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家语·论礼》篇分为两章，前一章见于《礼记·孔子燕居》，后一章——即“子夏侍坐于孔子”章——见于《礼记·孔子闲居》，又见于2002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中《民之父母》篇。本文拟讨论其有出土文献可资对照的“子夏侍坐于孔子”章。
一
《论礼》篇“子夏侍坐于孔子”章是孔子与子夏的对话，记录了孔子对怎样做民之父母这一问题的阐释。子夏陪侍孔子时，以《诗》“凯悌君子，民之父母”一句向孔子提问：“何如斯可谓民之父母？”孔子答之曰：“夫民之父母，必达于礼乐之源，以致五至而行三无，以横于天下。四方有败，必先知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这一回答中提出了两个重要命题——“五至”和“三无”。子夏向孔子分别请教了这两个命题的内涵。孔子阐述了“五至”、“三无”之后，又以“五起”来对“三无”进行补充说明。
《论礼》篇中关于“五至”的一段是这样的：
子夏曰：“敢问何谓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诗礼相成，哀乐相生，是以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志气塞于天地，行之充于四海，此之谓五至矣。”
《孔子闲居》中相对应的文字为：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闻之矣，敢问何谓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哀乐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志气塞乎天地。此之谓五至。”
上博楚简中有内容与《孔子家语·论礼》及《礼记·孔子闲居》大体相同的记载，整理者命名为《民之父母》。其中关于“五至”的一段文字如下：（注：隶定及释文暂依濮茅左之整理本，缺文可补出的以“□”标出，简号为笔者所加. ）子(夏)曰：“敢(问)可(何)胃(谓)‘五至’？”孔子曰：
“‘五至’(乎)，勿之所至者，志亦至安(焉)；志之所至者，豊(礼)亦至安(焉)；豊(礼)之所至者，乐亦至安(焉)；乐之所至者，(哀)亦至安(焉)，(哀)乐相生。君予以正，此之胃(谓)‘五至’。”
为便于比勘，以《家语》为本位，以句为单位，列出以上三种文献的用字、文句对照表（注：濮茅左做过类似工作，参照《家语》、《礼记》，依照《民之父母》的序列。见《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二)》第176～180页. ）：
表1 《论礼》、《孔子闲居》、《民之父母》用字、文句对照表 《论礼》 《孔子闲居》 《民之父母》
子夏曰：“敢问何谓五至？”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闻之矣，敢问何 子(夏)曰：“敢(问)可(何)胃(谓)‘五至’？”
谓五至？”
孔子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 孔子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 孔=(孔子)曰：“‘五至’(乎)，勿之所至
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 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 者，志亦至安(焉)；志之所至者，豊(礼)亦至
亦至焉。 至，哀亦至焉。 安(焉)；豊(礼)之所至者，乐亦至安(焉)；乐
之所至者，(哀)亦至安(焉)，
诗礼相成，哀乐相生， 哀乐相生。 (哀)乐相生。
是以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倾耳而 是故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
听之，不可得而闻。志气塞于天地，行之充 听之，不可得而闻也。志气塞乎天地。 君子以正，
于四海，
此之谓五至矣。” 此之谓五至。” 此之胃(谓)‘五至’。”
文句上无关宏旨的差异不算在内，三个文本中尚有四处大的不同：一是《论礼》与《孔子闲居》中“五至”的五个支点是“志、诗、礼、乐、哀”，《民之父母》中的则是“勿、志、礼、乐、哀”；二是《论礼》“诗礼相成，哀乐相生”句，《孔子闲居》和《民之父母》则并无“诗礼相成”句，只作“哀乐相生”；三是《论礼》“是以正”一句，《孔子闲居》作“是故正”且和后面的“明目而视之”等语连读，《民之父母》作“君子以正”；四是“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志气塞于天地，行之充于四海”这段话，在《孔子闲居》中没有“行之充于四海”句，在《民之父母》中位置不同，不在“五至”部分，而是放在下文“三无”的叙述之后，作“奚(系)耳而圣(听)之，不可(得)而(闻)也；明目而见之，不可(得)而见也，而(得)既(气)塞于四海矣”。这几处异文都很重要，对考察这三段话的关系是很有启发性的。
二
首先讨论“五至”的内容。
《家语·论礼》和《礼记·孔子闲居》中的五至是志、诗、礼、乐、哀；楚简《民之父母》则是勿、志、礼、乐、哀。
对于楚简所记，濮茅左考释：“‘勿’，疑‘志’之误写，但‘勿’读作‘物’，似亦通。”[1] (P159)濮氏提出了两种意见，但是在释文和下文的讨论当中都只依从前者；加之又将“‘志亦至’之‘志’读为‘诗’”[1] (P159)，所以其释文中的五个支点与今传本一致，即志、诗、礼、乐、哀。彭裕商[2]、季旭升[3]、李天虹[4] 等对简文的释读提出了商榷。他们认为“勿”应读为“物”，“志”仍读如本字。如李天虹就认为：“勿”与“志”字形差别大，误写可能性小；古书里“志”与“诗”相联之例多，独不见“物”与“诗”直接联系之记载，但郭店简《性自命出》里“物”与“志”有密切关系。因此，楚简《民之父母》中关于“五至”的记载实为(直接以通行字写出)：物之所至者，志亦至焉；志之所至者，礼亦至焉；礼之所至者，乐亦至焉；乐之所至者，哀亦至焉。
李天虹鉴于古书中“志”与“诗”的密切联系以及今本《家语》和《礼记》中“五至”皆由志至诗再至礼，提出上博本似乎在志和礼之间脱却了“诗”这一环，为弥缝这个缺环，假设“志亦至安；志之所至者”下本有重文符，为抄手讹脱，将重文展开通读则为：“勿(物)之所至者，志亦至安(焉)；志之所至者，志(诗)亦至安(焉)；志(诗)之所至者，豊(礼)亦至安(焉)……”，还引述了高华平的类似意见(高氏认为简书“诗”这一环节的缺乏可能出自脱文)[5]。但是，这个论点有其明显的弱点，就是无法解释无论简本还是今本，均只有五个支点的事实。
按：李天虹将“勿”释为“物”，并“志”读如本字是正确的；为了弥补“缺环”而认为竹简脱去了重文号的假设则可商榷。影响重文说成立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五至”变成“六至”，其说难以成立，这一点李文业已指出；一是志礼之间是否真的存在缺环。先秦两汉文献中“志”和“礼”相连而言的例子确实不多，但也不是没有，如：《礼记·大传》：“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6] (P917)又《礼记·乐记》：“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6] (P977)志和礼在义理上的关系还是很明确的，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对心志加以约束。所以，简书原有一长串重文符号的假设不能成立，“勿”读为“物”，“志”字还是读如本字。
面对简本与今本“五至”内容的重大差别，彭裕商认为“竹简本较今传本义胜。但今传本经郑注，又收入《孔子家语》，与竹简本当各有师承，也不必据竹简本以改今传本。”季旭升指出上博本“五至”说优于《家语》本及《礼记》本，竹简本正确而传世本讹误，造成“志”讹误为“诗”的原因可能是汉代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致使“志礼乐”变为“诗礼乐”，其中还有志诗音近及上下文的影响，进而受“诗言志”观念的影响，“勿”也就由“志”取代了。
按：简本第一至是“勿至”。“物”从“勿”声，可以通用。《书·立政》：“时则勿有间之。”《论衡·明雩》引勿作物。《周礼·春官·司常》：“杂帛为物。”《说文·勿部》勿下《系传》曰：“今《周礼》作物，假借。”《老子》四十二章：“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汉帛书甲本物作勿。《庄子·天道》：“中心物恺。”《释文》：“物本亦作勿。”[7] (P608)所以，简本的“勿”是由“物”字来的。
今本第一至是“志至”。“志”通“事”。《说文》：“志，意也。从心，之声。”又“事，职也。从史，之省声。”志是章母之部字，事在从母之部，志与事音近可通。《易·蛊·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孟子外书·文说》引下事字作志。[7](P404)又古书中还有“事”与“待”、“事”与“时”相通的例子[7](P404)（注：《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哀死事生以待天命。”《吴越春秋·王僚传三》事作待。《诗·商颂·殷武》：“岁事来辟。”《诗经考文》：“古本岁事作岁时. ”），旁证“事”、“志”可以通假。所以，“志”是“事”字的假借。
“物”与“事”又义同可通。《玉篇·牛部》：“物，事也。”《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郑玄注：“物，犹事也。”《吕氏春秋·先识》：“(晋威公)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高诱注：“物，事。”故“物”与“事”义同，是物事、事情的意思。为民父母当然要做事，所以首先是“事(物、勿、志)之所至”。《增韵·寘韵》：“事，治也。”《战国策·秦策四》：“齐、魏得地葆利，而详事下吏。”高诱注：“事，治。”为民父母者要做的事就是治理百姓。
因此，简本和今本“五至”的前两至看来差别甚大，其实各有所本，一本自“物”，而写作“勿”，一本自“事”而假以“志”，两个祖本用字不同但含义相同，故今本与简本的“首至”看似不同实则相同。今本采用“志”字之后，日久忘其所本，被理解为意念或恩意等等，故“二至”的“志”受“诗言志”等观念及时代学术潮流的影响(如季旭升说)讹变为“诗”。
综上所述，今本“五至”的内容实质上是“事、志、礼、乐、哀”，与楚简《民之父母》的五至内容根本一致。相应地，《论礼》下文的“诗礼相成”其实就是“志礼相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