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
永徽二年(651)七月二十五日，华州刺史萧龄之前任广州都督，受左智远及冯盎妻等金银奴婢等。诏付群臣议奏，上怒，令于朝廷处尽。御史大夫唐临奏曰：“臣窃以律有八议……所以议亲，刑不上大夫。所以议贵，明知重其亲贵……今议官必于常法之外，议令入重，正与尧舜相反，不可为万代法。臣既处法官，不敢以闻。诏遂配流岭南。[3] (卷三九，《议刑轻重》)
既然如此，为什么后期的唐人要蔑称其为“法吏”？其中至少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有关系。其一是白居易上面所言“朝廷轻法学，贱法吏”的社会现状，一个“贱”字，应该是对当时御史所处地位的最好概括。其二，虽然一方面，德宗朝在御史的人选上，尽量采用擅长辞学文章知名人士，但是另一方面，白居易所言“故应其科与补其吏者，率非君子也，其多小人也”也应该是宪宗即位之初的真实写照①。这些素质低下的“小人”，是影响御史台形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最直接可以说明御史素质变化的是，后期贬御史出台的事件屡有发生。例如：
(文宗开成)四年(839)，(元裕)改御史中丞，风望峻整。上言曰：“御史府纪纲之地，官属选用，宜得实才。其不称者，臣请出之。”监察御史杜宣猷、柳瑰、崔郢，侍御史魏中庸、高弘简，并以不称，出为府县之职。[2] (卷一七一，《高元裕传》)
再如：
李景让、夏侯孜立朝有风采。景让为御史大夫(宣宗朝)②，视事之日，以侍御史孙玉汝、监察御史卢柏、王觌不称职，请移它官。[7] (卷三，《方正》)
上述同类事件在唐前期是很难看到的，而高元裕一次罢免五名御史的事情更属空前。伴随着御史素质的下降，又引发了后期御史台官员不足的问题。如史书记载：
王蒙者，与赵门下憬，布衣之旧，常知其吏才。及公入相，蒙自前吉州新淦令来谒。公见喜极，给恤甚厚，将擢为御史。时宪僚数至少，德宗甚难于除授。数日，宰臣对，赵公乘间奏曰：“御史府阙人太多，就中监察尤为要者，臣欲选择三数人。”德宗曰：“非不欲补其阙员，此官须得孤直茂实充选，料卿只应取轻薄后生、朝中子弟耳，此不如不置。”赵公曰：“臣之愚见，正如圣虑，欲于录事参军、县令中求之”。上大喜曰：“如此即朕之意，卿有人未？”公因荐二人，其一即蒙也。[17] (卷六，《羽部》)
可见，因为缺乏合适的人选，原本是唐代官人进入清官系列的重要门户之一御史台发生了人员短缺的问题。不仅如此，当时的御史台长官也出现了频繁更换的动向。史书记载德宗“建中元年(780)贬御史中丞元令柔；二年，贬御史中丞袁高；三年，贬御史中丞严郢；四年，贬御史中丞杨顼”[15] (卷中)。通过这些历史事实可以看出德宗对于御史台人选无论是御史还是长官都是非常在意的。为了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德宗把挑选御史的目光投向了中央的郎官。
须要指出的是，御史台缺员的现象并非德宗朝所特有，在宪宗元和末期白居易起草的“崔琯可职方郎中、侍御史知杂制”中，也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存在：
敕：近岁已来，副相多缺，朝纲国纪，专委中宪。而侍御史一人，得总台事，以左右之。[8] (卷四九，《中书制诰二》)
这种由侍御史一人主持御史台工作的局面在唐代实属罕见。而同样的问题，在其他部门也可看到。如史书所载：
贞元初，中书舍人五员皆缺，在省唯高参一人。未几，亦以病免。唯库部郎中张濛独知制诰。宰相张延赏、李泌，累以才可者上闻，皆不许。其月，濛以姊丧给假。或须草诏，宰相命他官为之，中书省案牍，不行者十余日。四年二月，以翰林学士职方郎中灵通微、礼部郎中顾少连、起居舍人吴通玄、左拾遗韦执谊，并知制诰。故事，舍人六员。通微等与库部郎中张濛凡五人，以他官知制诰，而六员舍人皆缺焉。十八年八月，中书舍人权德舆，独直禁垣，数旬一归家。尝上疏请除两省官，诏报曰：“非不知卿劳苦，以卿文雅，尚未得如卿等比者，所以久难其人”。德舆居西掖八年，其间独掌者数岁。及以本官知礼部贡举，事毕仍掌命书。[3] (卷五五，《省号下》“中书舍人”)
如上所示，德宗时期，原来制度规定职掌制诰的中书舍人六人竟能缺员五人，张濛与权德舆皆先后数年独自一人知制诰。造成这种严重缺员的局面，固然与德宗所说“孤直茂实”者少有关，但是当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孤直茂实”者会突然减少的时候，唐后期士人秉公观念的转变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关于唐后期官僚士大夫的秉公观念，白居易曾经有过如下描述：
臣伏见近代以来，时议者率以拱默保位者为明智，以柔顺安身者为贤能，以直言危行者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为凝滞。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鲜执咎之臣，自国及家，寖而成俗……致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聋也，有口者，如含锋刃也。慎默之俗，一至于斯。[8] (卷六三，《策林二》“使百职修皇纲振”)
白居易所说的“近代”，主要是指德宗即位以后。他在“达聪明，致理化”一文中曾说：
自贞元以来，抗疏而谏者，留而不行；投书于匦者，寝而不报；待制之官，经时而不见于一问；登闻之鼓，终岁而不闻于一声。[8] (卷六四，《策林三》)
白居易认为德宗贞元是一个对后期社会产生很大影响的时期，他还指出贞元以来社会风气的一大特点是：
故父训其子曰：“无介直以立仇敌。”兄教其弟曰：“无方正以贾悔尤。”先达者用以养身，后进者资而取仕。日引月长，炽然成风。识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兢而是效。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聋也；有口者，如含锋刃也……嗟乎！自古以来，斯道之弊，恐未甚于今日也……故殿最之书虽申而不实；黜陟之法虽备而不行……今则尚书六司之官，暨于百执事者，大凡要剧者多虚其位，闲散者咸备其官。[8] (卷四四，《为人上宰相书一首》)
唐人杜佑也曾因为穆赞是故人子弟，“见赞为台丞，数弹劾，因事戒之曰：‘仆有一言，为大郎久计，他日少树敌为佳。’穆深纳之，由是少霁其口”[16] (卷辛)。然而，在后期士风转变过程中，像这样明哲保身，避免是非的观念还属君子风度，在元稹执笔的穆宗诏书中则向我们揭示出另外一类官僚的从政劣迹：
朕闻昔者，卿大夫相与让于朝，士庶人相与让于列，周成王刑措不用，汉文帝耻言人过，真理古也，朕甚慕焉。中代已还，争端斯起，掩抑其言则专蔽，诱掖其说则侵诬……卿大夫无进思尽忠之诚，多退有后言之谤；士庶人无切磋琢磨之益，多销铄浸润之谗。进则谀言谄笑以相求，退则群居杂处以相议。留中不出之请，盖发其阴私；公论不容之词，实生于朋党。擢一官则曰恩皆自我；黜一职则曰事出他门。比周之迹已彰，尚矜介特；由径之纵尽露，自谓贞方。居省寺者，不能以勤恪莅官，而曰务从简易；提纪纲者，不能以准绳检下，而曰密奏风闻。献章疏者，更相是非；备顾问者，互有憎爱。苟非秦镜照胆，尧羊触邪，时君听之，安可不惑？参断一谬，俗化益讹，祸发齿牙，言生枝叶，率是道也，朕甚悯焉。我国家贞观、开元，同符三代，风俗归厚，礼让偕行。兵兴已来，人散久矣。始欲导之以德，不欲驱之以刑。然而信有未孚，理有未至，曾无耻格，益用雕劇Ｐ≡蜃酆酥钟谙卤玻淮笤蚴嗷嘏阅佑诒⊥健Ｉ心钜蚨嗉热テ溆日摺６壮嫉染迤浣荆纯顺吻濉18] (卷四○，《戒励风俗德音》)
如上所示，在穆宗时期的臣僚中，传统的仁义礼让、勤勉奉公的观念已变得极为淡薄，取而代之充斥官场的是尔虞我诈，搬弄是非，相互排斥，争权夺利。这种腐败的政治环境必然给士人传统的道德理念带来重大的消极影响，后期官僚的价值观、执行公务的态度转变都应该与这种政治大气候有关。宣宗大中三年(849)十一月，御史台在奏文中指出：
应三院御史新除授月限，伏以当司官三十余员，朝廷旧例，月限守官，年劳考绩。今监察御史以二十五月为限，殿中侍御史十八月，侍御史十三月……承前远地除官，或三月五月，然始到京，所务逗遛，积延时月。年终考课，使系虚月。官事劳苦，并在旧人。侍御史周岁而迁，或到城欲及满岁，监察二年为限，或在外有至半年。致此依违，曾无督责。臣请自今已后，应当司官除新授者，并请以上后系月，仍以上日在后者为新人，不更数虚月。不唯分月直之劳苦，抑亦促远来之道途。[3] (卷六○，《御史台上》)
这条史料表明后期任命的御史在赴任途中有意拖延时日，以致有花费半年之久才能抵达长安者。其结果必然导致年劳考课制度徒有虚名，有年无劳而已。此外，从唐人对就任御史职务采取如此消极的态度，我们不难推知后期上任御史职务，未必是一件风光十足的事情。而后期士人之所以依然看重御史的原因，主要与以下两个方面有关：其一、御史是进入清官序列的门户；其二、御史的任期短，迁转快。总之，在上述官僚社会发生的诸种变化的影响下，御史素质也必然会打上时代的痕迹，它不仅损害了御史台在社会上的形象，也为中央选任官僚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从而使御史台乃至中央其他部门的正常运转因此陷入恶性循环状态之中。
唐后期最能反映御史地位变化的是他们所遭受到的待遇。众所周知，唐前期监察御史韦思谦的名言：“御史出都，若不动摇山岳，震慑州县，诚旷职耳”[2] (卷八八，《韦思谦传》)。史称开元年间，“御史出使……州县祗迎相望，道路牧宰祗候”[3] (卷六二，《御史台下》)。那么，后期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史书记载：
故事，府官避台官。(德宗朝，京兆尹李实)常遇侍御史王播于道，实不肯避，导从如常。播诘其从者，实怒，奏播为三原令，谢之日，庭诟之。[2] (卷一三五，《李实传》)
宪宗元和五年(810)春正月：
召(元稹)还西京。至敷水驿，有内侍后至，破驿门呼骂而入，以马鞭击稹伤面。上复引稹前过，贬江陵士曹。翰林学士李绛、崔群言稹无罪。白居易上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问而稹先贬，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横，人无敢言者。又，稹为御史，多所举奏，不避权势，切齿者众，恐自今无人肯为陛下当官执法，疾恶绳愆，有大奸猾，陛下无从得知。”上不听。[19] (卷二三八)
其后，文宗大和九年(835)四月：
上巳，赐百官宴于曲江。故事，(京兆)尹于外门下马，揖御史。(贾)餗恃其贵势，乘马直入，殿中侍御史杨俭、苏特与之争，餗骂曰：“黄面儿敢尔！”坐罚俸。[17] (卷二四五)
文宗开成五年(840)四月：
河南尹高铢，与知台御史卢罕街衢相逢。高铢乘肩舆，无所避。二人各引所见，台府喧竞……都省议，台府相避，本无明令。按前後例，知杂御史与京兆尹相逢，京尹回避。今东都知台御史即一员，兼得行中丞公事，若不少加严重，即恐人不禀承。今据东台所由状，从前河南尹皆回避。请依上都知杂御史例为制。其上都御史，人数稍众，若令京兆尹悉皆回避，事恐难行。请自今已後，京兆尹若逢御史，即下路驻马，其随从人亦皆留止。待御史过，任前进。其东都知台御史亦请准此为例。[3] (卷六八，《河南尹》)
这些史料都生动地反映出唐后期御史所面对的社会现实。他们不仅受到来自宦官的欺凌，还要受到京都、洛阳长官的辱骂。特别是元稹一例，在遭受宦官侮辱后，又受到贬官的处分。白居易等人为此特意上奏要求宪宗主持公道，但是在宦官拥立下继承皇位的宪宗不可能改变对元稹的处分决定，最后的赢家只能是宦官。
后期御史台雄风不振，还表现在御史入朝前的待遇上。太和四年(830)三月，御史台奏：
三院御史尽入，到朝堂前无止泊处，请置祗候院屋。知杂御史元借门下直省屋后檐权坐，知巡御史元借御书直省屋后檐权坐。每日早入，至巳时方出。入前后并本所由。自门下直省院西，京兆尹院东，有官地。东西九十尺，南北六十尺。请准长庆元年(821)八月，于中书南给官地，度支给钱，置仆射祗候院例，给此地充三院御史祗候院。请度支给钱一千贯文，台司自句当，从便起造。伏以御史风宪之职，行止有常。朝堂祗事，每日须入。从前假借，不遑启居，或与吏伍相参，或当食无所。今伏请前件地名，及起舍价。伏乞圣慈，允臣所请。”敕旨：“依奏”。[3] (卷六二，《御史台下》)
虽然关于唐前期御史入朝之前，如何“祗候”的记载没能保留下来，但是上述御史“与吏伍相参，或当食无所”的尴尬情景决不会是盛唐时期的描述，而只能是后期社会才会出现的现象。
综上所述，唐后期御史形象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从官僚制度的硬性规定看，御史地位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御史在仕途迁转中始终占据重要的位置。但是从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御史在士人眼中的地位以及后期所处的境遇并不乐观。我们认为史书中出现这两个方面的记载并不牴牾，它客观的记述了后期执法部门的真实处境。一方面，尽管唐王朝江河日下的大趋势不可逆转，但是御史台是中央唯一的监察机构，是维护专制君主和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法律机构，它的重要作用决定了中央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离开它。正因为如此，先后出现了德宗朝任用文化名人来担任御史，武宗朝提高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品阶等积极措施。但是在礼崩乐坏、士风日下的历史大趋势下，御史的素质形象以及社会地位发生下滑也是在所难免的。
注释：
①白居易进言的时间，参照顾学颉《白居易年谱简编》，《白居易集》所附。
②李景让任御史大夫的时间，参照《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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