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秦子姬簋盖铭文，需要用下面这段已校正的《史记·秦本纪》的记载作为背景：
[宁（宪）公]生子三人，长男武公为太子。武公弟德公，同母。鲁姬子生出子。宁（宪）公卒，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废太子，而立出子为君。出子五年，三父等复令贼杀出子。出子五岁立，立六年卒。三父等乃复立故太子武公。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说“德公母号鲁姬子”，照此解释，《史记正义》对《秦本纪》的断句是：
武公弟德公，同母鲁姬子。生出子。
《史记正义》的断句和理解都是错误的。1978年，宝鸡太公庙村出土一套8 件秦公钟镈（《集成》00262—00269），铭文有“公及王姬曰”，林剑鸣先生指出，“王姬”与“公”是母子（注：林剑鸣：《秦史稿》页53，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但林先生认为“公”是秦出子，则不确。），王辉先生又进一步指出，“公”是秦武公，“王姬”乃是武公、德公生母（注：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页15，三秦出版社，1990年。）。由此来看《秦本纪》的记载，可以发现《秦本纪》的本来意思，是说秦出子跟武公、德公是异母兄弟，出子的生母是“鲁姬子”。“鲁姬子”应属下读。《史记正义》是因断句错误导致误解。
据《秦本纪》和太公庙钟镈铭所见，秦武、德二公同母王姬，应无可疑。现在由秦子姬簋盖铭文的发现和考释，又可以对出子的生母“鲁姬子”有所解释。
如前所述，簋铭“秦子姬”跟“秦子”的关系应是母子。所见的“秦子”兵器，迄今有4戈1矛（注：秦子戈4件：1、故宫博物院藏“中辟”戈，《集成》11352；2、广州市博物馆藏“公族”戈，《集成》11353；3、1994年西安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缴获“秦子元用”戈，见吴振烽《秦兵新发现》之一，载《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又收入《考古文选》页93，科学出版社，2002年；4、珍秦斋藏的一件“左辟”戈，见王辉、萧春源：《新见铜器铭文考跋二则》之一，《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2期。秦子矛1件，见《集成》11547。），在近年流散出去的甘肃礼县出土早期秦文物中，又有“秦子”钟，现藏日本（注：见祝中熹、李永平：《青铜器》（遥望星空——甘肃考古文化丛书，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彩图14“秦子甬钟”，说明见页116。又见日本MIHO博物馆出版图录：《特别陈列：中国战国时代の兽》第6号藏品，MIHO MUSEUM,SPRING 2000。）。“秦子”是谁，学界有些意见分歧。王辉先生认为，“秦子”乃是指春秋早期的秦出子（注：见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页9；王辉：《秦文字集证》页13—18，台北艺文印书馆，1999年。）。我同意这个看法。据此并结合上引重新标点的《秦本纪》那段话，“秦子姬”就应该是文献中的“鲁姬子”。《秦本纪》的“鲁姬子”，说明此女母家是“鲁”国“姬”姓（注：秦汉时代后宫女官的名号有“七子”、“八子”之类，“鲁姬子”之“子”，或可能是《史记》根据晚期女官的称号来称呼鲁姬，以表明其身份。）。簋铭“秦子姬”的称谓方式，应是“母以子贵”的产物，这种称谓虽然在文献中难以找到类例，但并不难理解。
簋铭称颂秦子姬的言语中，也透露出秦子姬具有不寻常身份。从先秦诸侯的宫寝制度来看，簋铭所谓“保其宫外”，应暗示了“秦子”本非太子。古代诸侯燕居在后宫小寝，正夫人与媵、妾分居在小寝的不同宫室。《春秋》僖公二十年“西宫灾”，根据《公羊传》解释，此西宫在小寝中，小寝有三宫，分别安置诸侯所娶三国之女，正夫人居中，右媵居西，左媵居东。若以此种制度为准，“宫外”似指秦子姬不在正夫人所居的小寝中宫，这样看来，“秦子姬”应该是秦公的媵妾，其所生秦子的身份自然是庶子。秦子虽为庶子，但铭文说他“□受命□（屯？）鲁”、“义（宜）其士女”，又竭力称赞“秦子之光，邵（昭）于□（夏？）（四）方”，则表明这个秦子已为秦君。铭文“有柔孔嘉”和“温恭□秉”乃是称颂秦子生母之母仪美好，这又是说秦子因此受到良好的教育，从而说明他成为秦君的合理性。
据前引《秦本纪》和太公庙钟镈铭文，秦武公是秦宪公太子，其生母“王姬”理应是秦公的正夫人；现结合这件秦子姬簋盖铭文，我们又知道：秦出子（“秦子”）既然是秦宪公庶子，其生母鲁姬子即簋铭“秦子姬”，必然是媵妾之属。传世文献跟出土铭文材料的对读，可以使我们得到如下的清晰观点：秦宪公曾娶周王之女，而鲁国同时以女媵嫁到秦国。周、鲁同为姬姓，这符合《左传》成公八年所说“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的婚姻制度。
还应指出的是：从铭文语气可见，这件器物是秦子为其母秦子姬所作的一件祭器。若这一点能够成立，则鲁姬子在秦子在位时就死去，器物的制作年代，不出秦出子在位（前703—前698年）这6年之间（注：按照当时礼制，鲁姬子死后最可能被附葬于秦宪公之墓旁。《史记》《秦本纪》记载宪公葬西山（即甘肃礼县大堡子墓区），《秦始皇本纪》后附《秦记》则说宪公葬地在衙。我以为，《秦本纪》所见宪公葬在西山说或许正确，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新发现和新研究，再有机会来回答这个问题。）。
文献中关于春秋早期秦史的记载很简略。这件秦子姬簋盖铭文的发现和释读，能够丰富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左传》桓公十八年辛伯曾说过，“并后、匹嫡、两政、耦国”是“乱之本”，杜预注：“妾如后、庶如嫡、臣擅命、都如国”；《左传》闵公二年又引述道：“昔辛伯谏周桓公云：内宠并后，外宠二政，嬖子配适，大都耦国，乱之本也。”这四点也是理解春秋史的关键。从铭文与《秦本纪》的对读中，我们可以感到，“并后”、“匹嫡”的事情或曾发生在秦宪公世，故而在宪公去世之后，才会有秦三庶长废太子武公而立出子的数年乱政。
珍秦斋所藏的文物中，另有器主名“伯丧”的二戈、二矛。我认为“伯丧”是《史记》、《秦本纪》、《秦记》所见的宪、出、武三朝权臣之首——大庶长弗忌，此人是秦武公、出子废立事件中的重要人物。我另外为这四件戈、矛写了一篇考证，请读者参阅（注：董珊：《珍秦斋藏秦伯丧戈、矛考释》，载于《珍秦斋藏金——秦铜器篇》，澳门市政厅民政部出版，2005年（即出）。）。
综合上述，这件秦子姬簋盖的发现和释读，不但使我们略微窥见了2700年前的一段秦国宫廷秘史，也为学界讨论已久的“秦子”诸器断代问题又提供了一项重要的研究材料，相信一定会再次引起大家研究早期秦国历史的兴趣。以上所论，只是一些不成熟、有待修正的观点，欢迎读者随时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