最底层的商人的充满同情，民本之情可见一般。
传统宋明理学强调理的言说在明季清初以显示出学术发展的自然嬗变的动向，经世致用在此以及接下来的时代成为知识分子的一大重要思想。李贽的经世思想大有启发后来思想学术风气的作用。但值得指出的是，李贽的经世致用的思想是与其他人的经世思想存在不同的。李贽经世中有民本，给历史上具有实际贡献和推动社会进步的人物给与高度的评价，都是其他经世致用的人所无法具备的。
2．“是非无定”价值观
李贽的思想与当时不合主流，其中重要的一点即在于他对传统儒家价值观念的扬弃。在评价历史人物中所应采取的价值观念，李贽对历代“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指出：
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虽使孔夫子复今生于今，又不知作如何非是也，而可遽以定行赏罚哉！[46]
他指出，不应把孔子的是非看成定论，其实是对儒家传统道德伦理观念的批评。他在评价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时，指出：
斗筲小人，何足计事！徒失嘉偶，空负良缘，不如早自抉择，忍小耻而就大计。[47]
李贽认为，历代把孔子作为崇拜对象，极端情况以至于孔子以前之人不为人。他指出：
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48]
其实，李贽本人在其文章中点评历史人物，总带着自己的思想，而其显然有着自己的评价标准。李贽的是非无定，主要还是针对传统的儒家价值观而言的，他告诫读者：
览则一任诸君览观，但无以孔夫子之定本行赏罚也。则善矣。[49]
但须指出的是，李贽虽然提出“是非无定”的史观，但其并非认为历史不可认识，他自己对历史做出的评价就说明历史是能给出评价和可知的。笔者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学者将李贽“划成分”到不可知论领域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
同时，李贽强调评价历史“无以孔夫子之定行赏罚”来判断，其观点并非将儒家价值观彻底否定，而是认为不应该一味孤立的从儒家观念出发，抱着唯一的偏见行事。事实上，李贽的时代性决定了他不可能将儒家思想的影响彻底抛开，他不可能将儒家价值观全盘否定。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对李贽思想“异端”的评价是言过其实的。
综上所述，李贽以史言志，将“经世致用”和“是非无定”的思想贯入史学著述中。今人见李贽思想家大名，忽视史学观念，实为一损失。笔者认为，李贽确确实实能在思想领域有得较显著的地位，但至于其著史书是为其思想服务的论调是值得怀疑的。因而，“发掘”李贽的史学价值观有助于从新的角度新的领域来重新审视史学本身的内涵。
注释：
[1]关于李贽生平研究的最简明著作参见日本学者铃木虎雄著《李卓吾年谱》。
[2]李贽年三十三岁始任教官一直到三十七岁，其祖父竹轩丧而奔温陵。先后三年，其三个子女（次子，二女，三女）因饥而殇。李贽共有四子三女，但除大女儿以外，其他皆早夭。李贽在命运中遇到的这一打击未尝不对其思想产生冲击。
[3]《焚书》：《阳明年谱后语》，第12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版。
[4]《明儒学案》卷十四，《徐用检传》。
[5]《焚书》：《卓吾论略》，第8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版。
[6]参见黄仁宇著《万历十五年》，第七章《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第222页，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李与耿向定的分歧尤大，但后来矛盾后又和解，这不得不说明了李贽人生的矛盾。大多数人是愿意接纳有常规思维的人的，李贽在求偏执不得好果的情况下，不得不委屈心志而求得容身之所或一时平安。
[7]。《焚书》：《哭耿子庸四首》其二，第21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版。
[8]铃木虎雄指出了两点，一为“不愿受人管束”，二为“因为别人既然看是异端了，便不得不为异端之貌示人”。铃木以以下诸端为由，《豫约》中所述“缘我平生，不爱属人管”和《与曾继泉书》所述“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与曾继泉书》有云“此世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视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兼此数者，陡然去发，非其心也”。
[9]《焚书》：《豫约》，第17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版。
[10]《焚书》：《寓武昌郡寄真定刘晋川先生》其七，第22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版。
[11]《吴虞文录》：《明李卓吾别传》。
[12]李贽《焚书》自序。参见《李贽文集》第一卷《焚书》，第一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版。
[1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经部，易类存目一，第页栏，中华书局。
[1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О，史部，别史类存目，第455页中栏，中华书局。
[1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О，史部，别史类存目，第455页下栏，中华书局。
[16]《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三一，子部，杂家类存目八，第页栏，中华书局。
[1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七八，集部，别集类存目五，第页栏，中华书局。
[1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二，集部，总集类存目二，第页栏，中华书局。
[1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三一，子部，杂家类存目八，第页栏，中华书局。
[20]《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经部，易类存目一，第页栏，中华书局。
[2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О，史部，别史类存目，第455页中栏，中华书局。
[2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О，史部，别史类存目，第455页下栏，中华书局。
[23]《麻城县志》（民国版）前编卷十“耆旧·流寓”，转引自厦门大学历史系编《李贽研究参考材料》第一辑，第3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4]《吴虞文录》：《明李卓吾别传》。
[25]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一《李宏甫》。
[26]顾宪成《顾端文公遗书》卷十四《当下绎》。
[27]此套《李贽文集》收录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初谭集》、《四书评》、《史纲评要》、《老子解》、《庄子解》、《九正易因》、《因果录》、《永庆答问》、《柞林纪谭》、《道古录》、《窨然录》及《孙子参同》，共分七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版。
[28]参见注8。
[29]吴从先著《小窗自纪》卷三《李秃翁赞》。
[30]吴从先著《小窗自纪》卷三《史纲评要》序。
[31]陈仁锡著《无梦园集》之《藏书》序。
[32]谢肇淛《五杂俎》卷八。
[33]《明书》卷一百六十“异教传”。
[3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О，史部，别史类存目，“藏书六十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条，第455页中栏，中华书局。
[35]以上两条见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О，史部，别史类存目，“续藏书二十七卷（浙江总督采进本）”条，第455页下栏，中华书局。
[36]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
[37]此语出自汤显祖所书《李氏全书》总序。
[38]任冠文《李贽的史学思想》，《南开学报》（社会科学版），第十三页，2000年第1期。
[39]任冠文《李贽的史学思想》，《南开学报》（社会科学版），第十三—十四页，2000年第1期。
[40]《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第七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版。
[41]《藏书》：《德业儒臣前论》，第59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版。
[42]《焚书》：《又与焦弱侯》，第4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版。
[43]原载《姚州志》，见于道光年间《云南通志》卷一百三十秩官志《李贽传》，循吏下。
[44]《藏书》：《世纪·九国兵争·田齐》，第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版。
[45]《焚书》：《又与焦弱侯》，第4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版。
[46]《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序》，第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版。
[47]《藏书》：《司马相如传》，第71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版。
[48]《焚书》：《答耿中丞》，第1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版。
[49]《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第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