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活动贯串于中国上古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可以说不了解中国上古的祭祀就无以知晓中国古代社会。而商代上承夏代，下启周代，在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以，对考古发现的商代祭祀遗存进行研究，对于把握商文明，甚至中华文明的礼制和特征具有重要意义。祭祀是和人们的精神信仰密不可分的，它往往藏匿于考古发现的背后，再加以中国考古学建立之后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考古家们都在构筑中国考古学的文化谱系。因此学界对商代祭祀遗存的研究相对薄弱。笔者欲在此对商代祭祀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做一回顾，并对存在的问题谈些自己的想法，希冀有利于此课题的进一步研究。
    本文所说的商代对应于考古学上晚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商文化二里冈期至殷墟四期。

    　　　　一、商代祭祀遗存的发现与研究概况

    回顾商代祭祀遗存的发现和研究历程，大致可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
    　　(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前商代祭祀遗存的发现与研究概况
    20世纪20—30年代在安阳殷墟就发掘到大量的祭祀遗存。主要有小屯乙七建筑基址南被石璋如称作北组、中组墓葬的祭祀坑，小屯丙组基址附近的“墓葬”和有烧燎痕迹的遗迹等，小屯遗址与甲组、乙组建筑基址有关的“基下墓”和“基上墓”，在安阳西北岗王陵区发现的数以千座的“小墓”、以及一些大墓中的祭祀遗存，小屯丙区墓葬附近的祭祀坑。
    但由于战乱，这些资料没有得到及时整理，只有少数发掘者对这些遗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如石璋如对小屯乙七建筑基址南的北组、中组墓葬、乙组建筑基址的“基下墓”和“基上墓”等进行了分析，并引用甲骨卜辞和昆明民俗，提出这些“墓葬”可能与埋祭有关，具体的基下墓“当系奠基的仪式”、基址附近的杀头葬与房屋的落成有关[1]。
    进入20世纪50年代，大陆的考古工作全面展开，在郑州商城、殷墟等遗址都有祭祀遗存发现。郑州商城的主要发现有商城东北隅的社祀遗迹，南关外铸铜作坊遗址内与铸铜祭祀有关的“乱葬坑”、“殉猪坑”等，聚集在二里冈的时令小河旁台地上的12座祭祀坑，郑州商城内城西墙所开探沟CWT2内的“殉狗坑”，彭公祠门前高地上的3座“殉牛祭祀坑”等[2]。殷墟的主要发现是1950年在西北岗王陵区发掘的25座祭祀坑、后冈祭祀坑、1959年在苗圃北地铸铜遗址发掘的5座埋有牛或马的祭祀坑等。此外，在江苏铜山丘湾发现了社祀遗址。
    但这些祭祀遗存的资料当时多没发表，对它们的性质多不认识，在一些简要的报道中，多把它们归为墓葬，个别虽意识到与祭祀有关，但除了言明与奠基有关的祭祀坑外，多没有说明祭祀对象或祭祀类别。以研究者关注较多的后冈祭祀坑为例介绍一下这种状况。
    郭沫若首先对此坑进行了研究，但他认为此坑是个墓葬，圆坑中央侧身屈肢葬的一具骨架可能就是墓主，墓主“……或因罪而死，故葬颇简略，然仍有不少殉葬的奴隶(24人)和殉葬品”[3]。赵佩馨则认为此坑并非独立的墓葬，而是附属于大墓或建筑物的殉葬坑，埋在坑中的是一队戍卒和率领他们的首领——戍嗣子[4]。《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认为此坑是杀殉坑[5]。刘克甫认为此坑的年代当属周代[6]。
    从20世纪50年代起，台湾学者在整理20～30年代安阳殷墟的发掘资料过程中，对殷墟的祭祀遗存有了进一步的研究。石璋如在《殷墟建筑遗存》中说：“这三组墓葬(谢肃按：指小屯乙七基址南的北组、中组和南组墓葬)也可以说是一个较大的结构，很可能代表着军事的组织”。“如果是在(建筑)落成之后埋入的……也可以说为‘落成牲’。这个用意固然在庆祝房屋的落成，同时也希望这些武装的灵魂保护着住在宗庙内的祖宗的灵魂的安全”[7]。石璋如在整理小屯丙组基址发掘资料过程中，提出丙组基址中的“丙一、丙二、丙三、丙四、丙七、丙八、丙十一等基址的一带，为祭祀区”[8]。
董作宾在《甲骨学五十年》中提出“黄土基址(即小屯乙一基址)，位居中央，附近又有埋猪的遗迹，似乎是宗庙之一”[9]。董作宾的这种从祭祀遗迹推测建筑性质的研究方法为以后邹衡在论证二里头一号宫殿基址是宗庙时所继承和发展。
    总之，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对商代祭祀遗存的研究尚处于资料积累的阶段，对祭祀遗存性质的认识还很模糊。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一些重要的发现和一些发掘报告或简报的发表推动了商代祭祀遗存研究的深入。而这些研究主要体现在祖先祭祀和社祀的研究上。
    关于祖先祭祀遗存的发现，首推殷墟西北岗王陵区祭祀坑的发掘。1976年在这里发掘191座。1977年又发现120座，1978年发掘了其中的40座。
    1976年的发掘简报将这次发掘的祭祀坑分作22组，认为同一组是同一次祭祀的遗迹[10]。发掘者杨锡璋、杨宝成结合甲骨卜辞的研究推定这两次发掘的祭祀坑和1934年～1935年发掘的一千多个“小墓”中的“相当一部分”都属于商王室的一个祭祀祖先的公共祭祀场。并推测东西向坑的时代为殷墟二期，南北向坑为殷墟一期。文章还对人殉和人祭进行了区分，提出殉葬主要是同穴，异穴者与它所殉的大墓距离较近，人祭主要是异穴，同穴者少，人祭可以与墓葬同时，也可以是追祭。他们强调用于祭祀的人牲的身份是奴隶。还认为甲骨卜辞和考古发现所反映出殷代用人祭祀日渐减少的现象，是奴隶社会生产和社会发展的结果[11]。
    1976年殷墟王陵区祭祀坑的发掘成果是研究先秦祖先祭祀和墓祭制度的宝贵资料，推动了商代甚至先秦时期墓祭制度的研究，发掘者的研究成果也为以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研究者广泛征引。
    1971年在殷墟大司空村附近发掘了一座殷代祭祀坑71M14[12]，丰富了与墓地有关的祖先祭祀的资料。但简报仍然把它定性为“杀殉坑”。
    丘湾遗址的祭祀遗存发现于1965年。发掘简报只是笼统的认为这是一处可能先后举行过两次祭祀的祭祀遗址[13]。简报发表后，俞伟超从文献中社有石主、商代和东夷旧地习惯杀人祭社等记载推定丘湾商代祭祀遗址为社祀遗址，并认为其时代相当于大司空四期，在武乙之后；该遗址可能与淮夷有密切关系；丘湾的人祭，“最可能就是商代的‘血祭’”[14]。王宇信和陈绍棣更多地从甲骨卜辞出发，论定丘湾祭祀遗址是“大彭奴隶主的一个祭社遗址”，并认为“为了御除睢水的妖神之害，曾在此举行过御祭”[15]。
    社祀在三代，乃至秦汉以降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现象，其所祀之神灵至迟在周代就和宗庙所祀之祖先神成为国家的保护神和象征。关于它的记载屡屡见于古代文献，甲骨卜辞中也保留一批关于社祀的资料。丘湾社祀遗址的发掘和认定是首次在考古学上确定古代社祀的遗迹，极大地推动了古代社祀研究的进程，并为祭祀遗存的研究开拓了思路。
    20世纪70年代初小屯乙七建筑基址南的“墓葬”资料全面发表，报告认为北组墓葬“可能是一个告庙献车的典礼。这个典礼有牺牲，有祭品，先分批的埋入各色人等，最后才把牺牲、祭品及首要的人物一齐埋入”。死者“可能有‘求仁而得仁’的志士，可能也有被强迫的弱者”[16]。
    《丙区墓葬》公布了小屯丙区墓地附近的祭祀坑和丙组基址附近的祭祀遗迹，石璋如提出：丙一、丙二、丙三、丙四基址及其附近祭祀遗迹或许如《尚书·金滕》所说的“三坛同”[17]。
    除了以上研究成果，燕耘结合甲骨卜辞、传世文献和考古发现简要论述了商代与铸铜有关的祭祀[18]。
    这一时期的另一重要发现是可能存在墓上建筑的妇好墓，妇好墓的发掘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商代是否有墓上建筑和墓祭的讨论。
    总之，《从商代祭祀坑看商代奴隶社会的人牲》、《铜山丘湾商代社祀遗迹的推定》、《关于江苏铜山丘湾商代祭祀遗址》等文章的发表标志着商代祭祀遗存研究已经作为一个考古学课题提了出来，这些研究成果成了以后研究商代祭祀的基础。但这些成果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它们占了较多篇幅去研究商代人牲和人殉，以此来探讨商代的阶级关系和社会性质。
    　　(二)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商代祭祀遗存的发现与研究概况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新发现的商代祭祀遗存数量大增，分布地区也较广泛。
    其中新发现的商文化祭祀遗存主要分布在偃师商城、小双桥、洹北商城和小屯等遗址。1985～1986年在偃师商城五号宫殿基址发现了10个狗坑，六号宫殿基址发现1个狗坑[19]，从而把商代大型建筑基址营造过程中的用牲祭祀提早到了商代早期。偃师商城最重要的祭祀遗存位于宫城北部，东西绵延200米。发掘者把它分作A、B、C三区。这是首次在早商宫殿宗庙区集中发现祭祀遗存。在A、B、C区以外也有祭祀坑和祭祀场[20]。从简要报道中可以看到发掘者对祭祀用牲遗留骨骼和可能用作祭品的植物遗存等尽可能完全地做了收集和鉴定。这些细微而重要的工作必将推动商代祭祀遗存研究的深入，这种发掘方法也当为以后此类遗存的发掘所借鉴。
    小双桥遗址在历年发掘中不断有重要的祭祀遗存发现。其中发表的祭祀遗存有1990年发现的VT189 M1，1995年发现的人祭坑1个、大型牲祭坑2个、牛头牛角坑13个、狗祭坑1个，1999年～2000年发现的“与夯土建筑基址的奠基仪式有关”的4个祭祀坑，商代灰层、夯土层、垫土层及部分灰坑中发现的大批与祭祀有关的人骨架，2个与祭祀有关的丛葬坑，铺有石板的“可能与燎祭”有关的烧土遗存[21]。
    2001年～2002年在洹北商城1号宫殿基址的庭院内外和基址夯土中发现40余处祭祀遗存[22]。
    1989年在小屯乙组基址东南约80米处发掘到一组建筑基址。其中北排建筑基址F1南面垫土下发现10座祭祀坑。发掘者认为这些祭祀坑所反映的杀人祭祀，是在立柱或上梁时进行的。祭祀坑里的人牲是用来为祖先守卫门户的[23]。
    2003年在殷墟孝民屯铸铜遗址发现一些马坑和猪坑，它们当与铸铜祭祀有关[24]。
    邢台葛庄遗址[25] 和垣曲商城也曾发掘到一些祭祀遗存[26]。
    在商文化周边地区也有祭祀遗存的发现，主要有1986年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2个祭祀器物坑[27]；1996年～1997年在山东桓台史家发现的岳石文化晚期木构架祭祀器物坑[28]。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对商代祭祀遗存的研究也向深度发展。具体表现在：
    1. 出现了对某一时段祭祀遗存的综合研究
《论郑州市小双桥商代前期祭祀遗址》[29] 和《商代中期祭祀礼仪考》[30] 试图对小双桥遗址商代中期的祭祀遗存进行总结。虽然二文在解释祭祀遗存性质时对文献的运用有可商之处，但它们(尤其是前文)对商代中期祭祀遗存的研究实有开拓之功。
    马季凡结合甲骨卜辞中的祭祀信息，对小双桥遗址的祭祀遗存的类别、用牲法等进行了研究。她还把小双桥与小屯的庙祭遗存进行了比较，认为商代盛行的以人牲进行庙祭的制度，可以追溯到仲丁时期[31]。
    《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在相关章节中综述了殷墟祭祀遗存的发现和研究概况，并对一些祭祀遗迹提出了看法。《殷墟文化研究》专列《殷墟的祭祀坑》一章对殷墟的祭祀遗存进行了概述。新近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也列有《祭祀遗存》一小节，对商代祭祀遗存的发现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32]，这也是目前对商代祭祀遗存所做的最全面的总结，尤其是商代后期的祭祀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