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任何一项制度的演变都是随着中央集权的兴衰与否同步展开的。唐代御史地位的演变过程也具有相似的发展特征。但是，当我们仔细考察唐代御史的发展变化时，却会发现历史文献所揭示出的并非仅仅是一条由盛而衰的简单曲线。事实上，围绕御史的记载，在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同时存在着两条表现各异的发展曲线。一条在官僚制中，呈现出逐渐向上的发展轨迹；另外一条则在社会现实中，所呈现出的是一条完全相反的发展方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历史现象，它反映了唐代政治社会怎样的一种发展过程？以下，试对唐代御史地位的演变过程做一初步探讨。
一、官僚制中的御史台地位
唐人李华天宝十四年(755)撰写的《御史大夫厅壁记》中，记载了从隋末义宁(617)以来至天宝末年(756)，御史大夫出任宰相以及相关的情况，他说：
登宰相者十二人，以本官参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者四人，籍威声以棱徼外按戎律者八人……开元、天宝中，刑措不用，元元休息，由是务简，益重地清弥尊，任难其人，多举勋德，至宰辅者四人，宰辅兼者二人，故相任者一人，兼节度者九人，异姓封王者二人。[1] (卷三一六)
这一记载表明，隋末唐初以来御史台长官地位显赫，是升迁宰相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中央高官之间迁转改任的一个主要职位。另据《新唐书宰相表》记载，御史台长官直接或间接升至宰相的唐前期有20人次，后期有19人次，据此可知，御史台长官始终是最高决策层的主要候选者之一。
不仅如此，唐后期中央还调整提高了御台史长官的品阶。唐初，御史大夫品阶是从三品，御史中丞是正五品。会昌元年(841)武宗即位后，五月辛未，中书门下奏：
……又御史中丞为大夫之贰，缘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为宪台之长。今寺监、少卿、少监、司业、少尹并为寺署之贰，皆为四品。中丞官名至重，见秩未崇，望升为从四品。从之。[2] (卷一八上，《武宗纪》)
这里，中书门下奏请实际上处于宪台之长的御史中丞品阶升为从四品，武宗虽然同意，但是，当年并没有立即实施。《唐会要》记载：
会昌二年(842)十二月，检校司徒、兼太子太保牛僧孺等奏状：“奉十一月二十八日敕，‘中书门下奏，御史大夫，秦为上卿，汉为副相，又汉末复为大司空，与丞相俱为三公。掌邦国刑宪，肃政朝廷，其任至重，品秩殊峻，望准六尚书例，升为正三品。御史中丞为大夫之贰，缘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为宪台之长。今九寺少卿及秘书少监，以国子监司业，京兆(少)尹，并府寺省监之贰，皆为四品，唯御史中丞官业虽重，品秩未崇。升为正四品下，为大夫之贰，令不隔品，亦与丞郎出入秩同，以重其任……望令两省、御史台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太子太保、太常卿参议闻奏者。’……臣等参详事理，众议佥同，伏请著于典章，永为定制。”敕旨依奏。[3] (卷六○，《御史台上》)
上述史料显示出武宗在会昌元年五月接到中书门下的奏章后，于次年十一月颁布诏令，让群臣对中书门下提出的奏请进行审议，对御史台长官晋升品阶一事表现出一种慎重的态度。当年十二月牛僧孺等人做出了以上的回答。其结果，武宗将御史大夫升为正三品，而御史中丞升为正四品下，比原奏请的从四品更提高了一个档次。
此外，从后期调整兼任御史台长官在朝会时所立班位的过程，也可看到类似的变化。如所周知，唐后期中央为了安抚藩镇节帅，一般都委任他们兼任相职或御史大夫及中丞等头衔。随着这一做法的普遍实行，后期百官朝谒时的班序出现了问题。德宗贞元二年(786)御史中丞窦参曾奏请“诸使兼宪官职，除元帅、都统、节度使、观察、都团练、防御等使，余并列在本官之位”。此后，元和元年(806)宪宗敕令“常参官兼御史大夫、中丞，立在本品同类官之上”[3] (卷二五，《文武百官朝谒班序》)。武宗会昌二年(842)尚书左丞孙简对此提出异议：
伏以班位等差，本系品秩。近者官兼台省，立位稍迁，颇紊彝制，理亦未通。今据台司重单元和元年所奉敕，常参官兼大夫、中丞者，准检校官，立在左右丞之上者……其尚书左丞是正四品上，户部侍郎是正四品下，今户部侍郎兼大夫只合在本品同类官正四品下，诸曹侍郎之上，不合在正四品丞郎之上……左丞品秩既高，又处纲辖之地，户部侍郎虽兼大夫，岂可骤居其上。[3] (卷二五，《文武百官朝谒班序》)
很显然，尚书左丞孙简激烈反对兼任御史大夫、中丞的户部侍郎，朝会时位居左丞之上的理由与其个人的地位受到损害不无关系。对于孙简的上述意见，“武宗诏两省官详议”，结果众臣“皆从简请”[4] (卷二○二，《孙简传》)。但是，次年二月，库部郎中知制诰崔于等人又上奏：
伏以御史大夫、中丞，掌邦国宪法，朝廷纪纲，宠此班位，以峻风望。兼此官者，皆以所领务重，特为宠异。须敕诸行侍郎兼御史大夫者，并在左右丞之上，相承不改，行之已久。况今使下监察御史里行，朝谢时，列在左右司郎中之上。以此参彼，足可辨明。况奉去年十月二十八日敕，御史大夫进为正三品，中丞进为正四品。郎官望等，尤为重任，合崇宪职，式协朝章。请准前例，诸行侍郎兼御史大夫、中丞者，列于尚书左、右丞之上。敕旨：“班序相循已久，故事足可遵行。昨者务广询谋，理宜从众，依崔于等状，便为定制。”[3] (卷五八，《尚书省诸司中》“左右丞”条)
最后，武宗决定仍沿用宪宗朝旧制。这样，朝会时不仅兼任大夫者位居尚书左丞之上，兼任御史中丞(正四品下)者，也在尚书左丞(正四品上)之上。既然兼职者尚能如此，御史中丞在朝会所立班位自然也从唐初的立于五品官之上[3] (卷二五，《文武百官朝谒班序》)正式改为四品官之上了。
另外，据孙国栋的研究表明，在唐代前期御史中丞升迁中央三省官的29人中，担任尚书省侍郎(正四品)的14人，占48％，后期同样升迁者有24人，担任侍郎者18人，占75％[5] (p. 310)。可见，唐后期御史中丞不仅品阶有所提高，而且在改任中央侍郎方面比较前期有了明显的增加。御史台长官在中央高官迁转改任中的位置，由此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从普通御史在官僚迁转过程的位置也可以看出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唐代官吏有清浊之分，在选授官吏时严格规定“凡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资之官”[6] (卷二，《吏部尚书侍郎》)。即“职事官资，则清浊区分，以次补授”[2] (卷四二，《职官一》)。在清流之中又分为清望官和清官。所谓清望官主要是指三品以上及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侍郎等重要职务。御史台官僚中，除去御史大夫属于清望官之外，其余均在清官之列。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唐代关于“清望”一词的意义，并非仅此一端。例如，在上引史料记载中还有“若都畿清望历职三任、经十考以上者，得隔品授之，不然则否”。其注曰：“谓监察御史、左右拾遗、大理评事、畿县丞、簿、尉，三任十考以上，有隔品授者”[6] (卷二，《吏部尚书侍郎》)。可见，这里所谓“都畿清望”与前述“清望”的概念与官品都不尽相同。关于其中的缘故，史书语焉不详，不得而知。但是，很显然给这些卑品职官冠以“清望”之美誉的做法，表现出中央对他们的重视程度，御史一职的份量由此也可看出。
另外，在唐代的清官中还有一部分官员被称之为“清要”之官。《旧唐书》记载：
(李)素立寻丁忧，高祖令所司夺情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拟雍州司户参军，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拟秘书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高祖曰：“此官清而复要。”[2] (卷一八五上，《良吏李素立传》)
这条史料表明，由于职务性质的不同，在同级职务中所体现出的价值也不尽相同。通过这些记载，监察御史与侍御史等职务在仕途迁转上所占优势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此，御史台职务在唐代一直被士人所看好，即便是唐后期也是如此，史书记载：
宣宗读《元和实录》，见故江西观察使韦丹政事卓异，问宰臣：“孰为丹后？”周墀曰：“臣近任江西，见丹行事，遗爱余风，至今在人。其子宙，见任河阳观察判官。”上曰：“速与好官”。御史府闻之，奏为御史。[7] (卷七，《补遗》)
白居易在“张元夫可礼部员外郎制”中也说：“凡殿内御史，虽文才秀出，功课高等者，满岁而授，犹曰美迁。”[8] (卷四四)此外，御史职务在后期作为褒奖授予他官的记载更属屡见不鲜。如白居易所记：
御史府自中执宪暨察视之官，皆显秩也。唯怀才而展效者，可以授焉……故以宪职，第而宠之。[8] (卷五一，《中书制诰四》“张讽等四人可兼御史中丞侍御史监察御史”)
这种以御史官“用申褒奖，以劝忠勤”[8] (卷五二，《中书制诰五》“卢众等除御史评事制”)的做法在后期尤为明显。总之，通过以上“好官”、“美迁”、“显秩”等观念的使用，都可明显感觉到唐后期的御史职务在官场中仍然是一块士人向往的“肥缺”。
二、唐后期现实中的御史台地位
检索唐后期的历史文献，我们还常常发现一些与上述情形不尽相同的信息。首先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后期郎官兼任御史的现象极为普遍。唐人常兖在“授崔宽侍御史知杂事制”中写道：
敕朝散大夫守尚书考功郎中……崔宽，南台自两丞之亚，以久于其职者，参领群务。近制，或选尚书郎累更执宪，著称一时，多以本秩行御史曹事，以宽介直方洁，秉彝守中，学可辩政，文皆达理……可兼侍御史知杂事如故。[9] (卷三九四，《中书制诰》)
上文所说的“近制”，应该是指安史之乱以后的制度，崔宽任命侍御史的时间在代宗大历年间。那么，为什么当时要以郎官“累更执宪”？杜牧曾明确指出：“……御史府其属三十人，例以中台郎官一人稽参其事，以重风宪。”[10] (卷一七，《郑处晦守职方员外郎兼侍御史杂事制》)对此，宋人王应麟撰《玉海》中也有如下记载：
(武宗)会昌三年(843)十一月二十八日中书门下奏：(御史)大夫秦为上卿，汉为副相，后为大司空，宜升正三品。大夫秩崇不常置，中丞为宪台之长，升正四品，与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任。[11] (卷一二一，《唐御史台》)
上述史料共同表明，后期无论是御史还是其长官都要借助郎官、丞郎来提高其社会威望。其实，郎官兼任御史并非后期才有，玄宗开元时期就有宇文融以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的记载[2] (卷一○五，《宇文融传》)。但当时还没有以员外郎来“重风宪”的必要，反之，是以“风宪”的职务来抬高括户使宇文融的声望。
那么，为什么后期要用郎官或丞郎来提高御史的威望呢？文献记载表明，唐代的郎官、丞郎是深受士人青睐的职务。特别是郎官的人选多来自知名的文学之士，他们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望，史书云“尚书天下之本，郎官皆为清秩，非科名文学之士，罕与其选”[10] (卷一七，《韩宾除户部郎中、裴处权除礼部郎中、孟璲除工部郎中等制》)。显然，后期以郎官出任御史是为了藉此提高御史的社会威望。德宗贞元二十年(804)，柳宗元《祭李中丞文》一文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一例：
故吏儒林郎守侍御史王播，将仕郎守殿中侍御史穆贽(质)，奉议郎行殿中侍御史冯邈，承奉郎守监察御史韩泰，宣德郎行监察御史范传正，文林郎守监察御史刘禹锡，承务郎监察御史柳宗元，承务郎监察御史李程等，谨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中丞赠刑部侍郎李公之灵。[12] (卷四○)
其中“(王)播擢进士第，登贤良方正制科，授集贤校理，再迁监察御史，转殿中，历侍御史”[2] (卷一六四，《王播传》)。“(穆)质强直，应制策入第三等，其所条对，至今传之”[2] (卷一五五，《穆宁传》)。韩泰贞元十一年进士及第[13] (卷一四)，“词学优长，才器端实”[14] (卷三九，《举韩泰自代状》)。范传正“……举进士，又以博学宏辞及书判皆登甲科，授集贤殿校书郎、渭南尉，拜监察、殿中侍御史”[2] (卷一八五下，《良吏下》)。“李程字表臣，陇西人……贞元十二年进士擢第，又登宏辞科，累辟使府。二十年，入朝为监察御史”[2] (卷一六七，《牵程传》)。刘禹锡、柳宗元二人更是一代名流，史称“贞元、大和之间，以文学耸动搢绅之伍者，宗元、禹锡而已。其巧丽渊博，属辞比事，诚一代之宏才。如俾之咏歌帝载，黼藻王言，足以平揖古贤，气吞时辈”[2] (卷一六○，《史臣曰》)。可见，上述诸人除去冯邈史有阙文，不得其详外，其余均为科举及第，并且都是以词学著称于世的名人。
其次，对于后期的丞郎，史书有如下记载：
国初至天宝，常重尚书……兵兴之后，官爵浸轻，八座用之酬勋不暇，故今议者以丞郎为贵。”[15] (卷下)
所谓丞郎，是指尚书省左、右丞与六部侍郎，他们掌握着尚书省的实际运作大权。而且，丞郎的人选多来自给事中、中书舍人这些名声很高的职务，使得丞郎在后期社会的形象更为完美。宣宗时期有如下的一段故事：
三司使在永达亭子宴请丞郎，(京兆尹)崔(郢)乘酒突饮，众人皆延之。时谯公夏侯孜为户部使，问曰：“伊曾任给、舍否？”崔曰：“无。”谯公曰：“若不曾任给、舍，京兆尹不合冲丞郎宴席。”命酒纠来恶下筹，且吃罚爵。[16] (卷辛)
在户部使夏侯孜看来，给事中(正五品上)、中书舍人(正五品上)是可以与丞郎(正四品下)的地位划等号的。没有经历过这两个职务的京兆尹虽然是从三品官阶，但却没有资格参加这个酒宴，因此必须以罚酒处之。根据这些事例，我们可以推知的是，后期中央委派这些众望所归的郎官、丞郎来担任御史、或与御史台长官相互转任，其意图都是为了提高御史台在社会上的声誉。
那么，为什么中央需要如此刻意来提高御史台的声誉呢？这恐怕与后期御史台形象不佳有着密切关系。如史书所云：
(御史中丞温)造性刚褊，人或激触，不顾贵势，以气凌藉。尝遇左补阙李虞于街，怒其不避，捕祗承人决脊十下，左拾遗舒元褒等上疏论之曰：国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无所回避。温造蔑朝廷典礼，凌陛下侍臣，恣行胸臆，曾无畏忌。凡事有小而关分理者，不可失也。分理一失，乱由之生。遗、补官秩虽卑，陛下侍臣也；中丞虽高，法吏也。侍臣见凌，是不广敬；法吏坏法，何以持绳？[2] (卷一六五，《温造传》)
类似的事件还有：
(鲍防)为礼部侍郎时，尝遇知杂侍御史窦参于通衢，导骑不时引避，仆人为参所鞭，及参秉政，遽令致仕。(鲍)防谓亲友曰：“吾与萧昕之子齿，而与昕同日悬车，非朽迈之致，以余忿见废。”防文学旧人，历职中外，不因罪戾，而为俗吏所摈，竟以愤终。[2] (卷一四六，《鲍防传》)
白居易在“论刑法之弊”更一针见血地指出：
臣伏以今之刑法，太宗之刑法也；今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何乃用于昔，而俗以宁壹？行于今，而人未休和？臣以为非刑法不便于时，是官吏不循其法也。此由朝廷轻法学，贱法吏；故应其科与补其吏者，率非君子也，其多小人也。[8] (卷六五，《策林四》)
上述舒元褒称御史中丞为“法吏”，鲍防传中将侍御史称为“俗吏”的言辞，无不明显地流露出后期士人对御史台的轻蔑态度。本来，御史台成员都素以法官自居，如《新唐书》记载武周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