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李贽；史学价值观
梁任公与钱宾四先生均作有《近三百年学术史》，历数明清以来之大学术人物。二人皆自黄宗羲始，不述李贽，不只是三百年时间所限，更为李贽思想边缘化在民国时之冷落。今管见其史学价值观，以为启发。
一、李贽之生平
李贽，号卓吾，生于明嘉靖六年丁亥，卒于明万历三十年壬寅，有年七十又六[1]。《焚书》卷三《卓吾论略》自云：
居士别号非一，卓吾特其一号尔。卓又不一，居士自称曰卓，载在仕籍者曰笃。虽其乡之人，亦或言笃，或言卓，不一也。
又言：
居士生大明嘉靖丁亥之岁，时维阳月，得全数焉。生而母太宜人徐氏没。幼而孤，没知所长。长七岁，随父白斋公读书歌诗，习礼文。年十二，试《老农圃论》。
嘉靖十九年庚子，卓吾时年十四，始问道于《书》。《易因小序》云：
余自幼治《易》，复改治《礼》，以少《礼经》决科之利也。至年十四，又改治《尚书》，竟以《尚书》窃禄。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卓吾廿六岁，时年乡试及第。不及会试，即出仕，后任过几年国子监教官[2]。嘉靖四十五年，卓吾年四十，问道于不死之阳明佛释。
年甫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王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3]。
在都门，从赵大洲讲学，礼部司务李贽不敢赴会，先生以手书《金刚经》示之曰：“此不死学问也。若亦不讲乎？”贽始折节向学。[4]
又四年，“居士五载春官，潜心道妙。撼不起白斋公于九原，故其思白斋公也亦盛，又自号思斋居士。”[5]由此可以想见，卓吾已自称居士，心向菩提。第二年，卓吾蒙面耿楚倥。李贽后来就在耿家寄居过。值得注意的是，李贽虽一度与耿家关系密切，但李贽思想的偏执使得他不得不与耿氏（主要指耿定向）产生极大分歧，正如黄仁宇所指出的那样，“李贽的难言之隐在于他强烈地抨击了这些人物以后，他还是不得不依赖这些被抨击者的接济而生活。”[6]从后来耿楚倥去世之时李贽的举止可以让人想见李贽与耿家的恩恩怨怨。李贽为耿楚倥赋哀诗《哭耿子庸四首》，其一云：
我是君之友，君是我之师。我年长于君，视君是先知。君言吾少也，如梦亦如痴。去去学神仙，中道复弃之。归来山中坐，静极心自怡。大事苟未明，勿做空尔为。行行还出门，逝者在于斯。反照未生前，我心不动移。仰天一长啸，兹事何太奇。从此一声雷，平地任所施。开口向人难，谁是心相知？[7]
万历十六年，卓吾年六十又二，在黄安正式落发为僧。李先前只是“折节”而学释迦，而关于李为何在此时出家[8]，卓吾自己提到“呜呼！余之落发，岂容易哉！写至此，我自鼻酸，尔等切勿亦落发为好事，而轻易受人布施也。”[9]
卓吾虽入佛门，但其行动与“俗事决然不肯与理”的初衷却大相径庭。李贽为生命安全而奔走各地，他在诗中透露着这样的情况，“黄昏入夏口，无计问刘琦。假若不逢君，流落安可知。”[10]
李之名声继续在奔波中传扬，他也在此期间结识更多人，包括袁宏道等。然而，卓吾终究未能逃脱命运的诅咒。万历三十年壬寅，李寓居通州马经纶之家，后“因张问达之疏劾而投狱，三月自杀于狱中。”
吴虞在《明李卓吾别传》中指出：
呜呼！卓吾产于专制之国，而弗生于立宪之邦，言论思想，不获自由，横死囹圄，见排俗学，不免长夜漫漫之感；然亦止能自悲其身世之不幸而已矣，复何言哉？复何言哉？[11]
二、李贽之书
李贽自己提到：
自有书四种：一曰《藏书》，上下数千年是非，未易肉眼视也，故欲藏之，言当藏于山中以待后世子云也。一曰《焚书》，则答知己书问，所言颇接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欲当焚而弃之，不可留也。《焚书》之后又有别录，名为《老苦》，虽同是《焚书》，而另为卷目，则欲焚者焚此矣。独《说书》四十四篇，真为可喜，发圣言之精蕴，阐日用之平常，可使读者一过目便知入圣人之无难，出世之非假也。信如传注，则是欲入而闭之门，非以诱人，实以绝人矣,乌乎可！其为说，原为看朋友做时文，故《说书》亦佑时文，然不估者多已也。[12]
“四库全书总目”收李贽之书有存目：
《九正易因》（无卷数、江苏周厚堉家藏本）[13]；
《藏书》六十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14]；
《续藏书》二十七卷（浙江总督采进本）[15]；
《初谭集》十二卷（内府藏本）[16]；
《李温陵集》二十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17]；
《三异人集》二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18]；
《读升庵集》二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19]等诸篇。
《四库全书总目》指出：“贽所著述，大抵皆非圣无法，惟此书尚不敢诋毁孔子，较他书为谨守绳墨云。”[20]（评《九正易因》）“贽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惟此书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21]（评《藏书》）“贽所著《藏书》为小人无忌惮之尤。”[22]（评《续藏书》）。
分析“四库”存目来源，李书多来自民间，官方仅存其一二。反映李书被官方诋毁，民间仍盛之事实。
此外，“其在龙湖所辑书曰《初谭》、《史纲》、《藏书》、《焚书》、《因果录》等，凡手录及所评点不下数百种。”[23]李贽之书，虽然颇不得大多数人赞同，但在当时及以后却流传甚广，故有“卓吾之学益德剑称于时，然则焚者焚，禁者禁，而藏者自藏，读者自读。帝王之力，固不足以加于儒生之后世也。”[24]
卓吾之书，褒者自褒，贬者自贬，于其书毫无大碍。褒者如袁宏道“幸床头有《焚书》一部，愁可以破颜，病可以健脾，昏可以醒眼，甚得力。”[25]贬者如顾宪成“李卓吾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又以成败为是非而已，学术到此，真成涂炭，惟有仰屋窃叹而已，如何如何！”[26]
现存李贽之书整理出版有《李贽文集》[27]，收录较备。
三、李贽之定位
李贽的人生观直接指导着他的人生行为。在其当时即被指责为“异端”，自己尚以“异端”自居[28]。时人誉之毁之不绝与世，毁多于誉。
誉者如吴从先，其云李贽“惟夫俊千秋之赏，吐无前之髓”，“击研长作枯鱼声，万古英雄泪不止；嵶管胜操照夜刀，一生肝胆血如洗。”[29]其又云：
卓吾之纵口横笔，当世之斧钺有所不避，况已陈之司籍哉？故同是不妨独非，同非不妨独是，莲华作舌，芙蓉为剑，爱则亲，疾则仇也。千秋万国，昏明之异君，而忠佞之异臣，一听其笔舌以发落，史有旁落则史为不尊，野史稗官将驾而据其上，又何乐乎有？卓吾乃敢取所评定者，以贻史臣辱。[30]
陈仁锡中更是提到：
卓吾先生隐矣，而其人物之高，著述之富，如珠玉然，山晖川媚，有不得而自掩抑者，盖声明赫赫盈海内矣。或谓先生之为人，与其所为书，疑信者往往相伴，何居？余谓此两者皆遥闻声而相思，未见形而吠影者耳。先生高迈肃洁，如泰华崇严，不可昵近，听其冷冷然，尘土俱尽，而实本人情，切物理，一一当实不虚，盖一被容接，未有不爽然自失者。[31]
马经纶在给一封友人的心中说：
吾友为谁？李卓吾先生是也。虽吾友，实吾师也。乐圣人之道，论圣人之经，若世所梓行《易因》及《道吾录》诸书，真上足以阐羲、文、孔、孟之心传，下足以绍周、邵、陈、王之嫡统者也。
李贽之师友对李贽之奇是往往抱理解或忍受态度的。然而，当世之时，学人百姓其之者不计其数。人们对其书，其而不绝观读。在后来历史中，李贽的地位和名声一直不得以提升。
谢肇淛在他的《五杂俎》中写到：
近时吾闽李贽，先仕宦至太守，而后削发为僧，又不居山寺，而遨游四方以干权贵。人多谓其口，而善待之。拥传出入，（）首坐肩舆，张黄盖，前后呵殿。余时客山东，李方客司空刘公东星之门，意气张甚，郡县大夫莫敢与君茵伏。余甚恶之，不与通。无何，入京师，以罪下狱。此近乎人妖者矣。[32]
“人妖”之斥，不轻于“异端”。如果说民间尚对李贽之人有着无断无果之评论，那么在官方则几近异口同词的贬诋着。《明书》中，李贽有传，然却在“异教传”中，存在于此卷实乃本然。史记者以“卫道者”的身份指出“后士风大都由其染化，亦孔子之道一大厄也。”[33]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谈及李贽时指出：
贽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惟此书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牍。特以贽大言欺世，同时若焦竑诸人几推之以为圣人。至今乡曲陋儒，震其虚名，犹有尊信不疑者。如置之不论，恐好异者转矜创获，贻害人心。故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34]
贽所著《藏书》，为小人无忌惮之尤。
种种蹖驳，毫无以利，总无一长之可取也。[35]
顾亭林在《日知录》里同样也提到，“愚按：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36]
关于李贽的评价与定位，在当代亦有分歧，此不详论。
四、李贽之史学价值观
传统意义构建下的李贽在史学界是鲜有人提的。探讨其史学理念，既有助于全面客观地了解其人，也能裨益理解中国古代史学变迁在明清之嬗变。
李贽的书籍并非纯粹在于偏执思想之表达。汤义仍曾经提到：
世假李氏书伙盛，真出其手者雅推《藏书》、《焚书》、《说书》。《藏书》藏不尽，《焚书》焚不禁，《说书》说不尽，而为经史集，靡不具备。[37]
卓吾之书在“四库”有《藏书》、《续藏书》列与“史部·别史类存目”。故而，研究李贽之史学观念着力从其《藏书》、《续藏书》、《焚书》以及《史纲评要》等书而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