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二上和籴使李侍御为任使 墨敕牌券事(89)
由于材料所包含的信息有限，笔者只能作出一些推测性的解释。第一条材料里，“勘”为动词，是覆核确认的意思，整句可以推测是敦煌郡给中书门下上牒，勘验修功德使所带的墨敕。同理，第二条材料可能也是向和籴使李侍御核实任使携带的墨敕。据笔者不完全统计，除门阙制度、墨敕斜封和墨制除官外，唐五代史料中明确提到墨诏、墨敕的有83处(不包括重复)，只有上述3处对其产生怀疑，其他未见有拒绝执行的情形出现。
通过对83处史料的统计，笔者发现，出现在玄宗以前的有21处，玄宗至敬宗有59处，文宗以后仅3处，这样的时间分布体现了唐五代政务运行的变化。
开元以前，墨诏、墨敕主要用于对臣下的慰问、赞扬，有时担当“密旨”的角色。开元时期国家政务急剧增多，三省体制下宣署申覆的繁琐程序严重影响了效率，为适应变化了的情况，中书门下体制逐渐建立，(90) 同时，为减少中间环节，迅速将皇帝旨意以政令形式颁布下达，玄宗擢用翰林学士起草诏书。(91) 正是在这个时期，墨诏、墨敕的使用开始频繁，而且应用的范围扩展到一般性的政务，如召集学士及僧道讲论三教同异，批答臣下推让官职的表状，重定南郊星辰位次等。肃、代以后至敬宗，墨诏、墨敕的使用呈现一个高峰状态，大量用于对臣子的赏赐、慰劳及表状的批答，一些重要的信息绕开中书门下传递，这种非程式化的政务运行引起宰相的担忧，以至于李吉甫向宪宗建议“军国大事以宝书易墨诏”，(92) 其目的就是要把政务运行重新纳入程式化的轨道。可见，墨诏、墨敕实际上成为中枢体制转变过程中政务运行的另一条途径。在这种方式下，皇帝直接决断，根本不须经过中书门下；或者让翰林学士代为批答后，直接由宦官或地方的进奏院甚至使者把旨意传达下去，更为迅速快捷。而且，皇帝借此可以向臣子表示“私恩”，如前引给刘禹锡的手诏后批云“朕自书”，显然是给予刘禹锡的特别恩惠。刘后滨的研究表明，唐代中央的政务裁决是分层次的，“分别由皇帝亲自决断、由宰相和相关官员进行审议批复并报皇帝批准以及由宰相直接裁决”，中书门下体制下，大量重要的人事任免都出自皇帝的旨意，皇帝走向处理国家政务的前台。(93) 墨诏、墨敕的大量使用正因应了这一论断。
墨诏、墨敕作为一种政务运行途径在文宗以后迅速衰落，个中原因尚待考察。但它又以新的姿态出现在唐末五代的历史舞台上，方镇对于墨制除官权的褫夺正说明了它在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墨制的发布一向由皇帝掌握，昭示的是帝王的权威，所谓“威柄一归于上则无咎”。当方镇掌握了墨制授官的权力，尽管表面上还要以“准诏行墨敕授某官”的形式来表示对皇帝权威的认可，其实是借助于墨制、墨敕把皇帝的权威加在自己头上，取得“代天子立言”的神圣光环，为自己的割据寻找合法性，这实则更凸现了帝王权威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力。
作者附识：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与导师郝春文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刘后滨先生多次讨论，郝师通读了全文并提出了很有价值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注释：
①参见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绪论》，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5页。
②国内学者主要研究成果有李锦绣：《唐“王言之制”初探》，李铮、蒋忠新主编：《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祁德贵：《论唐代给事中的主要职掌》，《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雷闻：《从S. 11287看唐代论事敕书的成立过程》，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刘后滨：《从敕牒的特性看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唐研究》第6卷，2000年；《敕后起请的应用与唐代政务裁决机制》，《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隋与唐前期的中书省》，《盛唐政治制度研究》。刘后滨的系列成果现以专著《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出版，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
③李林甫等：《唐六典》卷9《中书省》，“中书令”条“王言之制”有七：册书、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敕、敕旨、论事敕书、敕牒。(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73页)
④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1年。该书的修订本以《隋唐王言の研究》为名出版，东京：汲古书院，2003年。
⑤笔者此处借用了胡三省的解释：“墨敕出于禁中，不由中书门下”。见《资治通鉴》卷208，唐纪，中宗神龙元年四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589页。
⑥参见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第2章第5节，第3章第8节，第5章附节Ⅷ。
⑦刘后滨：《敕后起请的应用与唐代政务裁决机制》，第53页。
⑧《魏书》卷111《刑罚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76页。
⑨参见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第696—698页。
⑩《宋书》卷63《王昙首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79页。
(11)《宋书》卷83《谢庄传》，第2176页。
(12)《宋书》卷15《礼志二》，第384页。
(13)《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02页；《唐会要》卷71《十二卫·左右监门卫》，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285页；《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00页。
(14)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卷7《卫禁》，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593—594页。
(15)《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第1200页。
(16)参见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第697—698页。
(17)《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城门郎掌京城皇城宫殿诸门启闭之节，奉出纳管钥。若非其时而有命启闭，则诣閤覆奏。”第1846页。
(18)《旧唐书》卷77《崔义玄传附崔神庆传》，第2690页，中村裕一的标点有误，本文径改。该奏疏又见《唐会要》卷4《储君·杂录》，第45页；《全唐文》卷234《请定宣召太子仪注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63页下。
(19)《唐六典》卷25《诸卫府》，“左右羽林军大将军·将军”条，第643页。《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第1903页)和《新唐书》卷49上《百官志四上》(第1289页)的记载大致相同。
(20)《新唐书》卷50《兵志》，第1330页。
(21)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95《异僧九·洪昉禅师》引《纪闻》，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新1版，第635页。
(22)赞宁：《宋高僧传》卷24《唐湖州法华寺大光传》，范祥雍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午，第623页。
(23)《全唐文》卷694《墨诏持经大德神异碑铭》，第7126页下—7127页上。
(24)《宋高僧传》卷10《唐扬州华林寺灵坦传》，第225页。
(25)《宋高僧传》卷12《唐缙云连云院有缘传》，第285页。
(26)《太平广记》卷208《书三·购兰亭序》引《法书要录》，第1590页。
(27)《新唐书》卷117《裴炎附裴伷先传》，第4249—4250页。
(28)《全唐文》卷277张敬忠《准敕勘复蜀州青城山常道观奏》，第2812页。
(29)分见《全唐文》卷246，第2492页下—2493页上；卷511，第5193页下；卷273，第2770页；卷541，第5493页下。
(30)参见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第352—361页。
(31)张说：《张说之文集》卷15，四部丛刊本，第4页。
(32)分见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卷15、1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81、403—440页。
(33)张九龄：《曲江张先生文集》卷14，四部丛刊本，第11a页。
(34)参见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第89—97、148—155、263—270页。
(35)参见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第325—333页；李锦绣：《唐“王言之制”初探》，第277—284页；雷闻：《从S. 11287看唐代论事敕书的成立过程》，第326—327页。
(36)《刘禹锡集笺证》卷11，第287页。
(37)杨钜：《翰林学士院旧规》，洪遵编：《翰苑群书》卷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年，第595册，第357页。
(38)参见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第701—702页。
(39)圆照编；《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2，大藏经刊行会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837页下。
(40)雷闻：《从S. 11287看唐代论事敕书的成立过程》，第330—331页。
(41)佚名编：《寺沙门玄奘上表记·请太宗文皇帝作经序并题经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第818页下—819页上。
(42)《寺沙门玄奘上表记·皇帝报玄奘法师请入嵩岳表敕书》，《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第826页上。
(43)参见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第707—709页。
(44)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下，诚刚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7页。
(45)陆游：《老学庵笔记》卷8，李剑雄、刘德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01页。
(46)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第107、129、134页。
(47)雷闻：《从S. 11287看唐代论事敕书的成立过程》，第328、330—331页。
(48)分见《表制集》，第829页中—下、830页上、838页上。
(49)如清代钱大昕在给乙速孤行俨碑所作的跋里就说：“墨制犹云墨敕，不由中书、门下，而出自禁中者也。中宗之世，政出多门，后宫贵戚，墨敕斜封，凡员外同正试摄检校判知官，大都以贿得之。(乙速孤)行俨殆亦以贿进欤。”(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6《右武卫将军乙速孤行俨碑》，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6卷，祝竹点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52页)清代袁枚也说：“墨制者，即斜封墨敕之谓，盖不由中书门下而出自禁中者也。”见袁枚：《随园随笔》卷5《金石类·墨制授官碑文不讳》，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5册，赵新德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71页。
(50)参见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第354—355、692—696页。
(51)参见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第938—945页。
(52)谢元鲁：《唐代中央政权决策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122—124页。该书是作者1987年的博士论文，出版时没有修改。
(53)白钢主编、俞鹿年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5卷《隋唐五代》，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4页。
(54)《全唐文》卷395《周太师蜀国公尉迟公祠庙碑》，第4027页上。
(55)《旧唐书》卷62《皇甫无逸传》，第2385页。
(56)《旧唐书》卷145《李忠臣传》，第3940页。
(57)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卷13《行墨敕授散骑常侍牒词》，四部丛刊本，第67页。案：《资治通鉴》将该诏书系于中和元年正月(第8246页)有误，参见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第943页。
(58)《资治通鉴》卷254，唐纪，僖宗中和元年正月丁丑条，第8247页。
(59)《旧唐书》卷178《郑畋传》，第4634页。《旧唐书》此处系年月有误，从《资治通鉴》。
(60)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卷3《谢诏止行墨敕状》，第16页。
(61)参见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第940页。
(62)《资治通鉴》卷255，唐纪，僖宗中和二年五月、七月条，第8269、8272页。
(63)《资治通鉴》卷254，唐纪，僖宗中和元年五月、八月条，第8251、8257—8258页。案：该年七月改元中和。
(64)《资治通鉴》卷254，唐纪，僖宗中和二年正月辛亥条，第8262页。
(65)《新唐书》卷187《孟方立传》，第5448页。
(66)分见《资治通鉴》卷255，唐纪，僖宗中和二年十月条，第8277页；中和三年正月己巳条，第8287页；《旧五代史》卷25《唐书·武皇本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37页。
(67)分见《资治通鉴》卷255，唐纪，僖宗中和二年九月条，第8274页；《旧唐书》卷187《王敬武传》，第5445页。
(68)《资治通鉴》卷263，唐纪，昭宗天复二年三月条，第8573页。
(69)分见《资治通鉴》卷266，后梁纪，太祖开平二年五月条，第8696页；《新唐书》卷190《王潮传》，第5492页。
(70)《全唐诗》卷705《寓题》，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8115页。
(71)《旧唐书》卷19下《僖宗本纪》，第720页。关于广明以后藩镇的跋扈情况，可参看日野开三郎：《支那中世纪の军阀》第5章第二部分的论述，收入《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1卷《唐代藩鎮の支配体制》，东京：三一书房，1980年，第156—163页。
(72)参见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第941—945页。
(73)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第334—336页。
(74)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第513、529页。
(75)岑仲勉：《隋唐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53页。
(76)《宋本册府元龟》卷178《帝王部·姑息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38页下。
(77)《宋本册府元龟》卷632《铨选部·条制第四》，第2042页上。
(78)《宋本册府元龟》卷633《铨选部·条制第五》，第2048页下。
(79)关于五代军阀的情况，可参看日野开三郎：《五代史概说》第4章，收入《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2卷《五代史の基调》，第311—359页。
(80)郑学檬：《五代十国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8页。
(81)以上见《新五代史》卷64《后蜀世家·孟知祥》，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97—802页。
(82)《宋本册府元龟》卷178《帝王部·姑息第二》，第437页上。
(83)《宋本册府元龟》卷178《帝王部·姑息第二》，第439页上。
(84)刘后滨认为，“所谓‘王言之制’，是关于唐前期以皇帝名义发布的处理国家政务文书的概括说法”，并不能涵盖所有的文书形式，见氏撰：《隋与唐前期的中书省》，《盛唐政治制度研究》，第164页；中村裕一《隋唐王言の研究》把王言分为四类：王言之制、临时的王言、私的王言和惯用的王言，墨诏和墨敕属于最后一类。
(85)李肇：《翰林志》，洪遵编：《翰苑群书》卷1，四库全书本，第595册，第298页下。
(86)毛蕾：《唐代翰林学士》，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8页。
(87)2003年秋，笔者参加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中心“敦煌吐鲁番文书研读”课时，承荣新江教授提醒注意这两件文书中的墨敕问题，在此特致谢意。
(88)图版见《英藏敦煌社会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4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2页；释文见菊池英夫：《唐代敦煌社会の外貌》，《讲座敦煌》第3卷《敦煌の社会》，东京：大东出版社，1980年，第119页；荣新江：《唐代西州的道教》，《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3页。
(89)图版见《英藏敦煌社会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4册，第203页；释文见唐耕藕主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477—478页。
(90)“中书门下体制”是刘后滨提出的概念，简要的介绍请参看《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导论》，第1—62页；袁刚：《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66—72页。
(91)毛蕾：《唐代翰林学士》，第11—16页；谢元鲁：《唐代中央政权决策研究》，第19—22、198—200页。
(92)《新唐书》卷146《李吉甫》，第4739页。
(93)参见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第353—3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