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那么，孔子讲的“五至”是什么意思呢？

《说文》：“至，鸟飞从高下至地也。从一，一犹地也。象形。”[8] (P247)罗振玉认为至字象矢远来降至地之形，不象鸟形[9](P433)。“五至”中的“至”就是到的意思。虽然《家语》没有得到深入研究与全面注训，但是历代学者对《礼记》的研究可作补充。最早对“五至”含义做出阐释的是郑玄：“凡言‘至’者，至于民也。志，谓恩意也。言君恩意至于民，则其诗亦至也。诗，谓好恶之情也。自此以下，皆谓民之父母者善推其所有，以与民共之。”[6] (P1275)郑玄注紧扣“民之父母”这个主题，但是他并没有对五至之间的逻辑关系做更多说明。
    《礼记》孔颖达疏：“此经子夏问‘五至’之事，孔子为说‘五至’之礼。‘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者，‘志’谓君之恩意之至，‘所至’谓恩意至极于民，诗者，歌咏欢乐也。君子之恩意既至于民，故诗之欢乐亦至极于民；既能欢乐至极于民，则以礼接下，故礼亦至极于民；既礼能至极于民，必为民之所乐，故乐亦至极于民焉；君既与民同其欢乐，若民有祸，则能悲哀忧恤至极于下，故哀亦至焉。己欲恩爱，民亦欲恩爱；已有好恶，民亦有好恶；己欲礼乐，民亦欲礼乐；己欲哀恤，民亦欲哀恤，是推己所有，与民共之也。”[10] (P1616-1617)
    宋卫湜《礼记集说》引广安游氏(按：游桂)曰：“志也，诗也，礼也，乐也，哀也，相因而生，相寻而至者也。诗犹情也，情动于中而为喜怒哀乐。诗者，喜怒哀乐之动而成章者也。故志之所至，诗亦至焉。情动于中而礼随至以为节，故礼亦至焉。节之以礼而诚心乐之，然后可以持久而不厌，故乐亦至焉。乐犹自乐也，哀犹慈哀也。自乐于己而后慈哀恤物之心，君子之所病也，故哀亦至焉，言在已有以自乐而于天下有所不忘也。易曰：知至，至之，可与几也。君子之于道，于其所当至者随而至焉，当其所感而其所当应者随之而至，此圣功也。志至而诗不至，则情有所感而喜怒哀乐失其和也。诗至而礼不至，则为情所胜而无节矣。礼至而乐不至，则久而厌矣。乐至而哀不至，则不仁矣。故此五者必有以致之而后可也。是功也，治心于屋漏之际，致谨于杳冥之中，虽明目倾耳，不可得而见闻也。”
    又引马氏(按：马晞孟)曰：“五至者，治己之事也。治己莫如志，故以志为先。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故志之所至，诗亦至焉。兴于诗则可与言，言而履之礼也，故礼亦至焉。立于礼则可以行，行而乐之，乐也，故乐亦至焉。治己至于乐，则治之至也。治己之至，则人所忧不可不忧，故乐之所至，哀亦至焉，哀者有出而与民同患之意也。哀乐相生，自然之势也，哀乐相生，妙道也。”(120卷)[11]
    《礼记义疏》卷六十四“王氏肃曰：五至，五者相因，自然而至”下加案语曰：“乐人之立者必忧人之不能立，乐人之达者必忧人之不能达，方幸其生聚而欣然，又忧天下之未能遍后日之未能保而戚然，哀乐相生，周流不息。”
    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于郑注后抒发己见：“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既有忧民之心存于内，则必有忧民之言形于外，故《诗》亦至焉。既有忧民之言，则必有以践之，而有治民之礼，故礼亦至焉。既有礼以节之，则必有乐以和之，故乐亦至焉。乐者乐也。既与民同其乐，则必与民同其哀，故哀亦至焉。五者本乎一心，初非见闻之所能及，而其志气之发，充满乎天地而无所不至，故谓之五至。”[6] (P1275)
    《陈氏礼记集说补正》：“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盛则言亦盛，故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有美刺，可以兴起好善恶恶之心，兴于诗者，必能立于礼，故曰‘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贵于序，乐贵于和，有其序则有其和，无其序则无其和，故曰‘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至则乐民之生而哀民之死，故曰‘乐之所至，哀亦至焉。君能如此则民亦乐君之生而哀君之死，是哀乐相生也。”[12] (P4)
    以上所引文献都是将五至的五个支点放在一个平面上，以顺承的关系来理解。也有学者认为“五至”不是并列关系，“志”是统帅其他四至的。比如：
    《续礼记集说》载明姚舜牧说：“五至虽有次弟，而总由一志来。此志一至四者，自无不至，故云‘志气塞乎天地’。子民之心诚恳切到，心目之间自然，故隐秘而不得，便是诗至；有是心目之图，自然有许多经纶料理出来，便是礼至；有是经纶料理，自然欣喜从事而不为疲，便是乐至；乐此而不为疲，则视民如伤，唯恐或阽于危亡也，将戚然而不自宁，便是哀至。”[13] (P4867-4868)
    王夫之《礼记章句》：“人君以四海万民为一体，经纶密运，迩不泄，远不忘，志之至也。乃于其所志之中，道全德备、通乎情理而咸尽，故自其得好恶之正者，则至乎诗矣！自其尽节文之官者，则至乎礼矣！自其调万物之和者，则至乎乐矣！自其极恻怛之隐者，则至乎哀矣！凡此四者之德，并行互致、交摄于所志之中，无不尽善，凡先王敦诗、陈礼、作乐、饰哀之大用，传为至教者，其事虽赜，而大本所由、和同敦化者，皆自此而出。”[14] (P1204)
    庞朴也是这么看：“从字面上看，这五者不分轩轾，彼此平等；但在实质上，志却高出一筹，与四者有别。盖所谓的‘志’，乃心之所之，是人及其行为的形而上的动机，是统帅。而诗、礼、乐、哀四者，在这里则属于‘气’的层面，是受制于统帅跟随着统帅的种种行为……因此，‘诗之所至者，礼亦至焉’等三句，应该分别理解为‘志之所至者，礼亦至焉’、‘志之所至者，乐亦至焉’、‘志之所至者，哀亦至焉’，即理解为实质上的并列关系，而不为字面上的串联所迷惑，方能真正捉住五至的真谛。”[15] （注：庞朴在简帛研究网站上刊出《喜读“五至三无”》、《试说“五至三无”》等一系列讨论“五至三无”的文章，后结集为一篇《话说“五至三无”》，在《文史哲》2004年第1期发表. ）以上注解均基于传世文献的“五至”，总结如下：
    “志”：志字的含义从郑玄开始就解错了，孔颖达疏不破注，错错相因解为“恩意”，这种解释受到后人很多批评，从宋人开始解为“心志”，后人多承此说。
    “礼”：其含义认识一致且正确。
    “乐”：对乐至的理解是一个难点。首先面临的是读音也即词义问题，是读为快乐之乐(音洛)，还是读为礼乐之乐(音岳)。若读为礼乐之乐则很难与哀字相连，若读为快乐的乐又似乎难于和前面的礼至相连。清代学者读为乐(音岳)，故而在乐(音岳)与乐(音洛)的转换上大费周张。而唐宋学者则直接读为快乐之乐，也能够解释合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对“乐”理解不同，归根结底在于对“哀”字理解的差异。
    “哀”：清代学者将“哀”理解为悲哀，故而陷入乐字解释的两难境地；而汉、唐的郑玄和孔颖达都把握住了哀字推己及人的内涵，宋人游氏、马氏在此基础上明确解释为慈哀和忧，即哀恤，并一再申述推己及人之意。
新材料出土之前，清姚际恒已就“五至”五支点本身的合理性提出过质疑：“《书》曰：‘诗言志。’故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则‘志’即在‘诗’内，不得分为二至。且章首是言民之父母，则五至皆谓至于民也。至‘志’于‘诗’，何与于民？其不得以‘志’为第一至，审矣！”[13] (P4868-4869)（注：姚氏接着议论：“郑氏以其不可通，故曰：‘凡言至者，至于民也。志谓恩意也。言君恩意至于民，则其诗亦至也。’以‘志’为恩意，曲解显然，即作者之意，亦岂尝如是？或‘乐亦至焉’之‘乐’音岳，‘乐之所至’之‘乐’音洛，欲取哀至之义，忽以乐(岳)字脱换作乐(洛)字，甚奇！(注与疏以三‘乐’字皆音洛，则礼乐不相接。陈氏《集说》上二‘乐’字皆音岳，则乐哀又不相接也。)”对“志”及“乐”的解释都有所批评. ）前文已经辨明传本中的“五至”其实是“事、志、礼、乐、哀”，所以姚际恒的批评得到了出土文献的支持。目前，以上博本为依据形成了对于“五至”的新解说。彭裕商的看法是“物之及于民，君子爱民之恩意也要随之而及于民，即通过物而致恩意于民……恩意既已达于民，儒家治国以礼，故又当教之以礼……民既知恭敬谦让，则又当化之以乐……乐既及民，君子远虑，又当虑民之忧患，以达其哀矜之意于民。”其中“物”的外延包括惠民便民的各种政策措施；“志”依郑玄注指恩意；“礼”、“乐”、“哀”则分别对应下文“三无”之中的无体之礼、无声之乐和无服之丧。
    季旭升对于这“五至”的理解又有不同：“‘物至’应指天地万物之理、当然包括人民之所欲……完全了解天地万物之理及人民的好恶之情就是‘志至’……能完全了解天地万物之理及人民的好恶之情，就能制定各种政策、规定来导正人民，使之趋吉避凶、各遂所生，这就是‘礼至’……礼是外在的规范，要以乐来调和，才能恭敬和乐……这就是‘乐至’(‘乐’音岳)……音乐能够传达人民最直接的情感，人民苦多乐少，要由此了解他们心中的哀痛，这就是‘哀至’。”新的阐释虽然基于新出楚简，但有些见解不若前人的见解合理。
    综上所述，“五至”含义如下：“事之所至，志亦至焉”，事指事情，为民父母就要治理百姓，就一定要做事，但是不能机械地、消极地做事，而是“志亦至焉”，事情来了，要用心去做；“志之所至，礼亦至焉”，讲用心做事，却不能随心所欲，要受礼的节制(可以理解为受制度、政策等的约束)；“礼之所至，乐亦至焉”，讲的是在礼的约束下全心全意为民做事，久而久之，熟悉规则之后，便能游刃有余，从中体会到快乐(或可理解为成就感、工作的乐趣等)，达到乐的境界，孔子自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矩”(《论语·为政》)，即是类似的快乐境界；“乐之所至，哀亦至焉”，乐是快乐之乐，而非礼乐之乐，乐指自己达到的快乐境界，哀指哀别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自己快乐了，推己及人，还要想到别人(百姓)是否快乐，要有哀恤之心。

    　　　　四

    最后，从“诗礼相成”来讨论《孔子家语·论礼》篇“子夏侍坐于孔子”章与《礼记·孔子闲居》及楚简《民之父母》的关系。
    由“五至”的含义可以看出，从逻辑关系上说，志、礼是一对概念，讲个人意志和制度的关系；乐、哀是一对概念，讲推己及人的道理。
    个人意志既与制度是对立的矛盾的，又是相辅相成的，个人意志要服从制度的约束，同时又在制度的规范引导下得到充分的张显；乐和哀是相应相生的，民之父母快乐的同时会想到百姓是否快乐，若百姓乐则己更乐，若百姓处于危难之中，则父母官不会独乐，进而哀恤之政施行于下，直至百姓复乐。
    讲完“五至”之后，《孔子闲居》和《民之父母》总结作“哀乐相生”；而《论礼》篇则作“诗礼相成，哀乐相生”。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已经知道“诗礼相成”的“诗”字实为“志”字，故此句当为“志礼相成，哀乐相生”，刚好照顾了“五至”包含“志之所至，礼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的逻辑联系。而《孔子闲居》和《民之父母》的“哀乐相生”则只涵盖了“乐之所至，哀亦至焉”之意，而不及“志之所至，礼亦至焉”句。由此可见，《家语》本较《礼记》并《民之父母》多出的“诗礼相成”一句并非平白多出，而是有来源的，它所概括的正是“五至”当中“志之所至，礼亦至焉”这句话的逻辑关系。比起《礼记·孔子闲居》和楚简《民之父母》来，《家语·论礼》篇对上文的概括更好，在文义上更为完整。
    由于“诗(志)礼相成”这句话只见于《家语·论礼》篇，不见于其他传世文献，故不可能自别处抄来，只能是祖本所有。所以，较之《礼记·孔子闲居》篇及楚简《民之父母》篇，《孔子家语·论礼》篇所记更真实，更符合原意，说它袭自《礼记·孔子闲居》篇，显然是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