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对影响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和说服力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抗日战争的性质与研究角度、地位、领导者、中流砥柱、主战场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应该更新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陈旧观念、话语系统和那些不确切的数字，从长期以来沿用的国共斗争的模式中跳出来，站在全民族的角度研究和撰写抗日战争史，全面客观地反映各个阶级、阶层、政党、派别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以便使我们撰写的抗日战争史能够为各方面更多的人所接受。

【摘 要 题】抗日战争史研究

【关 键 词】抗日战争史研究/重大问题/公正评价

【正 文】
    　　　　十一、关于抗日战争史的话语系统

    长期以来，我们的抗日战争史著作都沿用了过去的很多提法，但细细推敲起来这些提法是不科学的。
    其一，沿用了日本的一些提法。例如“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以及“天皇”等等。有的学者已经指出，将日本的侵略行为称为“事变”，是来源于日本。按照昭和十一年(1936年)出版的《广辞林》(金泽庄三郎编纂、三省堂出版)的解释，“事变”的含义有二；(一)不测的非常的变故、事件。(二)不得不出动警察进行镇压的意外骚动和暴乱。日本将它对中国的侵略行动称为“事变”，其中隐讳着二层祸心：一是将日本的侵略战争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含糊地称为“纷争”、“事变”，以“不适用战争法规”为由，抵赖侵略罪名，妄图逃避国际战争法的制裁；二是将日本发起对我国的侵略的原因，归罪于中国人民不承认日本的“领导地位”，“拒绝与日本合作”。言下之意，即中国人民不愿俯首称臣，所以日本“为惩罪中国人民而作战”。显而易见，“事变”一词高度概括了日本侵略者的强盗逻辑，充满着对中国人民的侮辱，有损我中华民族的尊严。但是，中国却一直沿用了这种抹杀日本侵略本质、侮辱中国人民的提法[15]。至于“天皇”，本来是日本对他们的皇帝的尊称，中国使用这种称呼就很不应该了。特别是裕仁“天皇”是发动侵华战争的最大的罪魁祸首，本来应该对他进行审判并处以极刑，我们却一直在尊称他为“天皇”，就更不应该了，应该改为“日皇裕仁”或别的什么。
    其二，沿用了国共斗争时期的很多用语，例如“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军”、“国民党军队”等等。“统治”一词的本身虽然没有褒贬，但从习惯的用法来说，却是贬义的。因此，“国民党统治区”的称呼，实质上就是贬义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始终是坚持了抗战的，而且是当时领导中国抗战的最大的政党。当时因为中国共产党和它存在斗争，使用这种称呼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国共两党都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特别是现在正在努力改善国共关系和两岸关系的今天，仍然沿用这种含有贬义的称呼，就不应该了。因此，不如把“国民党统治区”改为“国民党区域”、“国民党地区”或“国民党控制区”，更为客观和恰当。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是使用“国民党区域”的称呼的。例如他在1945年论及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地区的区别时说：“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16] (p. 1048)连毛泽东都称为“国民党区域”，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改为“国民党统治区”呢？
    至于“国民党军”、“国民党军队”等提法，胡乔木早就提出应该加以改变。他说：“我们说惯了国民党军队，但是，这些军队历来不是国民党直接指挥的。所以，正确的名称应该是国民党政府军。”[1] (p. 259)按照胡乔木的意见改为国民党政府军也可以，但我认为还是叫它的正式名称国民革命军更好，最好不要再笼统地称为“国民党军”、“国民党军队”。
    在今年7月7日于北京大学召开的纪念抗战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我在谈了上述意见之后，徐勇在总结中提出，抗日战争史研究应该更新过去的话语系统。我认为他讲得比我更明确。为了使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更加客观和科学，对于那些来源于日本或受日本影响的、来源于国共两党斗争时期的称呼和提法，应该加以清理，凡是不客观、不科学的都应该尽快地改过来。

    　　　　十二、关于抗日战争中的统计数字

    关于抗日战争史中的很多统计数字，说法也很不一致。有的虽然说法比较一致，但有很多重要史实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或者还没有提供出令国内外信服的详细统计数据。这里仅仅列举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日军在中国的掠夺和暴行的数字。其中争论最大的，莫过于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了。现在我们都说日军在南京屠杀了30多万人，但日本一些人就一直在狡辩没有杀那么多。到底日军在南京屠杀了多少人？应该尽快地拿出详细的统计数字与无可辩驳的证据。
    第二，关于中国经济损失和人口伤亡的数字。1991年国务院发表的《中国人权状况》一文指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1937—1945年)，中国有930余座城市被占领，直接经济损失达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过5000亿美元”，“2100余万人被打死打伤，1000余万人被残害致死。”[17] 1995年5月，江泽民在莫斯科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向全世界宣布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中国死伤3500万人。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数字就有这么大的变化，不知确凿的根据是什么，应该进一步地研究清楚。由国家或领导人宣布的重大数字，不应该轻易地改动，要改动就必须拿出确凿的根据和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则就会令外国人不相信。
    第三，关于歼敌人数及自身伤亡数字。在战争中，各方一般都会夸大歼敌的人数，缩小自己伤亡的人数。特别是歼敌数字，是很难精确统计的。但相差太大，就很难令人相信。现在很多战役战斗的伤亡数字，大陆、台湾、日本的统计数字就相差太大。例如平型关战斗，原来一直说歼灭日军坂垣师团精锐部队3000多人，后来改为歼灭日军坂垣师团二十一旅团辎重部队及后卫队1000多人。而国民党写的战史，根据当时的战报或密报，说只歼灭日军一个大队或一二百人。有的学者经过考证，认为实际上歼灭日军四五百人[18]。这次战斗到底歼灭了多少日军，还值得进一步研究。又例如现在广泛引用的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及东北抗日联军分别歼灭的日军的数字，即正面战场歼敌859626人，敌后战场527422人，东北抗日联军17.2万余人，也值得进一步研究。一是把日军在东北被歼灭的人数全说成是东北抗日联军歼灭的，这就不准确，因为这是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整个东北被歼灭的数字，其中包括原东北军、义勇军等歼灭的人数。如果说成全是被东北抗日联军歼灭的，那原东北军、义勇军等歼灭的日军到哪里去了呢？二是正面战场进行了那么多大战只歼灭日军859626人，而敌后战场却歼灭日军527422人，是不是准确，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十三、关于抗战人物的评价

    与抗日战争的性质、地位以及领导者相联系的，还有人物的评价问题。即对于那些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物，是主要以他们对抗日战争的贡献为标准？还是主要以他们别的时期的行为？例如解放战争时期是否以参加内战等为标准，来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呢？例如公认的国民革命军十大抗日名将张自忠、李宗仁、杜聿明、孙立人、薛岳、卫立煌、傅作义、戴安澜、张灵甫、王耀武，除了张自忠、戴安澜因壮烈牺牲，傅作义因起义得到肯定外，很多人后来成了“战犯”，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抗战中的英勇事迹。特别是张灵甫，因为《红日》《南征北战》的小说和电影，成为众所周知的反面人物，更没有人知道他还是抗日名将。对于无数的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民革命军基层官兵，就更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事迹了。我认为，让他们最后落得这种结局，是不公正的。前已说过，抗日战争既然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反侵略战争，其地位应该比国内的任何一场内战都更为重要。因此，对于那些抗战人物的评价，应该主要根据他们在抗战中的表现，而不应该主要以他们在别的时期的表现为标准。凡是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不管他们在其他时期做了什么，都应该得到肯定和赞扬，使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事迹彪炳史册，激励后人。
    即使对于蒋介石，也应该做出公正的评价。蒋介石在分裂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曾大批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多次组织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围剿”；在解放战争时期，曾发动大规模内战，组织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是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势不两立的敌人。但是，他也是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北伐战争的领导者，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他也是中国抗战的领袖，领导了全国的抗战，特别是领导了国民党、国民政府和正面战场的抗战。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战胜利以后，很多人都是把他作为民族英雄看待的。因此，不管他在其他时期犯下什么罪行，对于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功绩，应该客观地加以评价和肯定。
    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抗战人物应该功过分明，即功是功，过是过，既不能以功掩过，更不能以过掩功。这不仅会使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更加客观和科学，对于团结各方面的人士，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