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惠帝何时立太子？
吕后四年五月废杀皇帝另立新帝。关于此事，卷九的记载，即“宣平侯女为孝惠皇后时……以太后制天下事也”，有三个问题值得探讨。一、是谁杀了皇帝之母？亦即帝言中之“后”指“孝惠皇后”或“太后”？二、司马迁既引述帝言“我未壮”，为何又记载“帝壮”？两者似相矛盾。三、这位皇帝何时被立为太子？
关于第一个问题，《汉书·五行志上》与《外戚传上》的相关记载都明指“太后”。这是可信的。因为，此时“太后制天下事也”；张皇后当时应极年轻，岂有权力杀太子之母？而且，司马迁特别指出她在十二年后株连甚广的诛吕政变中“唯独”幸免于难，证明她先前未曾犯下这个罪行。（注：卷四九《外戚世家》载：“高后崩……卒灭吕氏。唯独置孝惠皇后居北宫。”）因此，此处的含混记述显然是有意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韩兆琦注曰：“张文虎曰：‘壮字疑衍。’(《校勘纪》)按：张说是。后文有帝曰：‘我未壮，壮即为变。’可知此时帝犹未壮也。”（注：韩兆琦：《史记选注》，台北里仁书局1994年版，第176页。）或许基于相同理由，《汉书·外戚传上》的同一记述删除了“帝壮”二字。然而，这个删改正确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解答第三个问题。
首先，郭嵩焘认为《史记》的记述不可信。他指出张皇后取惠帝后宫之子为子时应在惠帝五、六年；这个小孩即位为皇帝时应只二三岁，被杀时也只不过六七岁。吕后当时大权在握，怎么会因他一两句话而害怕呢？他又是吕后的亲子孙，吕后怎么会如此狠毒呢？（注：郭嵩焘：《史记札记》卷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假定惠帝立太子在立张皇后之后，则郭氏的推论便是合理的，“帝壮”的“壮”字就如张文虎等所指的是衍文，那么班固删掉这两字就是正确的。
问题是，这个假定是不成立的。因为，惠帝立太子应在他即位之初而不在立张皇后之后。司马迁以错乱之笔在卷八《高祖本纪》记载了这件事：
丙寅，葬。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庙，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上尊号为高皇帝。太子袭号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以岁时祠。
梁玉绳指出，这段记述有三个错乱。一、“高祖”称谓错乱，“此时群臣方议尊号，何得先称‘高祖’？《汉书》作‘帝’，是也”。二、“丙寅”前应加“五月”二字。三、同卷最后孤悬无依的“葬长陵”三字应移至“丙寅”之后并删除一“葬”字。（注：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六。）笔者认为，这些应是司马迁暗示此段记述有隐情的错乱提示。这个隐情就是历来众说纷纭的“己巳，立太子”五字。
这五字班固改写为“已下，皇太子群臣皆反至太上皇庙”。张守节认为这个改写错误，原文应指“丙寅葬后四日，至己巳即立太子为帝”。《资治通鉴》作“五月丙寅，葬高帝于长陵……己巳，太子即皇帝位”，近似张氏之说。梁玉绳则认同班固的改写，认为“‘巳’乃‘已’字之重，‘立’乃‘下’字之误”，而不同意张氏之说，认为此说与原文的“太子袭号为皇帝”重复。刘辰翁认为“立”字可能是多余的，“‘己巳太子至太上皇庙’甚顺”。王孝廉认为“‘立太子’当是‘皇太子’之伪”。王叔岷指出，前引诸说“梁说较胜”（注：本段引文均见王叔岷《史记斠证》第二册，第351—352页。）。
笔者认为，这些说法均未得其解。“己巳，立太子”当指刘盈在高帝葬日“丙寅”即位、袭号为皇帝后第三日“己巳”就立太子。
首先，太子刘盈应在高帝葬日即位为帝并谒祖庙。下列三事可以为证：一、卷九载惠帝死后，“九月辛丑，葬。太子即位为帝，谒高庙”。二、文帝被拥立时，“辛亥，皇帝即阼，谒高庙”。三、文帝葬后，“太子即位于高庙”（注：两句引文均见卷一○《孝文本纪》。）。此处惠帝所谒者为“太上皇庙”而非高庙是由于此时高帝初崩尚未立庙，“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可证。因此，司马迁将“太子袭号为皇帝，孝惠帝也”十一字载于“己巳”日之后，时序错乱。
其次，惠帝即位之初很可能以亲身经历就接受群臣的建请而立太子。刘邦在汉王二年彭城大败逃难时巧得刘盈后就立他为太子；当年他只有五岁。（注：事见卷八《高祖本纪》。）这也说明刘邦早已认识立太子的重要性。而且，如前所述，他临终前由于坚信确立皇位继承人的重要性而放弃废吕后的念头，因此也应会交代惠帝即位后就立太子。此外，年轻的代王在被拥立为皇帝后，群臣也在第四个月就为他立太子。（注：卷一○《孝文本纪》载文帝元年正月立太子。）这些事实与叔孙通谏诤太子不能废之言——“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都表明，汉初君臣记取了秦始皇未立太子而致帝国崩灭的教训，对皇位继承问题极为重视。最后，吕后死后齐王起兵的说词“高后……擅废高帝所立”（注：卷五二《齐悼惠王世家》。），证明被吕后废杀的皇帝，也就是惠帝太子，是奉高帝之命而立的。时间当在惠帝即位之初。
第三，惠帝即位时虽仅十六岁，但却应已生子。王鸣盛指出：“古者，王子、诸侯皆年十二而冠，冠而生子”（注：王鸣盛还指出，汉初皇帝的冠礼未依古制没有定期是由于“汉初经典残阙，天子冠礼无明文”。见《汉书补注·惠帝纪》“三月甲子皇帝冠”下引。值得补充说明的是，惠帝虽然二十岁才行冠礼，但未必二十岁才生子。下引文帝之例，可为佐证。）；这是说汉前男子12岁时已经具有生育能力，与汉时和现代男子没有明显差异。其次，惠帝是能生育的，被吕后废杀的皇帝是他的儿子。这两点学界并无疑义。再者，他的弟弟文帝为代王时在12岁左右就生子，（注：《汉书·外戚传上》载：文帝生于汉王四年，即公元前203年；景帝生于惠帝七年，即公元前188年。《史记·孝景本纪》载：景帝之前，还有三个代王王后所生之子。依此推算，文帝应于十二岁就开始生育。）进一步说明当时刘氏诸侯王为了继承问题在有生育力时即生育。皇太子的地位远比诸侯重要，应当也是如此。依此推算，惠帝太子被立时可能是三四岁。
第四，“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庙……”的记述，动词“至”字前无主词，文法错乱，文意不通。而且，如前所述，“太子袭号为皇帝，孝惠帝也”十一字时序错乱。笔者认为，这十一字应与“己巳，立太子”五字对调；对调后，文法、时序及史实尽皆通顺！这显然是司马迁的错乱之笔，意在隐讳吕后与高帝的矛盾，隐讳惠帝为了太子与皇后的废立而与其母所发生的冲突。
总之，张皇后“详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之事应属子虚乌有。惠帝太子早她四年而被立。他扬言报仇时年约十四五岁，正值“将壮未壮”、血气方刚、不识时务的叛逆期。吕后听到他扬言报仇确实应当感到害怕，因为处处与她作对的亲生子惠帝即位时也不过十六岁。因此，吕后废杀他也就不是郭嵩焘所认为不合理之事。因此，司马迁写“帝壮”是合理的，引述帝言“我未壮”也是合理的。因此，班固删改“后”、“己巳，立太子”与删除“帝壮”，表明他不了解司马迁的错乱之笔。
六、张皇后为何无子？
卷四九《外戚世家》载“吕太后以重亲故”立惠帝亲姊之女张氏为皇后，“欲其生子万方，终无子”。夫妻无子的原因很多，可能是生育能力上的、基因上的或情感上的。无论如何，现存史书找不到直接相关记载。笔者认为，她是政治人物，无子之因可能是政治与社会上的，也就是说，基于政治与社会规范的考量，惠帝不与她生子。
这个说法的依据有三。一、惠帝已奉高帝之命树立太子，假如再与张皇后生子，所生即为“嫡子”。依照当时嫡长继承法，此子应被立为太子，已立太子就要被废。这应非惠帝与大臣所乐见。二、吕后凭借皇太后与事实上的皇帝（注：吕后亲政时名义上仍有一个皇帝，但这个少帝事实上没有作用；另一方面，吕后虽无皇帝之名却有皇帝之实。这个少帝没有作用，正对比反衬出惠帝是有实质作用的。）的权威对刘氏宗族强行主婚权，屡屡将吕家女嫁给刘家。此举遭到许多诸侯王的抗拒，高帝四子赵王友与五子梁王恢不但不与吕氏王后生子，并因而受到吕后迫害致死。（注：这两件事卷九《吕太后本纪》记载得很详细。相对的，《史记》全书都未交代惠帝与张皇后的关系。笔者认为，这有可能是司马迁的“对比反衬”笔法，也就是以前者的详细记述对比反衬出后者相同的情况。梁王自杀前“为歌诗四章”；赵王刘友饿死前亦作诗歌，悲愤之情，至为感人。）高帝八子燕王建与其王后也无子，他死后吕后派人杀其子废其国。从惠帝与其母在立张皇后前的许多尖锐冲突来看，他不与半个吕家女张皇后生子的可能性很高。三、张皇后与惠帝是甥舅关系，结为夫妇违反社会伦常。如前所述，司马迁以齐王尊妹为母的错乱之笔提示此事是乱伦之举。而且，前述惠帝坚持以“家人之礼”对待齐王表明他非常尊重社会伦常。贵为天子，作为臣民表率的他也可能因此而不与张皇后生子。
这个说法可以从未央宫发生的两场火灾间接获得证实。《汉书·五行志上》载：
惠帝四年十月乙亥，未央宫凌室灾：丙子，织室灾……是岁十月壬寅，太后立帝姊鲁元公主女为皇后。其乙亥，凌室灾；明日，织室灾。凌室所以供养饮食，织室所以奉宗庙衣服，与春秋御廪同义。天戒若曰：皇后亡奉宗庙之德，将绝祭祀。其后，皇后亡子。（注：此事《汉书·惠帝纪》载于“秋七月”。《五行志上》所载具有前后因果关系，应是正确的。“七”应为“十”之讹误。）
此处的“灾”字，古代指自然发生的火灾；然而从现代观点来看，这两场火灾实应为古人所说之“火”，即人为纵火。（注：《左传》宣公十六年：“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首先，接连两天发生火灾已属离奇；火灾的时间“丙子”与“乙亥”又在“壬寅”立张皇后前二十六七天；烧的正是惠帝所居未央宫内的“凌室”与“织室”；所显现的“天意”又是“皇后亡奉宗庙之德，‘将’绝祭祀”的预言（注：皇后之子为嫡子，主持祭祀。瞿同祖指出，周代的宗法社会中，“宗子(嫡长子)权中最主要的是祭祀权”。见氏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台北里仁书局1984年版，第19页。），纯属自然火灾的机率很低。其次，从政治冲突面来看，既敢处死母亲情夫的惠帝很可能愤而授意纵火，假借天象以表达强烈的不满。纵火时，吕后强立皇后之事可能已经确定，惠帝太子之母可能已经被杀或即将被杀。由此看来，惠帝不与张皇后生子也可说是对其母的反击。
接着值得追究的是惠帝太子之母在张皇后被立前的身份。张皇后被立于惠帝即位后三年又五个月。史书都未记载这段期间曾有皇后。假定太子被立后其母未被立为皇后，那么这段不能算短的期间就是没有皇后的。然而，这是相当不寻常的情况。因为，惠帝太子是奉高帝之命而立的，依照当时“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的礼法，太子之母应同时被立为皇后。下列相关事实可以为证：一、惠帝为太子时，其母亦为皇后；二、吕后去世前就立吕禄女为少帝刘弘皇后；三、文帝立太子后两个月，薄太后就立太子母窦氏为皇后（注：卷一○《孝文本纪》。）；四、“景帝为太子时，薄太后以薄氏女为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注：卷四九《外戚世家》。）由此看来，太子之母应在惠帝即位后就被立为皇后。假定如此，那么司马迁可能为了隐讳惠帝因此事而与其母的冲突运用了“缺漏之笔”，就如同他漏载张皇后被立的时间与未央宫火灾之事一般。
无论如何，立张皇后之事应是惠帝与其母的重大政治冲突。皇后的废立牵涉到太子的废立，事关重大，牵连复杂；其困难的程度连高帝晚年都无法解决。年轻的惠帝又有一个极为强势的母后，处境更加困难。
七、惠帝誓死拒封吕氏为王为侯
史书都未明载惠帝曾与其母为封吕氏为王为侯而发生冲突。但笔者认为这应是他们母子的重大矛盾。
首先，就事实来看，高帝分封了9个刘氏王，1个异姓王，143个功臣列侯；战国时代末期秦国统治的地区则为汉中央直辖的15个郡。为巩固这个郡国统治结构，他特别斩杀白马与诸侯王和功臣列侯订立“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的盟约。（注：周亚夫语，见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这可说是汉的立国盟约。
惠帝主政期间这个结构没有重大改变。在王国方面，他未曾封王；赵王如意死后，淮阳王友被改封为赵王，淮阳国废除为郡。（注：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在侯国方面，他只封了三个侯；其中没有一个是吕氏。（注：卷一九《惠景间侯者年表》。）相对的，他去世前吕后就迫不及待欲立诸吕为王，惠帝七年时即“初置吕国”（注：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如前所述，这时他应已卧病不起。吕后亲政后立即废免王陵，“追尊郦侯父为悼武王，欲以王诸吕为渐”；元年四月（注：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即“立郦侯吕台为吕王”并封吕氏家人为侯。（注：本句引文见卷九《吕太后本纪》。）到她去世前，吕氏为王者有梁王吕产，赵王吕禄及鲁王张偃(吕后外孙)等三人；为侯者有吕媭等十人。（注：见卷九《吕太后本纪》的记述与卷一九《惠景间侯者年表》的记载。）这个强烈的对比表明他们应曾为此事而发生激烈的冲突。
那么，司马迁为何不明言此事呢？如前已述，他在记述具有矛盾关系的某甲与某乙时会运用“对比反衬”的笔法。举例而言，诛吕政变时，诸吕与陈平等具有矛盾关系。司马迁从未明指上将军吕禄与相国吕产不合，但他却在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详细记载太尉周勃与丞相陈平的“将相和调”；这就对比反衬出禄、产的“将相不和”。同样地，他一方面只字未提惠帝反对之事，但另一方面却在卷九与卷一九《惠景间侯者年表》巨细靡遗地记载吕后封王封侯之事，这就对比反衬出他在位时坚决反对的立场。此处运用这个笔法的可能用意有二：一在隐讳惠帝与其母为此而发生激烈冲突；二在以隐文记载这个冲突。
其次，司马迁也以错乱之笔在卷九记载吕后认为自己与家族的功劳很大，对高帝只封其兄二人为侯甚为不满：“吕后为人刚毅……次兄吕释之为建成侯。”这段记述有六个错乱提示。一、周吕侯并非战时为国捐躯；梁玉绳指出，“吕泽封侯三年而卒，非死事也”。二、“交侯”封号错误。梁氏指出：‘交’字当依《汉诸侯王表》作‘洨’，县在沛。此作‘交’，《惠景侯表》作‘郊’与《汉书》《年表》作‘汶’皆误。”三、洨侯被封的时间错误；梁氏指出：“洨侯之封在高后元年四月……此误书于高祖时。”（注：本段所引梁玉绳之言均见《史记志疑》卷七。）四、“郦侯”封号错误，应如《汉书》作“鄜侯”；卷一八《外戚恩泽侯表》载，周吕侯死后“侯台嗣，高祖九年更封为鄜侯”；卷三八《高五王传》亦载：“吕太后……元年，以其兄子鄜侯吕台为吕王。”五、动词“封”字前缺主词，文法错乱。六、“封”字指独立受封，与事实不符，应如前引《汉书》作“嗣……更封”，指吕台继承其父之侯位而更改封地。简言之，司马迁虚构周吕侯“死事”之意应在凸显吕后认为其兄具有大功，刻意误载高帝曾封“吕台为郦侯，子产为交侯”之意应在凸显她对高帝只封其兄二人为侯感到不满。
第三，司马迁紧接着再以错乱之笔“夏，诏赐郦侯父追谥为令武侯”记载吕后在惠帝即位之初即有增封吕氏为侯之意，并因而与惠帝发生激烈冲突。这一笔很短，问题却不少。一、此笔之前记的是杀如意之事，之后记的是观人彘之事；此笔孤悬无依，前言不接后语。二、追谥之事即令确有也无关痛痒，记在两件大事之间非常突兀。三、此笔之前的“于是”与之后的“遂”同义，同为因果关系连接词；但前者表达的因果关系甚为明确，后者表达的却莫名其妙。四、“诏赐……追谥……”文法不通，应如同卷所载“追尊郦侯父为悼武王”作“追谥郦侯父为令武侯”。五、追谥之事不可能发生。梁玉绳指出，“吕泽以高帝八年死，自当有谥，何烦惠帝诏赐追谥乎？”（注：《史记志疑》卷七。）六、如前所述“郦侯”封号错误。简言之，司马迁虚构此事的用意可能有三。一、如前已述，在突出“夏”字以指出惠帝观人彘的时间在如意死后半年。二、在指出吕后此时即“欲以侯诸吕为渐”，就如同后来“追尊郦侯父为悼武王”的目的在“欲以王诸吕为渐”一般；这个笔法与同卷中写“太后欲王吕氏，先立……”之前先写“太后欲侯诸吕，乃先……”的笔法一致。三、“遂”字隐含除先前的冲突外，惠帝还与其母为封侯之事发生激烈冲突，因而有观人彘之事。
第四，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明载“孝惠帝时”吕后就“欲王诸吕”，对忤逆其意而能言善道的大臣加以迫害，陆贾因而称病辞职。陆贾是连至为刚暴的高帝都能摧折的辩士（注：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载：“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高帝不怿而有惭色……”），连他都“自度不能争之”，可见吕后的威势与惠帝抵抗的强烈程度。
第五，惠帝死后吕后随即罢免右丞相王陵而遂行其意志之事，说明他在位时确实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件事司马迁也是以错乱之笔记载的，即“太后称制，议欲立诸吕为王……王陵遂病免归”。这段记述有五个错乱提示。一、“问左丞相陈平、绛侯周勃。勃等对曰”文法错乱；“勃等对曰”应作“平等对曰”。二、“陈平、绛侯曰”称谓不一、文风错乱，而且连错两次，前者为人名，后者为侯号。三、王陵“何面目见高帝地下”的指责直指人心，岂会“无以应之”？四、附和陈平意见的群臣显然都参加了盟誓，对王陵的斥责必然是哑口无言、“无以应之”，岂能公开强辩？五、陈平等的强辩之词“全社稷，定刘氏之后”显然是司马迁依据后事而虚构的。这句话指八年后的“诛吕安刘”政变。陈平等岂敢在此时即萌生此一杀身灭族的阴谋，又岂有公开张扬的道理！（注：关于这个错乱之笔，司马迁也提供了一个“重述错乱”提示。卷五六《陈丞相世家》载：“高后欲立诸吕为王，问王陵，王陵曰：‘不可’；问陈平，陈平曰：‘可’”。在这个记述中，前述错乱都不见了！）
总之，群臣在惠帝死后立即弃守盟约，证明他在坚守盟约之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至死压制了其母的心头大愿，坚守了其父所定的立国盟约，有效行使了皇权。封王封侯之权在皇帝，吕后的愿望在自己当了事实上的皇帝后才实现。可悲的是，实现这个愿望的代价太大了！她尸骨未寒时整个宗族就被灭绝，依据该盟约所建立的帝国结构也几乎完全复辟。（注：吕后所立的王国全数被废。赵国复立，以赵幽王之子为王。原琅琊王刘泽因拥立文帝有功被改封为燕王。齐、楚两国被吕后所削夺的领土全部恢复。吕氏诸侯全部被杀。无功之异姓侯，如张泽，则被废。事见卷一○《孝文本纪》与卷一九《惠景间侯者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