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举臣子的谢表中得见墨诏、墨敕的使用情况只是一个方面，是皇帝先赐给墨诏、墨敕，然后臣子上表致谢；更为大量的情况是，臣子先上表状，然后皇帝赐给墨诏、墨敕，最后臣子再上谢表，这就意味着皇帝的墨诏、墨敕是对表状的回复，是政务运行的一个阶段。中村裕一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把文献中出现的墨诏和墨敕材料排列在一起，通过相关资料的排比，认定墨诏是皇帝在表状上所作的亲笔批答，并得出墨诏即手诏的结论。(30) 笔者基本赞同中村裕一的观点，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批答、墨诏和墨敕、敕书三者之间的关系。
现所见与墨诏、墨敕有关的表状里，大多数是皇帝对贺表、谢表、让官表状和上尊号表的批答，而且这些批答不见于制敕文书中。唐人文集如张说、张九龄、刘禹锡、白居易等的文集的表状后，保存了大量皇帝的批复，称“批”、“批答”、“御批”或“答制”。下面试举几例：对张说《集贤院贺太阳不亏表》的答制：“降休将或畴人未洽，媿无一言之善，而同三舍之庆。循省来章，用增励惕。”(31) 对刘禹锡《裴相公让官第一表》的批答：“省表具知。夫爵位崇高，以酬勋德……忽览章奏，退让官荣……其所陈乞，非朕意焉。”对《同州谢上表》的批答：“省表具知。卿任居三辅，职奉六条……所谢，知。”(32) 对张九龄《贺祈雨有应状》的御批：“朕每念元元，无忘夙夜……请付史馆者依。”(33) 仔细考察这些批答的用词，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大的差别。第一例是对贺表的批答，用语谨慎，表示自谦之意，没有一点处理政务的语气。第二、三例分别是对让官表和谢表的典型批答，在这之后臣子的再上表中一般就把皇帝的批答称作“墨诏”、“墨制”或“墨敕”。第四例末尾的用词显然是同意臣下的建议，类似的用语还有“所请者依”、“依所请”等，是处理政务的语气，这种情况下，臣子就会按照批答的意思制成制敕颁行。
刘后滨的研究表明，唐前期中央的政务运作中“最核心的公文书是奏抄，而非制敕文书”，最初的表状主要是贺表、谢状之类礼节性的文书，以及建议性文书，这些都不需要皇帝当即批示，有的表状皇帝作了“批答”，有的则无须批复。自高宗武后以来，由于国家统治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表状大量增加，安史之乱以后，“成为政务申报中的主要公文”，因此需要皇帝进行批复。(34) 批复之后，皇帝下发制敕处理，形式可以是发日敕、敕旨和论事敕书。(35) 这些都属于程式化的处理方式，都要经过三省颁诏程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墨诏、墨敕扮演了什么角色呢？由于现在见到的制敕实物多属于“王言之制”内的七种，这里笔者的认识只能是一种推测。当表状进呈到皇帝面前时，皇帝根据情况要进行批答，批答也就是皇帝对政务处理的初步意见。对于一般的贺表、谢状、让官表，皇帝批答后直接从禁中发给本人，或是由使者带回，无须使用正式的制敕文书；臣下接到批答后再以某种形式上表，一般使用“墨诏”、“墨制”、“墨敕”或者“墨诏批答”、“墨敕批答”的字眼，是为了表示对批答的尊敬；有些表状，皇帝批答后，以各种敕书形式发出，这要经过三省颁诏程序。也就是说，作为政务运行的途径之一，批答是第一个步骤，之后分两途：一种经由三省程序颁布制敕文书；一种不经正规程序，而是以墨诏、墨敕的形式由皇帝中使直接发给个人，或是由地方来使带回。
必须指出的是，中村裕一坚信墨诏、墨敕和手诏是皇帝亲笔书写的，其实并不一定。在唐人文集中可以看到很多批答是臣下代写的。刘禹锡的文集里有一篇《谢手诏表》，题目后有一行小字“诏后批云：朕自书”，(36) 正是因为存在手诏不由皇帝亲笔书写的情况，皇帝才会在这里特别加以说明。
(三)墨诏、墨敕的文书形态
玄宗以后，批答表疏成为翰林学士的重要职能之一。《翰林学士院旧规·书诏样》里有一些具体规定：“如是自奏事，回书即言‘具悉’。若因人奏事，赐书诏即不言‘具悉’，诏内呼‘卿’，后定‘故兹诏示，想宜知悉’。”“赐节度使及三军将士敕书，云：敕某乙将士等宣慰事。意其除授节使或发兵，尾云：专遣某乙便令慰谕，想宜知悉，时候卿与将士各得平安好，参佐官僧道耆寿百姓并存问之。遣书，指不多及。”(37)
从上述两部分的论述可知，墨诏、墨敕的应用场合很广，其职能和论事敕书、发日敕、敕旨多有重合，因此其文书形态也非单一。所以，《翰林学士院旧规·书诏样》的这些规定可以看作是墨诏、墨敕的一些文书格式。除了在任命官员时有固定的文书格式外(详见下文)，其他用途的墨诏、墨敕的文书格式主要是参照论事敕书、发日敕、敕旨的样式。下面以论事敕书为例来说明墨诏、墨敕的文书形态。
有些墨诏、墨敕用于对臣下的慰劳、恩赐，中村裕一推测可能是论事敕书。(38) 他推测的主要根据是敕书的意思，而非格式，有点草率。代宗、德宗时期的高僧圆照编有《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以下简称《表制集》)，内有手诏两首，引录如下：
《大历五年七月十三日与三藏手诏一首》
敕大广智三藏和上：久修定慧早契瑜伽，远访灵山躬祈圣道，至灵必应玄感遂通，青莲喻心了证斯在。秋景余热善加珍卫也。遣书，指不多及。
十三日
《大历五年九月四日又赐手诏一首》
敕大广智三藏和上：深契道源远寻灵迹，慈悲妙力当示真宗，五蕴既空如如斯在，秋冷和上比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
四日(39)
参照雷闻复原的论事敕书式：
敕某(姓名等)云云(想宜知悉。时候。卿比
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
勅
年月御画日中书令具官封臣姓名 宣
中书侍郎具官封臣姓名 奉
中书舍人具官封臣姓名 行
年月日
侍中具官封名
黄门侍郎具官封名
给事中具官封名(40)
不难发现，代宗的手诏套用了论事敕书的格式，但没有中书、门下官员的签署。《表制集》的批答、制敕是按照原文抄录，这从所收其他制敕格式的完整性和文字的平阙可以看出，因此手诏中不存在把中书、门下官员的签署删去的问题。这正说明手诏没有经过中书、门下的颁诏程序，是皇帝自己发出的。中村裕一认为墨诏即手诏，墨诏、墨敕既然也用于慰问臣下，套用论事敕书的格式就不足为奇了，但它没有通过正规程序发布，在法律地位上自然不是论事敕书。
大量的墨诏、墨敕是对表状的批答。玄奘为请太宗给新翻译的经书作序而上表，太宗批答：“省书具悉来意……朕学浅心拙，在物犹迷，况佛教幽微，岂孰能仰测？请为经题，非己所闻。又云新撰《西域记》者，当自披览。敕奘和尚内出与玄奘法师。”(41) 玄奘上《请入嵩丘表》，太宗批答：“省表……幸戢来言，勿复陈请。则市朝大隐，不独贵于昔贤，见闻弘益，更可珍于即代。敕内与出(当是“出与”)玄奘法师。”(42) 这两道墨敕在最后都有一个“敕”字。宋代《淳化阁帖》收录的六道唐太宗、高宗和玄宗的亲笔敕书的末尾也有“敕”字，中村裕一推定六道敕书也是墨敕。(43) 这就必须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墨敕的末尾肯定要画“敕”字吗？
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记载：“然自隋唐以来，除改百官，必有告敕，而从敕字。予家有景龙年敕，其制盖须由中书门下省……唐时，政事堂在门下省，而除拟百官，必中书令宣，侍郎奉，舍人行，进入画敕字，此所以为敕也。然后政事堂出牒布于外，所以云牒奉敕云云也。”(44) 陆游也说：“自唐至本朝，中书门下出敕，其敕字皆平正浑厚。”(45) 按照宋敏求的说法，唐前期除改官员的制敕上皇帝要画“敕”，陆游则语焉不详。除官的制敕要经过画“敕”这道程序，现所见唐代告身以及学者的研究都无法提供证据，孰是孰非，姑且存疑；敕旨和敕牒都无需御画；(46) 论事敕书有画“敕”程序则是被敦煌文书证明了的。(47) 而从上引的材料至少可以确定唐前期墨敕是要画“敕”字的。
唐后期的情况比较模糊。我们知道，编辑文集时一般的原则是只收录文辞部分，删去套语格式，考虑到这一点，唐人文集中的批答对于本问题的探讨价值不是很大。相对唐人文集来说更为可靠的是前引圆照的《表制集》，里面收录了三件“请降墨敕”的表、状，现按照原来格式略引如下(表状中的“依奏”原文有，笔者用宋体加黑标出)：
1. 《请于兴善寺置灌顶道场状一首 并墨敕》
请大兴善寺修灌顶道场
右臣窃观度灾御难之法不过秘密大乘……谨献愚诚，倍增战汗。如 允臣所奏，请降 墨敕 依奏
乾元三年闰四月十四日宫苑都巡使御侮校尉右内率府率员外置同正员赐紫金鱼袋内飞龙驱使臣史元琮状进
2. 《请置灌顶道场 墨敕一首》
大兴善寺三藏沙门不空
请为 国置灌顶道场
右不空闻……谨诣右银台门，奉状陈请以闻。天恩允许请降 墨敕 依奏
广德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大兴善寺三藏沙门不空状进
3. 《请惠林法师于保寿寺讲表一首》
沙门不空言……不空今奉为国请于保寿寺为道俗敷演真经，庶宗庙圣祚历大劫，而斋年苍生福田拔须弥而作寿。如
天恩允许请降
墨敕 依奏
大历六年二月二日
特进试鸿胪卿三藏沙门大广智不空上表(48)
前已提及《表制集》的编排原则是按照制敕原文抄录，不空在表、状中请皇帝降墨敕，皇帝在“墨敕”旁只批上“依奏”两字，没有“敕”字，前引代宗的两首手诏也没有画“敕”。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敕”字太大(如敦煌出土景云年间的文书S. 11287)在印刷时被省去了。笔者以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皇帝在画日画可时，一般都是别笔，字体要大过制敕上的其他文字，《表制集》在编派时仍旧照录，未作特殊处理，也就没有理由单单省去了“敕”字。
《表制集》的材料只能说明代宗一朝的情况，它能否适用于整个唐后期，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