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的考察使我们发现，在战国秦汉的许多子家著作中，“亡国”、“亡君”、“亡”等词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已摆脱了与具体的事件的纠缠，而成了独立、抽象的政治用语。
以下姑举数例：
《荀子·议兵》：“……若飞鸟然，倾侧反复无日，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
《商君书·靳令》：“有饥寒死亡，不为利禄之故战，此亡国之俗也。”又《商君书·画策》：“亡国之欲，贱爵轻禄。”
《管子·七法》：“世主所贵者宝也，所亲者戚也，所爱者民也，所重者爵禄也，亡君则不然，致所贵，非宝也，致所亲，非戚也；致所爱，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禄也。”又《管子·明法解》：“故人主专以其威势予人，则必有劫杀之患；专以其法制予人，则必有乱亡之祸；如此者，亡主之道也。”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帝四经》，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中期，其中的《经法·六分》云：“主两则失其明，男女挣（争）威，国有乱兵，此胃（谓）亡国。”
此类例句甚多，下文还会提到一些，此处就不多举了。
在古汉语中，动词、形容词活用为名词，名词或置于其他名词之前起形容词作用的现象相当常见。故而从“亡国”之“亡”，衍生出“趋于亡国的”之意，并不难理解。而“亡”字又从“趋于亡国的”之意发展出“趋于亡国的形势”这一涵义，并被一定时期的思想家在表述其政治思想时广泛使用，则不仅关乎古代汉语语法中的词类活用现象，也意味着它是研究古代中国政治思想时应该关注的问题。
论者或从“亡”字的本义并非消灭出发，而试图给予“亡国”一词的这一用法一个合理的解释[6]。但“亡国”一词，在先秦时期确实有某国被消灭的含义，这是无庸置疑的，如果刻意回避这一点，反而不能把问题真正解说清楚。就今日所能见到的先秦文字资料来看，当时“亡国”一词最常用的意义就是“国家灭亡”，跟此词在现代汉语中的用法一样。在战国中晚期著作中，“亡国”及其简称“亡”，意指政治上的必亡之势这种用法才多了起来。因而，“亡国”一词的这种用法，应该是随时代思潮的激荡而衍生出来的新义。
“亡国”一词的这种用法，在《管子》、《商君书》、《荀子》、《韩非子》以及出土帛书《黄帝四经》中尤为常见。战国中晚期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成熟的时代，《管子》、《商君书》、《荀子》、《韩非子》以及《黄帝四经》，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政治理论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频频出现的“亡”字及其特殊用法，既反映了思想家对其时日趋白热化的兼并战争的关注，也显示了这些思想家构筑其理论大厦时的目的和思路所在。
在《管子》等书中，“亡国”既指政治上的必亡之势，同时，这种意义上的“亡国”也被视作一种国家类型——跟“王”、“霸”、“危（衰）”并立的一种国家类型：
《管子·枢言》：“王主积于民，霸主积于将战士，衰主积于贵人，亡主积于妇女珠玉。”
《管子·枢言》：“先王用一阴二阳者霸，尽以阳者王，以一阳二阴者削，尽以阴者亡。”
《管子·治国》：“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
《商君书·去强》：“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
《苟子·王制》：“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
《荀子·强国》：“故王者敬日，霸者敬时，仅存之国危而后戚之，亡国至亡而后知亡，至死而后知死。”
从上述议论里，可以看出诸子划分国家类型的标准。所谓“王”、“霸”、“危”、“亡”，都是从国家形势来说的，而其中最关键的成分则是政治治理得好坏。这一标准的选定，无疑代表了诸子思考政治的出发点和基本思路所在。古典希腊的政治理论家们划分国家类型的标准是政体，是城邦的政治组织形式[7]，而古代中国的政治理论家是从国家形势、政治好坏出发来给国家分类的，因而，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讨论什么样的政体是最好的政体不同，古代中国的政治理论家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怎样才能使国家走向强盛，至少，不被灭亡。希腊政治理论家们的目光在城邦之内，而中国政治理论家的问题在国家之间，是怎样在国际的竞争中生存下来，这就造成中国传统政治学的基本内容是帝王学、统治术。当然，国家的形势、政治的好坏本身便是主观随意性颇大的判断，以之作为判断的标准，便不免会带来许多主观上的纷扰。战国中晚期，诸子们几乎人人在说“王”、“霸”、“衰”、“亡”，但各人的理解和相应的主张往往相去甚远。
政治上的“王”、“霸”之分，在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便已成为流行话题，这只要看看《论语》、《孟子》等书便可明白。而“王”、“霸”不仅寓指不同的统治方式，同时还寓指不同的国家类型，这应该是战国中晚期的事。正是因为在“王”“霸”之后引入了“危”、“亡”这两个概念，诸子对国家的思考才发展成完整的理论体系。《韩非子·解老》称：“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在韩非看来，国家有“王”、“霸”、“衰”、“亡”，正如月相有盈亏圆缺，动植物有生长盛衰一样，乃自然界不易之理。在战国中晚期，以时人所掌握的自然界的变化规律来附会人事，将人类活动自然规律化，即历史理性与自然理性的比附，是一时盛行的思想潮流[8]。其时的思想家将国家区分为“王”、“霸”、“衰”、“亡”，正是用他们所理解的自然理性，来统御对人事的理解。
三、证史
接下来的问题是：诸子语文中的“亡国”这一类型的国家，具有什么样的共同特点？也就是说，在诸子看来，处于何等形势之下的国家是必定会灭亡的？
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诸子的看法并不一致，但对于这个问题的核心部分——导向亡国的统治形势的理解，意见却出人意料的统一。
上文谈到，陈奇猷先生在广泛考察了《韩非子》中“亡国”一词的用法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可知韩非系以国家之大权旁落为亡国、亡君。”[9] 韩非理想中的政治体制是君主大权独揽，群臣恪尽职守，而他身为一孤臣孽子，身处国弱政乱之韩，性格又单纯偏激，他对国家政治生活中君主失制的现象予以如此高度重视，是可以理解的[10]。但这种看法，绝非韩非一人的危言耸听。战国秦汉间那些出自不同学派，政治主张可能迥异的学者，在讨论什么样的统治形势是“亡国”之势的时候，都将君主失制，作为最严重的问题提了出来。
《商君书·定分》：“夫名分不定，尧、舜犹将皆折而奸之，而况众人乎？此令奸恶大起、人主夺威势、亡国灭社稷之道也。”
《荀子·君道》：“孤独而谓之危，国虽若存，古之人曰亡矣。”
《管子·明法》：“夫国有四亡：令求不出，谓之灭。出而道留，谓之拥。下情求不上通，谓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谓之侵。”
《黄帝四经·经法·六分》：“主两则失其明，男女挣（争）威，国有乱兵，此胃（谓）亡国。”
《淮南子·主术训》：“乱国则不然。有众咸誉者无功而赏，守职者无罪而诛。主上暗而不明，群臣党而不忠，说谈者游于辩，修行者竞于住。主上出令，则非之以与；法令所禁，则犯之以邪。为智者务为巧诈，为勇者务于斗争。大臣专权，下吏持势，朋党周比，以弄其上。国虽若存，古之人曰亡矣。”
综言之，诸子所认为的“亡国”的最明显的特征是一国之君丧失权威，不能对子民发号施令。换言之，在诸子看来，君不君则国不国，正常的统治秩序是君主为一国之中枢，制国之命。这里面蕴含的政治理念，显然就是君主专制。
正如古典希腊的政治理论家讨论政治不能脱离城邦的藩篱一样，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成熟的时候，不同学派的政治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君主专制。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不同的政治实践对政治思想的巨大影响。
先秦时期的中国，虽有夏商周三代继踵而王，号称天子，君临天下，但实际上一直处于列国林立的状态之中。当时之所谓“国”，当代一些史家以为当称之为“族邦”，它是以一个家族为中心联合其他群体而组成的血缘成分极为浓烈的集团。虽然在先秦时期，“国”的地域性在不断加强，但国君家族才是“国”的代表和象征，故“国”之存亡与否，端在于这个中心家族是否一如既往地掌握权力，其被杀伐、被驱逐、被取代、被架空，都意味着中心家族失去了优势地位和控制权，因而都是失“国”的表现，也都可以称为“亡国”。在当时人的观念里，“亡国”便是“绝种”，“兴灭国”与“继绝世”是同一回事。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改制运动，其共同之处是致力于削弱传统贵族的势力，强化君主的个人权威。君主个人作为国家的代表和象征，其重要性、其意义日益凸显，因而在旧有的国姓合一的观念之上，又产生了君国一体的观念，国君失制便意味着亡国。本文所讨论的《吕氏春秋·安死》中那几个“亡”字的用法，也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才能得到理解。
【参考文献】
[1][2]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522.
[3][6] 洪家义．吕不韦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99—100、98—100.
[4][9] 陈奇猷．韩非子集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86.
[5][10] 蒋重跃．韩非子的政治思想[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9.
[7] [美]乔治·霍兰·萨拜因著，盛葵阳、崔妙因译． 《政治学说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33.
[8] 刘家和．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J].史学理论研究，20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