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帝即位之初，诸侯王方面的威胁主要来自淮南国和齐国。所以继淮南之后，文帝又在齐国推行“易侯邑”和“令列侯之国”政策，以削弱齐王势力。
    齐悼惠王刘肥是刘邦庶长子，食七十余城，是汉初最大的诸侯国。惠帝六年，悼惠王卒，其子哀王继位。吕后死后，诸吕“欲为乱”。哀王二弟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当时都在长安，“乃使人阴出告其兄齐王，欲令发兵西，朱虚侯、东牟侯为内应，以诛诸吕，因立齐王为帝”。哀王“既闻此计”，与舅父驷均等发兵屯于齐国西界，并联合其他诸侯及驻军荥阳的汉将灌婴，“以待吕氏之变而共诛之”。不久，刘章联合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在齐王的声援下发动政变，消灭了吕氏，并“议欲立齐王”。但有大臣指出：“齐王母家驷均，恶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吕氏故几乱天下，今又立齐王，是欲复为吕氏也。”遂改变主意，迎立代王为帝。文帝即位后，将吕后夺走的城阳、琅邪、济南三郡还给齐国，但齐哀王仍因没作成皇帝而心存不满。刘章和刘兴居为消灭吕氏立了大功，周勃等大臣“许尽以赵地王朱虚侯，尽以梁地王东牟侯”。但文帝听说二人原想迎立齐王，遂“绌其功”，各益封二千户了事。第二年，文帝割齐国二郡封他们为王，“以齐之城阳郡立朱虚侯为城阳王，以齐济北郡立东牟侯为济北王”，但二人仍“自以失职夺功”而愤愤不平。文帝元年，齐哀王卒，子文王继位。文帝三年，刘章卒。同年，刘兴居乘匈奴入侵、文帝亲往代国指挥抗击之时发兵反叛，结果兵败自杀，国除为汉郡。（注：《史记》卷52《齐悼惠王世家》，第1999—2010页。）这时，悼惠王诸子中最有影响的刘章、刘兴居两人都已不在，齐文王年幼，暂时不能有什么作为。但哀王舅父驷均尚在，悼惠王的另外十个儿子也都在文王身边，齐国对文帝仍是一大潜在威胁。贾谊曾警告文帝：“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向而击……况莫大诸侯权势十此者乎！”（注：贾谊：《新书·宗首》，第25页。）“谋为东帝”者指淮南王刘长，“西向而击”者指济北王刘兴居，“莫大诸侯”则指齐国。文帝对之当然不会掉以轻心。
   四年五月，文帝将齐悼惠王子十人同时封为列侯，（注：“十”，《史记》卷52《齐悼惠王世家》、《汉书》卷4《文帝纪》、卷38《高五王传》皆误作“七”。）而其侯邑似皆不在齐国境内。据《汉书》卷15《王子侯表》，十侯是管侯罢军、氏丘侯宁国、营侯信都、杨丘侯安、杨虚侯将闾、朸侯辟光、安都侯志、平昌侯卬、武成侯贤、白石侯雄渠。杨虚，《汉书·地理志》作“楼虚”，属平原郡。《水经注疏》卷5《河水注》：“《地理志》杨虚，平原之隶县也。汉文帝四年，以封齐悼惠王子将庐为侯国也。”《汉书补注》卷15《王子侯表》“杨虚侯”条先谦曰：“杨虚即平原楼虚县。”是杨虚侯之封邑在平原郡。朸、平昌，（注：《史记》卷52《齐悼惠王世家》作“昌平”，误。）据《汉书·地理志》皆属平原郡。白石，见于《汉书·地理志》金城郡，然《史记》卷52《齐悼惠王世家》“胶东王雄渠”条《正义》曰：“白石古城在德州安德县北二十里。”唐德州安德县即汉平原郡安德县。据此，平原郡亦有白石，刘雄渠之封邑当在此。武城，见于《汉书·地理志》定襄郡和左冯翊，然《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菑川王贤”条《索隐》曰：“《地理志》县名，属平原。”则唐人司马贞所见《汉志》平原郡下似有武城县。《正义》曰：“贝州县。”唐贝州武城县所在地紧邻《汉书·地理志》所载平原郡，汉初当属平原郡。杨丘即阳丘，（注：《水经注疏》卷8《济水注》：“(百脉水)西北流，迳阳丘县故城中。汉孝文帝四年，以封齐悼惠王子刘安为阳丘侯。”(第751页)）在济南郡。管，《汉书·地理志》无此县，唯河南郡中牟条本注曰：“有莞叔邑。”《续汉书·郡国志》河南尹中牟条本注曰：“有管城。”然《水经注疏》卷8《济水注》载：“济水东，迳菅县故城南。汉文帝四年，封齐悼惠王子罢军为侯国。”据此，罢军封于菅。《疏》引赵一清曰：“《史》、《汉表》皆作管共侯罢军，误也……菅字为是。”（注：《水经注疏》卷26《淄水注》，第750页。）菅也在济南郡。《汉书·地理志》所载平原郡原是济北郡，属齐国。文帝二年以济北、济南二郡立济北国。（注：参阅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104—105页。）次年，济北国废，二郡遂归汉。以上七侯邑看来都在其中。
    其余三侯邑，地望不详。营，《汉书·地理志》无。《史记》卷19《惠景间侯者年表》“营侯”条《索隐》曰：“《表》在济南。”今案《汉书》卷15《王子侯表》“营平侯”条无此注，王先谦《补注》曰：“《索隐》：‘《汉表》在济南。’此夺济南二字。”据此，营当属济南郡。然《水经注疏》卷26《淄水注》曰：“(绳水)西北流迳营城北，汉文帝四年，封齐悼惠王子刘信都为侯国。绳水又西迳乐安博昌县故城南。”（注：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本，第2253—2254页。）则营又在博昌县东南，当时属齐国。安都，《汉书·地理志》亦无。《齐悼惠王世家》“安都侯志为济北王”条《正义》曰：“安都故城在瀛州高阳县西南三十九里。”高阳见于《地理志》涿郡，汉初属燕国。氏丘，《史记》卷19《惠景间侯者年表》作“瓜丘”，皆不见于《汉书·地理志》。《史记索隐》作“斥丘”，《汉书·地理志》属魏郡。然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2“斥丘”条曰：“予谓斥丘侯唐厉，高帝所封，传三世，至元鼎初尚无恙，不应更封他人。”（注：《嘉定钱大昕全集》第2册，第30页。）我认为，既然前面七个侯邑都在济北、济南境内，后面三个侯邑应当也不例外。《新书·五美》曰：“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于彼也”。（注：贾谊：《新书·五美》，第67页。）贾谊此疏作于文帝六年之后，（注：上引《五美》之文又曰：“地制一定……栈奇、启章之计不萌”。阎振益、钟夏校注引卢文弨曰：“《汉书》作柴奇。柴与栈，音义得两通。”又曰：“《汉书》启作开，避景帝讳。”(第69—70页)柴奇即“棘蒲侯太子奇”，启章即“士伍开章”。二人参与刘长谋反在文帝六年。贾谊此疏，必作于其后。）所言是文帝已经在齐国实行过的办法，贾谊只是建议将这一办法向其他诸侯国推广。由此看来，将悼惠诸子封于削自齐国的济北、济南之地，是文帝有意做出的安排。除非二郡容纳不下，否则不应有例外。
    悼惠诸子如此，哀王舅父驷均又如何？据前引史料载，驷均封于靖郭，其地当在齐国。然《汉书》卷18《外戚恩泽侯表》曰：“邬侯驷均，以齐王舅侯。”司马贞和颜师古都注意到这条材料，并推测说驷均可能先封靖郭后改封于邬。《史记》卷10《孝文本纪》“驷均为清郭侯”条《索隐》：“按《表》，驷均封邬侯。不同者，盖后徙封于邬。”《汉书》卷4《文帝纪》“驷均为靖郭侯”条师古曰：“岂初封靖郭后改为邬乎？”但杭世骏认为：驷均“享国甚短，并无徙封之说”，邬与郭可能“以偏旁形似而差”，“又并清字脱去耳”，因此“邬”可能是“清郭”之误。（注：见杭世骏：《史记考证》，张舜徽主编：《二十五史三编》，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1册，第105页。）其说也不无道理。今案《汉书·地理志》，邬县在太原郡，汉初属代国。文帝“易侯邑”是将王国内的侯国迁入汉郡，不大可能将驷均之邑从齐国迁入代国。然而据上引贾谊所言“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于彼”推测，文帝在封悼惠诸子的同时，也将齐国境内原有的侯国迁出了。因此，驷均的侯邑不会继续留在齐国。又《汉书》卷18《外戚恩泽侯表》“邬侯驷均”条曰：“六年，坐济北王兴居举兵反弗救，免。”驷均对济北王谋反有“救”的义务，应当是由于他当时住在济北国境内。由此推测，靖郭可能就在齐国之济北或济南郡内，文帝二年改属济北国；三年，济北国废，靖郭便随之归汉了。
    和淮南国相比，文帝的“易侯邑”和“令列侯之国”政策在齐国收到了更明显的效果。悼惠十子和驷均应当都离开了齐国国都，居住在各自的封邑，从而落入汉朝济北、济南二郡的监视和控制之下。失去他们的辅佐和支持，年幼的齐文王当然不能有任何作为。从那以后，齐国一片宁静，未发生任何对汉朝不利的事件。故《齐悼惠王世家》载文王事迹，只有“立十四年卒，无子，国除，地入于汉”一句。《汉书》卷38《高五王传》亦同。

    　　　　五

    上节提到，贾谊曾建议文帝将其在淮南国和齐国的上述做法继续向其他诸侯国推广。文帝是否采纳了这一建议呢？答案是否定的。
    文帝八年封刘长四子为列侯时，刘安为阜陵侯，刘良为东城侯，其邑皆在九江郡，是淮南国旧地，但刘赐为阳周侯，其邑在上郡，刘勃为安阳侯，其邑在汝南郡，都是原汉朝直辖郡。（注：见《史记》卷19《惠景间侯者年表》，第1003、1004页；《汉书》卷15《王子侯表》，第432、433页，卷28《地理志》，第1569、1617、1562页。）其后，文帝又封了几个列侯，而其侯邑仍有在王国中者。如十年封召奴为犁(《汉表》作黎)侯，其邑《汉书·地理志》属东郡，然《二年律令·秩律》所显示的东郡之东界，在东阿、鄄城、濮阳一线，黎县在其东，当时可能属梁国。十四年封孙单为缾侯，《索隐》：“缾，音瓶。”《汉书·地理志》琅邪郡有瓶县，当即其邑，文帝十五年前属齐国。后三年封申屠嘉为故安侯，其邑《汉书·地理志》属涿郡，文帝时属燕国。（注：又：文帝十六年封韩颓当为弓高侯，《史记》卷93《韩信列传》“封颓当为弓高侯”条《集解》：“《地理志》河间有弓高县也。”《索隐》：“《地理志》属河间，《汉书·功臣表》属营陵。”(2636页)《汉书》卷33《韩王信传》“封颓当为弓高侯”条注引晋灼曰：“《功臣表》属营陵。”(第1857页)其时河间郡属汉，营陵则属胶西国。）景帝元年封楚元王子五人为列侯，其中刘秽为沈猶侯，《索隐》曰：“《汉表》在高苑。”《汉书·地理志》千乘郡有“高宛”，《续汉书·郡国志》作“高苑”，当时属齐国；刘埶为宛朐侯，《地理志》作“冤句”，属济阴郡。《水经注疏》卷7《济水注》：“济水又东北，迳冤朐县故城南。吕后(当作景帝)元年，封楚元王子刘执为侯国。”（注：《水经注疏》卷7《济水注》，第692页。）其地当时属梁国。这些情况表明，文帝在淮南国和齐国的做法并未形成制度，“易侯邑”只是针对性很强的权宜之计。
    但景帝三年以后，除了梁孝王二子和几个降汉的匈奴王等特殊情况外，新封的侯国都不在王国中。大概自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王国领土被大量削夺，所剩不过一郡或数县，因而不再将侯国安置其中，久而久之，形成惯例。至元朔二年，武帝颁布推恩令，“令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制封号，辄别属汉郡”。（注：《汉书》卷53《中山靖王胜传》，第2425页。）目的是进一步削夺王国的领土。从此，即使王国属县封为侯邑，也要改属汉郡，王国不辖侯国成为定制，文帝的“易侯邑”政策在形式上被延续下来。“列侯就国”之制则由于王国对汉朝的威胁基本上消除而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遂于景帝后二年被明令废除。
    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允许东方王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享有相当自主权，并可在一定程度上从俗而治。这一制度除了“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注：《史记》卷17《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802页。）之外，也起到缓解东西文化冲突的作用。但文帝即位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文帝不具备高帝、吕后那样的威望，无力继续驾驭郡国并行的复杂局面。曾为汉朝“盘石之宗”的东方王国，转而成为对汉朝的威胁，淮南王和齐王甚至对文帝的皇位提出挑战。为了削弱诸侯王的力量，同时又避免激起内战，文帝采取了收夺诸侯王自置二千石的权力、要求王国用汉法等釜底抽薪的措施，使汉初的东方政策悄然发生转变。（注：参阅拙著：《汉代政治与〈春秋〉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1章第3、4节。）这是汉初历史的一件大事，影响深远。本文的考证则表明，汉文帝的“易侯邑”和“令列侯之国”政策，表面上是针对功臣侯的，其实主要矛头是指向淮南国和齐国的，是文帝削弱和控制王国势力的又一举措。唯其迂回曲折，更可见文帝当时用心之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