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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韩国对日索赔要求的演变(1)-历史学
来源:  作者:未知  点击:次  时间:2001-07-10 00:00于哲学网发表

 

【摘 要 题】世界当代史研究

【正 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南朝鲜民众及稍后成立的韩国政府,为清算过去日本对朝鲜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为有效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韩国的独立而产生的日韩之间的诸多问题,很早就开始了其善后准备工作。战争受害与损失调查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南朝鲜民众及韩国政府的战争受害与损失调查同其日后的对日补偿、赔偿要求密切相关。因此,不弄清战后初期南朝鲜民众及韩国政府的战争受害及战争损失调查的全过程,我们就很难正确理解和把握此后日韩会谈中韩国提出的对日请求权问题。

        一、日本的殖民统治与侵略战争给殖民地朝鲜造成的损害

    对于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给殖民地朝鲜造成巨大的人的、物的损害问题,由于战争结束前后日本政府和军方销毁大量资料,到目前我们也很难搞清其全貌,但从一些残存资料中我们也可以窥见其冰山的一角。
      1、侵略战争给殖民地朝鲜造成的人员损失与灾难
    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随着战线的日益延长和战争陷入泥沼,为了弥补因不断征兵带来的国内劳动力的不足,开始考虑对“外民族”(朝鲜人和台湾人)进行战时动员。从1939年开始,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以“募集”、“官方斡旋”、“征用”等名义开始把大批朝鲜人强掳到日本本土、桦太(库页岛)、南洋群岛、“支那”(中国关内)等地区在工厂、煤矿、金属矿山、土建工地、港湾、战争前线工事等地充当苦役。从1939年到1945年其总人数达480万人。(注:大藏省管理局编《有关日本人海外活动的历史调查》,通卷第10册《朝鲜篇》第9分册,第二十章“战争与朝鲜的统治”,高丽书林,1985年6月影印本。)据一些韩国学者推测,虽然日本认为战争期间朝鲜劳工死亡总数最高不会超过4万人,但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如果把战后被当作战犯处死和在回国途中死亡的人都加在一起,估计其死亡人数至少20~30万以上。(注:宋建镐著《韩国现代史论》韩国神学研究所出版部,1979年版,第272、277—278页。)
    被那些各种名目的战时动员令动员的朝鲜人当中,从1939年至1945年强掳到日本本土、桦太、南洋群岛等地的劳工和从军慰安妇的命运最为悲惨。这些强掳来的朝鲜劳工平均每天从事12个小时以上繁重劳动,领取只有日本人工资的25%到50%的微薄报酬(有的甚至无报酬),在最艰苦、最危险的地区从事最艰难劳动,很多人累死、饿死或在前线卷入战争而战死、失踪。据有关资料显示,1939年到1940年不堪忍受奴役的朝鲜劳工冒着生命危险逃跑的就达22万人。(注:佐藤胜巳编《在日朝鲜人——对其之歧视与待遇的实态》,第25页。)那些沦为日军从军慰安妇的朝鲜妇女不仅遭受了肉体和心灵的双重摧残,而且很多人还卷入战斗丢掉了性命。据有关专家估计,在整个日本对外侵略战争期间,多达16万人左右的朝鲜妇女(注:苏智良:《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略论》《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沦为日本军队的性奴隶,其中5万到7万人在战争中死亡。(注:《汉城新闻》1974年11月1日的报道,据推测从1943年到1945年8月15日,以“女子挺身队”的名义强掳的朝鲜妇女有20万,其中5万到7万人已经死亡。(但“女子挺身队”并非全部都是慰安妇——本文作者。)。)
    战时日本还强征朝鲜青壮年入伍为日本侵略战争充当炮灰。据1953年5月公布的日本厚生省第二复员局的调查资料,战争期间被“动员”参加日本陆军的朝鲜士兵共有186980名,参加日本海军的朝鲜士兵共有22299名,两项合计209279名,其中确定死亡6377名,失踪14人。另外,海军中还包括所属154907名朝鲜人,其中已死亡或确定死亡9963名,失踪9名,(注:战后补偿问题研究会编《战后补偿问题资料》(第二集),第189页。)但实际数据可能远远超过这些。
      2、侵略战争给殖民地朝鲜造成的物的损害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为了支撑其对外侵略战争,日本加紧了对殖民地朝鲜的搜刮。日本在朝鲜发行国债、公债,发动所谓的“赤诚(即“表衷心”)”、“爱国献金(即捐款)”、强行储蓄、“金属献纳”等名目繁多的运动,巧立名目搜刮朝鲜的民脂民膏。由于缺乏完整的资料,战争期间日本在朝鲜到底搜刮了多少财富,其确切的数据到现在为止也不得而知。但是从一些零星的资料中也可以窥见其一斑。
    如,1937年朝鲜总督府设置“临时军费特别会计”的方式,直接提高朝鲜人的租税负担。1938年又发行了65亿多日元的“国债”、强行让朝鲜人民购买。(注:宋建镐著《韩国现代史论》韩国神学研究所出版部,1979年版,第272、277—278页。)同时,“7.7事变”以后,从1937年7月15日到8月5日20多天里就以“爱国献金”的名义收刮了597817日元等。这相当于“9.18”事变时期历时一年半搜刮的“献金”总额。(注:宋建镐著《韩国现代史论》韩国神学研究所出版部,1979年版,第272、277—278页。)
    大米和耕牛一直是日本从朝鲜掠夺的重要农牧产品。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朝鲜总督府为了满足日本国内的粮食供给和对外战争的需要,不顾1942年和1943年朝鲜粮食严重歉收的事实,虚报25%产量,强行摊派“供出”大米,大搞“饥饿输出”。(注:宋建镐著《韩国现代史论》韩国神学研究所出版部,1979年版,第272、277—278页。)另外,从1937年到1941年日本还从朝鲜输入耕牛67501头,从朝鲜“移出”耕牛335761头,两项合计达408422头。(注:宋建镐著《韩国现代史论》韩国神学研究所出版部,1979年版,第272、277—278页。)
    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随着战局的急转直下,日本也开始强行征用殖民地车、船等支撑其对外侵略战争。据朝鲜总督府的有关资料,战争期间日本政府业已征用了500吨以上的13艘朝鲜籍船舶,共计210477吨,待到战争结束前后,这些船已经不知其去向。还有100吨以上的49艘船舶,合计6872吨船舶,因遭到破损正在修理中。(注: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交记录·缩微胶卷·第四回公开》A‘1.0.0.1——2《关于根据一般命令1号必须向盟国最高司令官提出之资料相关之文件〈第七卷·朝鲜·第二资料:一、船舶动静表2—1,2—2〉》A’—0117—402—13—7,第149—152页。)据曾任韩国外务部长官的金动祚回忆,日本政府在“战争中大量征用我国的船舶〔指朝鲜籍船舶——笔者〕,把它投入到运输战争物资上。其结果,在战争的漩涡中大部分船舶遭到沉没和毁坏”。(注:金东祚著《回想三十年·韩日会谈》中央日报社,1986年11月,第29—30页。)
      3、日本对朝鲜殖民统治造成之损失的赔偿要求
    据韩国政府的调查,仅从1909年到1945年通过朝鲜银行搬出到日本的黄金达249633198.61瓦(疑为“匁”之误?——笔者,以下雷同),(注:大韩民国政府编《对日索赔要求调查报告》(非卖品)檀纪四二八七年(1954年)八月十五日,第11、13—50页,日本亚洲研究所藏。“匁”是日本创造的汉字,读“そんぬ”,旧时日本的重量单位,等于3.75克。)白银达67577791瓦2。另外,还以“朝鲜银行向北支联合准备银行提供贷款的担保”的名义,“由大阪日本银行保管银块21534433瓦92”等。(注:大韩民国政府编《对日索赔要求调查报告》(非卖品)檀纪四二八七年(1954年)八月十五日,第11、13—50页,日本亚洲研究所藏。“匁”是日本创造的汉字,读“そんぬ”,旧时日本的重量单位,等于3.75克。)此外,据韩国政府调查,殖民统治期间日本还从朝鲜搬出了212种古籍善本,827种美术作品、古玩及其他珍宝,归还522张古地图原版及其他物品等。(注:大韩民国政府编《对日索赔要求调查报告》(非卖品)檀纪四二八七年(1954年)八月十五日,第11、13—50页,日本亚洲研究所藏。“匁”是日本创造的汉字,读“そんぬ”,旧时日本的重量单位,等于3.75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朝鲜半岛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独立,南朝鲜民众和后来的韩国政府对上述殖民统治及战争间,日本对朝鲜造成的损害提出了补偿、赔偿要求。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朝鲜民众的对日补偿要求

    朝鲜半岛获得解放以后,在南朝鲜美军占领区,以急速发展起来的工会为中心,从1945年9月开始,在汉城、仁川、木浦、江原道、釜山、南原、 群山等地相继出现了夺取日本经营者的经营权,要求补发未支付工资、奖金、退职金及各种津贴等的运动。(注:森田芳夫,长田佳奈子编《朝鲜终战记录——资料篇(第一卷)·〈日本统治的结束〉》,第382—384页;《(第二卷)·〈南朝鲜地区〔日本人〕的遣返与日本人世话会〉》岩南堂书店,1980年,第230—270页。)在南朝鲜地区,工人要求补偿的运动成为“这时期在38度线以南地区经常发生的两种骚乱(disturbance)之一”。(注:HQ, USAFIKG-2 Periodic report, 3 November 1945,另一种“骚乱”是几种政治势力因争夺政治权力而产生的骚乱。见HQ, USAFIKG-2 Periodic report, 13 September 1945; 2 October 1945; 6 October 1945; 20 October 1945; 27 October 1945; 13 November 1945; 14 November 1945; 21 Novembe 1945; 24 November 1945; 28 November 1945。)
    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日本返回南朝鲜的朝鲜人,也向“日本企业主或‘日本人世话会’提出了庞大的补偿要求”。(注:HQ, USAFIK G-2 Periodic report, 6 October 1945; 26 October;“日本人世话会”:是战后初期,保护和帮助在南朝鲜的日本人遣返日本而形成的民间自发组织。“世话”即“帮助”、“援助”、“照顾”、“保护”等多种意思,汉语无特别对等的词汇。)“在仁川,回国的劳动者约3千人向仁川府尹提出了强烈的救济要求”,“朝鲜人方面的‘被征用者援护会’认为,这个责任必须由日本政府来承担,并认为,在仁川居住的日本人也应该承担部分义务。从而也向仁川‘日本人世话会’提出了〔补偿〕要求”。在群山,1945年9月中旬,“近千名朝鲜人突然包围群山府厅,向井上府尹提出了举行面谈的要求。从群山前往日本服劳役的1803名劳务人员,述说在日本遭受的冷酷待遇,要求对死者每人赔偿2万日元,伤残者每人赔偿1.5万日元,回国者每人赔偿1万日元,然后每人按月每个月再赔偿3千日元。其要求赔偿的受害赔偿金总额达540万日元”。(注:森田芳夫著《朝鲜终战记录——美、苏两国军队的进驻与日本人的遣返》岩南堂书店,1964年,第309—312页。)
    上述南朝鲜民众要求补偿的运动,从本质上看,是在战后初期权力真空下,民众的主导权极度扩大时期爆发的劳动运动的一种形式。它反映了每一个朝鲜劳动者,要求日本及日本人对殖民统治下的自己劳动进行补偿,要求保障生活权力的愿望。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上述南朝鲜民众要求补偿的运动,却被看作是单纯的朝鲜人对日本殖民统治下所受之不公正待遇与歧视的反弹,未能引起足够重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战前或被日本强制移民,或迫于日本殖民统治者的迫害,在国外过流民生活的朝鲜人,纷纷从日本、“满洲(中国东北)”及亚洲其他各地回国。根据南朝鲜美军军政厅的统计,1945年10月到1947年12月,从国外返回南朝鲜的朝鲜人中,从日本回国者约为111万人,从“满洲”回国者为30万人,从中国其他各地回国者为7万人,从其他亚洲各地回国者为3万人。(注:朝鲜银行调查部编发《朝鲜经济年报》,1948年版,第111—119页。)要求日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朝鲜人所受的战争损害进行赔偿的运动,正是以这一部分朝鲜人为中心开始活跃起来的。
    例如,由“太平洋战争时期被征兵、征用,在太平洋各地区被强行驱使的同胞组成”的“太平洋同志会”;(注:《朝鲜日报》1948年1月27日。该会顾问有过渡政府商务部长吴祯洙、保健厚生部长李容卨、警务部长赵炳玉,但实际展开活动的是李壬成等被征用过的民众。)由“在太平洋战争中,以征兵、征用、志愿兵、学徒兵及以其他各种名目出动过程中死亡的人及8·15解放以后未归还者”遗属组成的“中日、太平洋战争遗族同仁会”;(注:[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汉城市临时人民委员会文化宣传部编《政党社会团体登录缀》,社团法人·韩国安保教育协会1989年影印本,第458页。该会委员长是金康铉、委员金圭璜、闵完植。)“为救出,在桦太等地陷入悲惨处境的5万名同胞”而组成的“桦太、千岛在留同胞救出委员会”(注:《京乡新闻》1947年11月8日。该会顾问有吴世昌,会长李克鲁,委员长金甲山。)等,展开了各种各样的要求补偿的运动及资料的收集、调查,遗骨引渡、在留同胞救出等工作。
 在这时期南朝鲜方面的赔偿要求动向中,值得关注的是南朝鲜经济界的动向。1946年5月,在鲍利(E. Pauley)访问南朝鲜之际,南朝鲜商工会议所向鲍利提出了“有关对日索赔要求的请愿书”。在该“请愿书”中,南朝鲜经济界第一次把“对日索赔要求”与朝鲜的经济复兴问题结合起来,称:由于日本的殖民统治,“朝鲜的产业与经济界陷于混乱与麻痹状态”,“朝鲜经济的重建,如果缺少对那些被搜刮之财富的返还与对遭受破坏之经济的某种补偿或赔偿,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实现”。(注:大韩商工会议所编《大韩商工会议所三年史》大韩商工会议所,1949年版,第68—75页。)
    南朝鲜各民众团体自发地要求日本赔偿的运动,积极配合美国军政厅战争受害调查的行为,组织战争受害者团体向韩国国会提出请愿,要求对战争受害进行补偿的活动等,是南朝鲜民众在摆脱日本殖民统治过程中提出的合理的民主主义的要求。但是,在东西冷战激化、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发生转变等形势下,“反共”成为美国占领当局优先考虑的对象,南朝鲜民众的上述民主主义要求却遭到了种种压制。要求日本进行补偿、赔偿的运动很快陷入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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