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事与第一件事相关联。《吕氏春秋·贵因》篇载：“武王至鲔水。殷使胶鬲侯周师，武王见之。胶鬲曰：‘西伯将何之？无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将之殷也。’胶鬲曰：‘朅至？’武王曰：‘将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报矣。’胶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辍。军师皆谏曰：‘卒病，请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胶鬲以甲子之期报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胶鬲不信也。胶鬲不信也，其主必杀之。吾疾行以救胶鬲之死也’。”过去认为胶鬲之主是为纣王，不仅没有根据，而且使得文中内容不可解。据陈奇猷先生最新考证，胶鬲之主实则为微子。（注：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39—940页。）胶鬲之来见武王，实为约期以为内应，所以武王才会说“吾已令胶鬲……”的话。胶鬲与周有阴谋，《国语·晋语一》也有记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胶鬲是和伊尹亡夏一样的亡殷者。他是如何亡殷的呢？联系他与周武王约定甲子日在殷郊会期，结果纣兵前徒倒戈，周人不战而胜，说这是胶鬲与微子暗中做的手脚，应该没有问题。不然胶鬲和武王期以甲子就不好解释了。而武王确实在甲子这一天到达殷郊并战胜纣王的军队，出土铜器利簋铭文及其他一些文献都已证实。不仅如此，笔者还曾经从三个方面指证，利簋上的利，实际上就是胶鬲，因为他帮助周人不战而胜，结果得到奖掖而作宝器。（注：陈立柱：《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说献疑》，《中华文史论丛》第79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胶鬲是为联络人，而微子才是主谋。因为害怕失期，让胶鬲前往联络周武王，以确定日期。武王为了成其克殷大功，不顾士卒生病，雨夜兼程，只用虎贲3000人，戎车300辆，一早晚便战胜纣兵70万，取得克商大功。《荀子·成相》云：“纣卒易向，启乃下，武王善之，封于宋。”细绎文义，牧野之战中，纣王的军队投降，反戈击纣，微子启便下车而降，说明其与武王合谋之事成功，武王称赞他，并且给他封邦建国。《荀子·议兵》篇还说道：“以故顺刃者生，苏刃者死，奔命者贡，微子开（启）封于宋，曹触龙断于军。”荀子也认为微子是顺应潮流投降周人因而得封的。共头山下与周结盟，如今又使纣兵前徒倒戈，则周之胜殷，微子之功大也。
第三件事是微子使族人降周，并参与伐纣。据《尚书·牧誓》，参加周武王伐纣的八国中有微国。这个微还见于《尚书·立政》：“夷、微、卢烝，三亳阪尹”。《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孔安国语：“髳、微在巴蜀”，“正义”引《括地志》云：“戎州之南，古微、泸、彭三国之地”。对此，现代学者信者有之，不以为然者亦有之。顾颉刚、王玉哲等考证，参加武王伐纣的八国都在汉水以北至河南西部、山西南部等地，在大西南者为后来迁入的。（注：参见顾颉刚：《牧誓八国》，《史林杂识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84—487页。）钱穆则将之与穀水以南的微山联系起来，地在今洛阳以西的新安。（注：参见钱穆：《周初地理考》，《古史地理论丛》，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指出：“羌近于微”，都在今山西。（注：参见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33—35页。）若此，参与伐纣之微与上文考证微子之国地理上相当，应是一个国家，微子国人曾经参与伐纣为事实。微子遣其族人入周还见于陕西扶风庄白村一号青铜窖藏出土的铜器铭文，其中的史墙盘铭云：“青（静）幽高祖，才（在）微灵处。雩武王既殷，微史（使）烈祖乃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寓于周卑处。”徐中舒指出其中之微即微子，（注：参见徐中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得到许多人的赞同。赵诚说，微氏“高祖早在文王时代就已暗地归周，所以生前‘在微灵处’，死后遵为‘静幽’，以示安安静静地呆着，像五体投地那样地臣服于周。不仅没有以军队助纣反周，还可能有过保卫文王或周国的业绩，建立过功勋，所以称得上是周王朝的得力辅助，上帝赐给文王的大屏。从这种意义上才能理解‘静幽高祖’是周王朝的有功之臣，当然值得称道”。（注：赵诚：《墙盘铭文补释》，《古文字研究》第5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微子使其族人入周为史官，所以不少学者径称其为“微史家族”。史墙参加过周王对师酉的策命；墙的儿子继任作册，钟铭所谓“夙夕左（佐）尹氏”即是明证。如此，则微子使族人降周伐纣，立功名于周廷。
第四件事就是武王伐纣成功，微子面缚衔璧投降周人。此事见于《左传》僖公六年及《宋微子世家》，上文已提到。纣王兵败自杀而微子立时投降受封，微子若没有为周人做过什么，这是不可理解的。将上面三件事与之联系起来看，说彼此之间密切相关，或者是前此举动必然会有的结果应该没有问题。又据《尚书·微子》，殷太师、少师建议微子出逃，而自己则准备“兴受其败。商其论丧，我罔为臣仆”，就是说他们不愿做别人的臣仆，要接受失败带来的灾难。这句话既说明太师、少师不愿意做别族的臣仆，也暗含有微子可以去投降周王的意思，否则不会以做不做“臣仆”为言。太师、少师虽然不愿为人臣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和纣王一起死难。《论语·微子》载：“太师挚适齐，少师阳入于海”，《淮南子·氾论训》：“殷之将败也，太史令向艺先归文（武）王，期年而纣乃亡”，《史记·殷本纪》：“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周本纪》也云：“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汉书·董仲舒传》：“殷纣杀戮贤知，守职之人皆奔亡，逃入河海。”看来，太师、少师也和微子一样离纣而去。二人和微子关系密切，本要和纣王一道接受惩罚，后来弃纣而去，只怕与微子也不无关系。
及其历史背景不合。金文邑字上部一律为圜形，甲文邑字上部□形乃圜形省刻，本象天体圜圆，是上天之表示，下部为跽状之人，整字取意于面稽天若、奉答天命，即于庙坛告（请）命于天之象形。说详陈立柱：《邑字缘起新说》，《殷都学刊》2004年第4期。）“亳”字即宗庙之象形，故曰亳（薄）邑，后来就成为宋之宗邑。微子既不得为殷之大宗子，只能以微子而不是宋公、殷公相称，所以其弟仲衍继位仍曰微仲。只是到了武庚遭废、微仲之子稽继位获封为宋公即商公时，才成为殷之宗子，有资格称名商公、殷公，主祀殷之先公先王。学者将《左传》“使复其所”解释为让微子回到原来的封地微，显然是对司马迁“复其位如故”的进一步发挥。周已为天下共主，微子为周之天下做出了大贡献，周王兑现部分诺言正情理中事。再与上文所说“北亳”的来历合而观之，则周王正是允许其在孟渚之滨建立宗庙祭祀。《荀子·成相》云：“封之于宋，立其祖”，杨倞注：“立其祖，使祭祀不绝也。《左传》曰：‘宋祖帝乙’。”所引《左传》之文见于文公二年，而帝乙正是微子之父。学术界不少人认为周武王“封微子于宋，与成汤有直接关系”。（注：参见辛德勇：《关于成汤都邑位置的历史文献研究》，《九州》第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5页。）这种关系若有只可以理解为奉祀成汤。若然，则武庚“续殷先祀”就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大宗子只能有一个，而武王伐纣后封武庚“续殷先祀”大概不会有人怀疑。如此则微子未奉成汤为大宗子就是真的。微子不立成汤庙，（注：郑玄注《诗经·有客》云：“微子启，纣母庶兄也，武王投之于宋，因命之，封为宋公，代殷后，承汤祀。”说微子祀成汤显系不实。宋之祖为帝乙，微子启父也，微子若祀成汤，则为大宗子，宋之祖就是成汤而非帝乙，武王伐纣所封奉殷先祀者就是微子而非纣子武庚了。这与事实显然不符。）这是大宗子才有资格祭祀的，微子作为小宗支子，只能以其父帝乙为祖，犹如鲁国立周公庙以为祖。直到宋公祀商后才于宗邑建立成汤庙，这是薄邑有成汤之墓的原因所在。这个事实也说明，微子之初不曾称名宋公即商公。若此，将“使复其所”理解为周武王焚其榇、释其缚后，让他回到其原在殷京的官所休息，比理解为回到原封国，无论从字面上讲，还是从当时的具体情形上看都更在理。老迈的微子面缚衔璧，膝行而降，艰难受罪可想而知，让他回到住所休息正是人之常情。
由上述，封建微子的周王只可能是武王，先秦文献多言武王封微子，也可以说明这一点。秦汉以后，因为大家只注意到成王正式册封宋公以代武庚，便以为受封的是微子。加之微子的封地就在宋国都城北边不远处，后世也在宋的范围之内，以及司马迁习惯于以始封之君名其世家，（注：《史记》之《吴太伯世家》、《鲁周公世家》、《齐太公世家》、《燕召公世家》、《宋微子世家》、《卫康叔世家》等等，都是以始封之君名之，虽然如周公者并不曾为鲁公，重其始封之君也。）结果导致混而不辨，微子遂成了宋国的封君。宋公稽承续了微子一脉才得以成为殷之宗子，一如鲁公伯禽之承周公而为侯于鲁一样。不过宋公稽之徒封宋（商丘），东方形势已经大变，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宋国之立是周公成王统治东方政策的重新部署。
三 成王大徙封与宋国之立
武王伐纣后的第二年去世，武庚与三监联合叛周。结果引起周公成王大举东征，并对东方的统治政策进行调整，一改武王获有“天命”便放马南山的做法。这一切直接影响了周王朝的政治经济政策，以及对于殷民族的统治措施，也间接影响了后来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诸多方面。单就对于殷民族的影响而论，东征以后，殷民族分崩离析，与前此统一于宗子武庚的领导根本不同。粗略地说，东征以后殷民族以五种方式析分各处：一是被称“殷顽”者迁于成周，置于周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二是分配到各国成为被统治者，如鲁国分有殷民六族，卫国分得殷民七族等；三是滞留在郑、曹、祭、温、胙、郐（后来的郑）等中原国家中的下层民众；四是逃散于四方者，尤其是随武庚北逃以及与淮夷一起南下者；五是集中于宋国的，由微子后人统治，以守殷祀。周王朝一方面析分殷民族于各处，另一方面将周族人等大批东迁，充实东方的统治力量，如封建卫、鲁、齐、燕等国于东方。这些诸侯国原本封在河南中西部以及山西南部等地，现在则大批迁往原殷民族及夷人较集中的东部以至海滨。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曾罗列了20余国徙封的例子，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进一步提出有71国之多，周初姬姜两姓有名的国家几乎都在迁徙之列。周对于为伐纣做出过贡献的微子这一支也不能放心，向东迁徙的不少诸侯国实则为了包围、监控宋国，防止再出现叛乱。杨宽指出，周“分封许多诸侯对宋形成内外两个包围圈，从它的西、北、南三面加以监督。”内层包围圈主要是异姓诸侯，在宋的西北有姒姓的杞、赢姓的葛；在宋的西南有妘姓的鄢，姜姓的许，传为神农之后的焦。宋的外层包围圈主要是姬姓诸侯，北方有曹、郜、茅，西南方有蔡、沈等国。（注：参见杨宽：《西周史》，第386—387页。）这就是周公成王分封姬姓诸侯的实际用意，他们占据肥沃土地、战略要地以及交通要道。不仅如此，“有时把异姓诸侯放在扩张有困难的地区附近，姬姓诸侯在后方，采取确保交通路线的方针”（注：伊滕道治：《中国古代王朝的形成》，江蓝生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10页。）宋国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处于扩张困境中的国家。据《左传》记载，春秋时宋国东有空泽，南有逢泽，东北是蒙泽，蒙泽以北则是上文说到的大泽孟渚，西南方为泓水，北边近于曹，而杞、葛则在其西北。宋国唯一开拓发展的地方就是东南方，而这里是少有人居住的水网薮泽之地。徐偃王到中原，要在陈、蔡之间开沟而过，吴王夫差北进，要在宋、鲁之间开运河前进。可见宋国所处的地理环境是一个几乎没有外向发展空间的所在。只是湖泽沟薮逐渐干涸后，宋才有所发展，西周时不能有所作为可以想见。对于周王朝来说，封宋仅仅只是存其祭祀而已。迁微子后人于商丘，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让出地方给曹国。据《曹世家》，曹于武王时已封于定陶。实际上武王时所封之曹更可能是《左传》闵公二年所说卫戴公“以庐于曹”的卫曹，在今河南滑县与濮阳之间。这个曹，《管子·小臣》、《水经·淇水注》、《汉书·地理志》作曹，《列女传·许穆夫人》、《易林·噬嗑之讼》、《诗经·泉水》则作漕。封叔振铎于曹，正是占有要地，和三监一道监视武庚。成王迁于定陶，占据西方与“大东”、“小东”（注：傅斯年：《大东小东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册，1930年。）往来的通道，其南直逼于宋。宋之南迁虽数十里，其意义则大不同，不仅使殷人让出交通要道，也使其迫近于水泽之乡，无法扩张，不能再对周之统治构成威胁。
关于曹国早期的情况，这里虽然只是推测，但与当时徙封的形势相契合，也能解释曹之国名的来历。武王伐纣封建姬姜二姓有功之人，郑州（管）以东只有曹国，（注：曹县东城武县有地名郜，旧注多认为是郜国所在，杨宽认为此郜乃周武王所封。参见氏著：《西周史》，第127页。杨说只是推测，没有实据。）广大的东方不是殷商族人，就是狄戎夷人的天下，置曹于定陶，处于东方诸族之中也不可解。若在河东的卫曹，处古黄河之滨，是大东与小东交通的战略重地，则监视殷都甚便。
从以上所述周之徙封形势与宋国所处位置来看微子之侄稽的称名宋公，我以为更容易明了宋之封必不是微子，而是其后人，郑玄所谓“周公更封而大之”也是有充分根据的，只是更封者非微子而是其侄稽而已。
商朝末年，纣王暴政不得人心，周族乘机发展起来。微子启等殷贵族为使殷族不被夷灭，祖先得以血食，纷纷投奔周，助其伐纣，企图得到周王的谅解，以达其“自献于先王”的目的。古人以祭祀事大，存其族的具体表示就是能祭其祖，故而不惜一切成全之。微子去商投周时年已在耄耋，武王伐纣后置于孟渚之滨，既是安抚也是保护，不久老死其地。纣子武庚不愿臣周，复又起事，三年后败北。周公成王改变了以往的统治政策，分崩离析殷族，层层包围宋国，只让微子之侄、微仲之子稽于宋掌其先祖之祀，命为宋公。宋之宗邑不在国都商丘，微子兄弟不称宋公，稽第一个称名宋公，以及微子死于薄邑而不是宋国都，所有这一切都已暗示微子不曾封宋。但是，因为孔子说过微子是仁人，（注：说微子仁人，也有不为然者，如《战国策·秦策三》载蔡泽对应侯言有：“夫待死而后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圣，管仲不足大也。”只是后来影响甚微。）《管子》、《孟子》（注：《管子·宙合》云：“故微子不与于纣之难而封于宋，以为殷主，先祖不灭，后世不绝，故曰大贤之德长。”《孟子·公孙丑上》：“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也说他是大贤德长之人，他和周人联手倒纣的事，儒家之徒便讳言之，因而其去纣后的作为也就视而不见。此事不明，则其“存殷之祀”之心不能落实，宋初之史实也就隐晦不明。现代学者多忙于考古文献的整理、研究，而宋国出土的铜器文物很少且直到目前为止尚未见有早期的，这也影响了对于宋初之史事的关注，是以近些年来出版的一些研究周初封邦建国的论著，对微子之封多是一笔带过，加之有关于当时情况的文献记载大多模糊不清，只有《史记》所述整齐有序，是以也多误从《史记》，相信成王封微子国于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