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墨敕斜封、墨敕除官到墨制授官
(一)中村裕一对“墨敕斜封”的再检讨
以往学界对墨敕的印象主要是基于对“墨敕斜封”的认识，后来的一些学者凡是遇到墨敕、墨制，一律与墨敕斜封联系起来，(49) 中村裕一对此已经进行了很细致的检讨，驳正了传统观点的片面之处。(50) 他的基本观点是：开元以前六品以下官员由吏部注拟，再上报皇帝批准，而不是由皇帝直接任命；中宗睿宗时期皇帝不通过宰相，直接以墨敕斜封的形式任命官员是对这项制度的破坏；尽管如此，墨敕还是必须“斜封付中书”执行，经由中书、门下发出正式告身，也就是说墨敕不等于告身，它是告身式的制、敕词部分，墨敕斜封并没有完全偏离三省颁诏程序。
(二)“墨敕除官”及其文书形态
中村裕一还考察了唐末“墨敕除官”的现象，认为这与唐初官员“便宜行事”、“便宜从事”不一样，与中宗朝的墨敕斜封也不一样，唐朝皇帝把官员的任命权力交给了藩镇，最终走向灭亡。(51) 在他之前，中国学者谢元鲁从地方决策权力膨胀的角度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了，(52) 俞鹿年完全承袭了谢元鲁的看法，但没有展开讨论。(53) 三位先生的观点都很有启发性，但如前所述，中村裕一的研究偏重于文书的具体形态，俞鹿年只是给出一个结论，二者都缺乏对墨敕除官的政治史考察。
在隋唐五代关于官员任命的史料中，我们会看到“承制”两个字。隋初尉迟迥与杨坚对峙，“乃自称大总管，承制署官司”；(54) 唐初，皇甫无逸持节巡抚益州，“承制除授”；(55) 安史之乱中，李忠臣杀敌有功，“防河招讨使李铣承制以忠臣为德州刺史”。(56) 显然，“承制”是承受制旨的简称，是承皇帝的旨意授官。这种承制除官的情况一般出现在非常时期，一旦中央政权稳固，必然将官员的任命权收回。唐末五代时期，承制授官重新出现，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唐朝廷用人权的丧失。
广明元年(880)，黄巢大军攻入长安，僖宗仓皇出逃成都，次年二月九日下诏：诸州有功刺史及大将军等，如要劝奖者，从监察御史至常侍，便可墨敕授讫，分析闻奏。(57) 僖宗寄希望于淮南节度使高骈，但高骈始终不出兵。三月，以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赐畋诏：“凡蕃、汉将士赴难有功者，并听以墨敕除官。”(58) 当时长安周围还有几万散兵，郑畋“承制招谕，诸镇将校皆萃岐阳。畋分财以结其心，与之盟誓，期匡王室”。(59) 这是唐末墨敕除官的开始，是非常时期下唐朝皇帝给予藩镇的特权，希望以官爵来激发藩镇及其将士的斗志。
崔致远曾为高骈写过一封上僖宗的《谢诏止行墨敕状》，包含了墨敕除官的许多重要信息，略引如下：
右。臣伏奉诏旨，去春权降诏命，许诸道承制除官，已两度降敕止绝，自今后，凡有要甄奖者，并于急递奏闻，不得更议承制者。……伏遇陛下远事宸游，虑防爵赏，遂降无私之泽，遍资诸道之权。不料人人而兢弄笔端，处处而皆夸墨敕……臣前年虽奉诏旨，未欲施行，却缘亲率军兵，远期征讨，此时久屯南浦，将泛西江，忽被镇海节度使周宝，欲感军情，潜施巧计，便以无功将吏，悉皆超授官荣。臣所领士卒既多，将校不少，彼安座者犹为甄奖，此远行者岂免怨嗟。迩口声传，从头愤激。臣若不依周宝，必恐事生，遂准诏书得行军赏，已曾一一具事由申奏讫。自奉前年十一月一日敕旨，仰遵成命，静守常规，至于近日所招贼徒，只与往时先赐官告，曾无僭越，岂可隐藏。(60)
首先要确定这件状的写作年代。文中既有“去春”，又有“前年”，造成了年代上的混乱，以至于中村裕一对把时间定在中和二年(882)不敢肯定。(61) 其实“去春”是僖宗诏旨上的话，“前年”是崔致远代拟高骈的口气。文集中虽然没有署上文章的写作时间，但一般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编排，这件状之后是《谢除钟传充江西观察使状》，钟传于中和二年五月逐江西观察使高茂卿，高骈为之请节钺，七月诏以钟传为江西观察使。(62)《谢除钟传充江西观察使状》是在接到任命钟传的诏书后写的，应该是在中和二年，则这件状的时间下限是中和二年。状上说“臣前年虽奉诏旨，意未欲施行”，根据上下文可以知道指的是“去春权降诏命，许诸道承制除官”事，这应该就是广明二年二月九日僖宗许藩镇墨敕除官的诏书；状上所说前年与周宝的冲突，发生在广明二年五月到九月间。(63) 据此推断，这件状的写作时间是中和二年。由此可以得出几点认识：第一，承制除官也就是墨敕除官，即朝廷赋予藩镇任命属官的权利，藩镇除官前无须上报朝廷同意，等授官之后再报告，然后朝廷发给正式告身(有时可能是事先发给空白告身)；第二，各藩镇纷纷承制除官，滥授私恩，僖宗曾两次下敕收回权力，其中有一次是在中和元年(881)十一月一日，到中和二年第三次下诏“不得更议承制者”；第三，接到十一月一日的诏书后，高骈还在除官，给予“往时先赐官告”。可见，朝廷虽然努力想把官员的任命权控制在手中，但形势和唐前期已经有了天壤之别，中央已经显得力不从心。
其实唐朝廷想彻底消除墨敕除官的决心并不是很强。为了争取藩镇的支持，借用他们的力量，承制除官成为唐朝廷经常使用的一种办法。中和元年十一月一日已经有敕旨禁止承制除官，但中和二年僖宗以王铎为诸道行营都统时，却“听王铎自辟将佐”(64)(《旧唐书》卷19下《僖宗本纪》作“许王铎以便宜从事”)。在这之后，王铎承制授予了不少官职。如孟方立，王铎“墨制假方立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知邢州事”。(65) 如沙陀李克用，王铎先是“以墨敕召李克用”，后“承制以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又“承制授武皇雁门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66) 还有朱温、王敬武等人。(67) 天复中为了对抗朱全忠，昭宗“书御札赐杨行密，拜行密东面行营都统、中书令、吴王，以讨朱全忠。……淮南、宣歙、湖南等道立功将士，听用都统牒承制迁补，然后表闻”。(68) 其他如李克用、王审知等，昭宗都曾许其承制除官。(69) 然而此时的唐朝廷已经是风雨飘摇，承制除官的缺口一旦打开便无法收拢，各地不管是有没有朝廷的授权都在自行任命官吏，所谓“纷纷墨敕除官日，处处红旗打贼时”，(70) 到光启元年(885)，藩镇“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以至史臣慨叹“大约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71)
关于墨敕除官的文书形态，中村裕一检索出了实物史料，(72) 但没有复原一般形式，也没有指出它与其他的授官有何区别。现根据他检索的实物史料，复原如下：
敕某藩镇 牒
某某
[右。可某官。]
牒。奉月日诏(敕)：云云(许行墨敕)。授某官。仍具[事]申奏，并牒如右(牒知者，牒举者)。故牒。
年月日 [牒]
藩镇具官 [某押]
这种文书式不同于制授和敕授告身式。首先是文书的起草与签署。中村裕一检索出的实物史料里，文书都是由藩镇的幕僚起草，由藩镇签署，与三省和中书门下毫无关系。其次，是文书下发的责任人。刘后滨把敕授告身份为发日敕和敕旨两种，结句是“可依前件”的告身是敕旨告身，是对奏状的批准；结句是“可某官”的应是发日敕，是出自皇帝自己的旨意。(73) 参照这个标准，墨敕除官文书下发的责任人应是皇帝，但实际上却是藩镇。为了协调这个矛盾并且保证皇帝的权威，文书使用了“敕某藩镇”的词语，而且要“具[事]申奏”，这样即使是藩镇授官，也是因为皇帝赐予的权利，藩镇授官后必须上报朝廷。最后，文书的定性。中村裕一复原了敕牒文书的一般形式：(74)
某某之事
右。某奏，云云。
中书门下牒 某
牒。奉敕：云云(宜依，依奏，余依)。牒至准 敕。故牒。
年月日 牒
宰相具官姓名
比较墨敕除官文书与敕牒文书，会发现二者很相近。上引天复年间的材料中，昭宗给予杨行密的任官权利是“听用都统牒承制迁补”，可见墨敕除官文书也是一种牒。因为墨敕除官不是通过三省程序进行的，所以不能用敕书形式；但藩镇是承制而授官，因此文书中又有皇帝的制敕。据此，墨敕除官文书是一定历史条件下敕和牒的特殊糅合。
(三)五代的“墨制”授官
中央和藩镇共享官员的任命权后，“墨制”、“承制”就成为除官的一个专有词语了，迄五代不改。当天祐四年(907)朱全忠代唐自立，建立起后梁政权时，“墨制”、“承制”的使用就更具有政治意味了。几处割据势力如蜀王王建、吴王杨行密杨渥父子、秦王李茂贞、晋王李克用等都不承认后梁政权，还在使用唐天祐年号，如岑仲勉所论：“此非唐之犹有遗爱也，彼辈既不愿低首下心于梁，乃求所以抵抗及藉口之术，否则自视基础未固，暂取观望态度而已”。(75) 唐朝已灭，自己还没有称帝，又不愿臣服于后梁，那么管内的官员任命该以什么名义？这几处的割据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墨制”。所谓墨制，孟知祥在向后唐明宗的上表中有一个解释：“亦自朝廷之成命，委藩翰以奉宣，凡有施行，后当闻奏”，(76) 可见，墨制与承制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墨制在文体上更为庄重正式一些。
五代割据北方，自命为正朔，新朝一旦建立，就止行墨制、承制，期以将官员任命权收归中央。而南方各种割据势力，表面上奉事北方诸政权，在官员任命上依旧自行承制拜授。朱全忠建立后梁时，与晋王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的战争持续不断，李氏父子既不承认后梁的统治，乃自行墨制授官。等到后唐建立，李存勖父子也开始整顿铨选。同光二年(924)三月，中书门下奏：
纠辖之任，时谓外台，宰字之官，古称列爵，如非朝命，是废国章。近日诸道多是各列官御，便指州县，请朝廷之正授，树藩镇之私恩，颇乱规程，宜加条制。自今后，大镇节度使管参(三)州已上者，每年许奏管内官三人，如管参(三)州已下者，许管内官二人，仍须有课绩尤异方得上闻。(77)
长兴元年(930)五月又下制勘覆各种授官文书，重新确认资格。(78) 但这种努力却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五代十国的统治者大多数出身行伍，通过武力上台，他们虽然时刻防范自己辖境内的方镇坐大，甚至不惜以武力清洗，但还是阻止不了雄藩骄帅的出现。(79) 方镇一旦坐大，他们也会要求墨制的权力，“墨制除官已经成为部分方镇军阀——节度使取代皇帝行使除授官吏权力的手段，这就意味着执行墨制除官的节度使已经与众不同了”，(80) 最典型的便是孟知祥的例子。
孟知祥原是李克用之弟李克让的女婿，李存勖灭前蜀后以之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李存勖死后，他扩充军队至七万多，不向后唐输赋税，又灭董璋，兼有两川之地，部下遂请知祥称王，“以墨制行事”。(81) 此时后唐明宗在位，孟知祥上表请“部内刺史令录官员，乞许行墨制”，(82) 明宗一味姑息，封他为蜀王，诏许墨制：“自今已后，剑南诸道应节度使刺史并州县官军府文武将吏等，或升或降，贤愚或黜陟功过，一切委卿，遂使选择差署施行讫奏，朝廷更不除人。”(83) 这样，孟知祥在两川的地位得到巩固，俨然一个独立王国，后唐对其无可奈何。等到明宗去世，孟知祥很快就自立为帝，建立后蜀政权。
由孟知祥的例子不难看出，墨制在五代十国之所以不能禁止，在于分裂格局下，所谓的“朝廷”权威不振，只能与方镇共同分享着对官员的任命权，既没有力量彻底解除方镇的权力，也不可能消除方镇、重建朝廷的权威。在没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权威出现之前，墨制是各方都愿意接受的一种过渡。
通过以上的讨论可以确认，墨诏、墨敕是“王言之制”以外的一类王言，(84) 它的特性包括四方面。第一，发布者只能是皇帝，墨敕除官的文书虽然实质上是由藩镇下发，但名义上仍然是皇帝。第二，不经过三省的颁诏程序，由禁中直接发出。墨敕在门阙制度中虽然也要经过中书、门下，但那并不是执行颁诏程序，而是中书、门下在执行墨敕的旨意。第三，形式多样，非常灵活。墨诏、墨敕是一类没有纳入程式化的文书形态，除了墨敕除官有固定的文书形式外，其他根据内容的不同，可以借用慰劳制书、论事敕书、发日敕、敕旨等的文书形式，只是在日期之后省去官员的签署。第四，具有同“王言之制”相同的效力和权威。今人常常引用贞元三年(787)陆贽的上疏来质疑墨诏、墨敕的合法性：“伏详令式及国朝典故，凡有诏令，合由于中书，如或墨制施行，所司不须承受，盖所以示王者无私之义，为国家不易之规。”(85) 按照陆贽的说法，似乎唐代的律令早有规定，墨制所出者非正式诏令，有司“不须承受”。但这是一份被李肇指为“征据错谬”的奏疏，已有学者指出了陆贽上疏的背景是他与吴通玄兄弟的政争，意在通过撤销翰林学士之职而使吴氏兄弟和德宗自然疏远，(86) 这就降低了奏疏所引“令式及国朝典故”的可靠性，至多可以说明有司有权对墨诏、墨敕表示怀疑，这一点在门阙制度中已有反映，在敦煌文书里也可以找到例子：(87)
S. 2703V/1《唐天宝八载(749)十二月敦煌郡典王隐牒为分付合郡应遣上使文解总玖道事》
4 一牒上中书门下为勘修功德使 墨敕并驿家事(88) S. 2703V/3《敦煌郡典王隐为诸司上使封牒事目事牒(天宝年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