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诸王之号，究竟为生称抑或为死谥，现在仍是学术界在讨论的一个问题。本文不拟纠葛于此，而只是企图以两周金文材料为主要依据，对西周王号中少数被后世误解为恶谥的王号的真正涵义作一初步讨论。至于文中使用的“谥”字，完全是出于行文方便的需要，不必为“将葬，乃制作谥”（注：《逸周书》卷六《谥法》，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之义。

    　　　　一

    西周一代若从文王算起，共历一十三王。据史籍，他们的称号依次是文、武、成、康、昭、穆、恭、懿、孝、夷、厉、宣、幽。而根据古代文献的一些记述，这些称号则是依照各王生前的行状由臣子们议定的。《艺文类聚·礼部下·谥》引《五经通义》：“谥之言，列其所行。身虽死，名常存，故谓之谥。”所谓“有德则谥善，无德则谥恶”。根据以上说法，西周一十三王的称号自然就有善、恶二类。而再据托名于周公而实成书于战国之际甚或更晚的《逸周书·谥法》，则可知他们的谥称的具体含义，现据西周王序整理如下：
    文：经纬天地、道德博厚、勤学好问、慈惠爱民、愍民惠礼、锡民爵位
    武：刚强理直、威强睿德、克定祸乱、刑民克服、夸志多穷
    成：安民立政
    康：渊源流通、丰年好乐、安乐抚民、令民安乐
    昭：昭德有劳、威仪恭明、圣闻周达
    穆：布德执义、中情见貌
    恭：敬事尊上、尊贤贵义、尊贤敬让、既过能改、执事坚固、爱民长弟、执礼御宾、芘亲之缺、尊贤让善
    懿：温柔圣善
    孝：五宗安之、慈惠爱亲、协时肇享
    夷：克杀秉政、安民好静
    厉：暴慢无亲、杀戮无辜
    剌：不思忘爱、愎佷遂祸（剌为厉之本字，故附及）
    宣：善闻周达
    幽：早孤陨位、雍遏不通
    根据《谥法》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西周一十三王之谥称中，可称为美谥者有：文、武、成、康、昭、穆、恭、懿、孝、夷、宣；恶谥则有厉、幽二称。
    厉、幽之为恶谥，亦见于《左传》。《襄公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不谷不德，少主社稷……若以大夫之灵，获保首领以没于地下，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从先君于祢庙者，请为‘灵’若‘厉’，大夫择焉。”杜注：“欲受恶谥以归先君也。戮杀不辜曰厉。”又《宣公十年》：“郑子家卒，郑人讨幽公之乱，斫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谥之曰灵。”幽公为子家所弑，事见于《宣四年》经传。此言“改葬幽公，谥之曰灵”，知其前谥为“幽”，今改谥“灵”，则“幽”为恶谥无疑。故《孟子·离娄上》引孔子的话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曰‘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
    若据以上文献，则厉与幽为恶谥无疑矣，故晚近学者论谥鲜有能越此障碍者。王国维先生虽据金文材料提出“周初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号而非谥也”，人或誉为能发覆千古。然为回避“厉”、“幽”二称亦不得不折衷其说，结论为：“谥法之作，其在宗周共、懿诸王以后乎？”（注：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八《遹敦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95页。） 与王氏有所异同的为当世学者吴静渊，他认为谥法至少始于殷代后期。“周代是‘因于殷礼’的……谥法，也应是因袭之一。”而“恶谥，只能出现在西周末后和春秋时代的条件下”（注：吴静渊：《谥法探源》，《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辑。）。后一结论，显然也是附从于厉、幽为恶谥之说的。
    就实而言，研究谥法问题，由古至今拘守文献而盲从者多。今人或能使用考古材料，而又或希图见一隅而以三隅反，故亦少有实事求是的平实之论。而且就现在的情况来看，金文中有周王、诸侯及贵族之名号的材料虽日见增多，但是与之相关的器物为及时之作抑或后世追述之作还难以厘定，因此谥法究竟始于何时，要作出结论可能还需时日。不过如果我们将此问题暂且搁置，而先审辨西周诸王称号之美恶，则似乎可为解决该问题作一点奠基的工作。

　　　　二

    西周诸王无恶谥，此说实应肇端于先秦。《礼记·表记》载孔子语：“先王谥以尊名”，此似与《孟子·离娄上》所引孔子说有所抵触。然《孟子》于战国时实为诸子书之一，其中难免不根之说。至其尊奉为经，以为一字不可易，则后世事。《公羊传》闵公元年云：“《春秋》为尊者讳”，与《礼记·表记》载孔子语实可互为发明。孟子引所谓孔子语，实假夫子之名而已。
    承尊名说者至宋代有郑渔仲樵，樵著《通志》二百卷，其独创《二十略》之体，中有专论谥法者，名《谥略》，能承厥义，一反流俗。其《谥略·序论一》云：“成周之法，初无恶谥。谥之有恶者，后人之所立也……生有名，死有谥。名乃生者之辨，谥乃死者之辨，初不为善恶也。以谥易名，名尚不敢称，况可加以恶谥乎！非臣子所安也。呜呼！春秋纪实事，而褒贬之说行。”《序论二》又云：“恶谥非所以加君父也。”于《序论三》又专说幽、厉二谥：“按《谥法》，恶谥莫如桀纣，其次莫如桓灵，其次莫如幽厉，此古今之所闻也……幽者，隐之并名也。周幽王丧于犬戎之祸，鲁隐公卒于羽父之难，皆臣子所不忍言，故以幽隐命之，痛恻之甚也，岂有拥遏不通之意乎？语曰：‘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厉与安并德，故于厉言‘而’，猛则异于是，故于猛言‘不’。厉非恶也，岂有暴虐无亲之义乎！厉王过矣，使厉王而有暴虐无亲之名，则宣王不得为孝子；幽王过矣，使幽王而受拥遏不通之责，则晋文侯、郑武公不得为良臣。”揆之郑说，其意有三：西周一代，谥、名同实，其所异者，在别死生；其次，西周诸王谥无善恶之别，虽厉或幽，亦非恶谥而加以君父者；其三，谥之有善恶，春秋及以后之事也。渔仲可谓别具只眼者，其辨亦详明，只是于旧说却未能撼动万一。此虽时代使然，而与幽、厉二字在传世文献中词义多歧、仁智各取亦有绝大关系。因此欲从文献讨论此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
    至晚近，郭沫若先生承郑、王之说，作《谥法之起源》。在对金文材料和文献材料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之后，于文中对灵、厉诸所谓恶谥作了新的诠释，以为“厉之本义无善无恶，其引申之义多为善美之词”，并且提出“盖谥法之兴不仅当在宗周共懿诸王之后，直当在春秋之中叶以后也”。于文末又云“余疑谥法之兴当在战国时代”（注：郭沫若：《金文丛考·谥法之起源》，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00页。）。只是，郭沫若先生的结论虽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却也因其文瑕瑜互见，对一些传世文献的否定稍显武断而未能为学界接受，甚至受到批评。
    之后，杨希枚先生根据对先秦文献的研究，又补正王国维先生之说，结论为：“周初诸王生称之谥或是生时美名者疑即诸侯以字为谥之生字，故生时称之而与死后之谥无别。”若西周诸王之谥确得之于生时美名，则自无恶谥之说。只是杨先生对自己的这个结论也未敢自信，故又云“但此仅属推测，而于史难稽矣”（注：杨希枚：《论周初诸王之生称谥》，《殷都学刊》1988年第3期。）。
    由前人或时贤的研究可知，欲求厉、幽二王号谥之真义，以文献不足征，故只能依违于疑是之间。而今两周金文材料之富，较王、郭之时已是云壤之别。因此对此问题的解决应该是而且只能是从两周金文材料入手，之外别无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