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第四代：土地革命战争中期至全国革命胜利时的留学状况
姓名 出国归国时间 国别 入党时间 出国学习状况
王炳南 1931～1936 德国1926 柏林大学
乔冠华 1933～1935 日本1939 东京帝国大学
1935～1937 德国 图宾根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
陈康白 1932～1937 德国 1938 留德博士，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院长
江隆基 1931～1936 德国 柏林大学经济系学习，延安大学副校长
余光生 1928～1939 美国 1932 美国密执安大学学习，张闻天的秘书兼管华桥事务
陈 云 1935～1937 苏联 1925 列宁学校特别班学习、驻共产国际代表
许光达 1932～1937 苏联 1925 共产国际列宁学院、列宁学校
姓名 出国归国时间 国别 入党时间 出国学习状况
刘亚楼 1939～1946 苏联 1929 优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曾 山 1935～1937 苏联 1926 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
林默涵 1935～1936 日本 1938 Western Reserve大学研究院获社会科学硕士学位、在日本自修
康 生 1933～1937 苏联 1925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并在列宁学院学习
熊向晖 1947～1949 美国 1936 密西根大学
总之，20世纪前半期中国共产党人留学生群体是中国共产党人总体之重要一部分，是中国留学生之重要一部分，这一部分人数估计有1500人以上。
二、中国共产党人留学群体特点之研究
从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人留学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世界各种文化的激荡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之信仰，在外艰苦生活和在俄受到严格的党性锻炼，成为具有高度觉悟的共产主义战士。
中国共产党人的留学生群体大多是在国外留学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当时的中国，危机四伏，任人宰割，强烈的忧患意识使他们走上通过革命来改造与拯救中国的道路。在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条件下，他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瞿秋白在俄考察的两年，通过亲身经历和深刻思考，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加入了共产党，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的方向，“共产主义之人间化”，这“伟大而且艰巨的工程”，已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而且具有实行的把握。瞿秋白在旅俄的短短二年里，完成了其个性的基本定型——一位初步具有革命家、理论家的气质修养和学识。他的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正是此时奠定的。蔡和森到法国后，“搜集许多资料，猛看猛译”，“对各种社会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③ 从而选择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周恩来、赵世炎、李富春、邓小平等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在苏留学的留学生中，不少人受到了严格的党性锻炼。刘少奇是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的，他在东方大学时间不长，学了八个月就被派回国内，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刘少奇讲道，学了八个月，“也算取了经，取到的经不多就是了。当时我们学得不多，倒是我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开始确定了。懂得组织上的一些东西，讲纪律，分配工作不讲价钱、互相批评、一切报从党，这些东西我脑子里种得很深。”④ 任弼时和刘少奇一样，对党的建设思想研究很深，有许多独到的贡献，特别是对党性修养的问题。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时，研究任弼时的作者指出，任弼时之所以对党性问题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他早年在苏联的经历有关。他们这一批人在苏联学习了两种东西，一是受到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一是受到严格的党性训练。从旅莫支部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到：连吃饭时所拿面包的大小、果酱的多少这样的小事，都要在党组织会议上升到党性的高度去检查。在当年很多留学生填写的表格和思想汇报中，都说要去掉过去那种个人浪漫主义的东西，“把自己的整个身子交给本阶级”。这些研究者指出：正是这种严格的党性训练培养出一代共产党的领导人，才能经受住后来残酷国内战争包括党内斗争的严峻考验，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⑤
第二，经过系统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军事理论学习，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历经实践锻炼，不少留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翻译家、宣传家、教育家、军事家。
十月革命后，留学出身的知识分子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力。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李汉俊、蔡和森、周恩来、杨匏安、陈望道等是中国共产党人留学生群体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宣传家。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比较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他对唯物史观的宣传在中国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第一块基石。瞿秋白的贡献在于第一个向中国思想界和中国共产党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第二块基石。李达不但是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骨干，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他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宣传、教育工作，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宣传和研究，直接影响了毛泽东，成为毛泽东提出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思想理论来源。陈望道是马克思主义的翻译家，他是中国第一部《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1920年8月出版，使中国人得以看到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纲领性文件的全貌。毛泽东等国内知识分子早期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从这几本书开始的。张如心、吴亮平、陈伯达、艾思奇等人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主要成员，在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理论教育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郭沫若、翦伯赞是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开启了以马克思主义方法在中国治史的先河。叶剑英、刘伯承、刘亚楼、左权、郭化若等成为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军事家。
中国共产党人的留学群体不但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其中多数人还注意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一些人较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提出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差别的观点。蔡和森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政策的观点。任弼时提出共产党人“不应做一个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的观点，1925年，刚从苏联莫斯科大学结束了三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学习的任弼时，一回到国内，就提出要“注意分析中国社会，按客观事实而运用经验与理论”的命题。⑥ 他指出，有许多同志满足于做一个“模仿主义者”。他们往往会说，某个国家那样做，我们不妨照例去做；或者说，马克思和列宁教导的，不会错，照做就可以了；在和党外人士辩论时，别人说到中国的情况，就无辞可答。这些都是只顾原则，不管实际的表现。任弼时指出：“必须按中国实际情形去解释我们的理论”，⑦ 认为这才是有力量的表现。这一思想成为任弼时后来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思想基础。长期以来，由于王明教条主义问题，在一般人的观念中，谈到中国共产党内的留学生，都有一种认识误区，似乎留学生，特别是留苏学生，都是教条主义者，其实，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一般而言，不论是国民党人的留学生，还是做社会科学研究的留学生，都不能简单扣上教条主义的帽子，孙中山这个国民党内地位最高的留学生，把西方政治理论中国化，提出了有自己特色的“三民主义”理论。在社会科学的学者中，社会学家孙本文把国外学到的社会学理论中国化，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代表。教育学家陶行知把西方教育学中国化，成为教育学“本土化”的杰出代表。在世界各种文化的传播中，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潮流在20世纪20～30年代以后，逐渐出现融合化的趋势，正如著名学者戴逸所言，“20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西非中、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⑧ 其中，具有贯通中西的留学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在留学的经历中，留学生以其对外部世界的洞察和了解，形成了具有广阔视野的世界眼光。
在中国共产党内，长期以来，党的主要领导人，对革命的历史潮流有深刻的认识，对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有较为透辙的分析，表现出在革命问题上的博大宽阔的世界眼光。这一眼光的由来，一些来自于列宁、斯大林对世界革命形势的理论，另一些来自中国政治家自身的实践，一些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在诸多国家矛盾中纵横捭阖的政治智慧。但对科学技术潮流的认识和洞察，却不能说是那么敏锐。中国是一个现代科学技术极不发达的国家，几千年来以手工业为主的经济条件使人们很难领悟到科学技术的伟大力量。对此的认识，仅仅通过马恩著作的认识是不行的。而中国革命的实践又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实践。这样的实践经验，在观察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上是有局限性的。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经历看，曾经留过学和有长期出国经历的领导者，相对来说，对世界科学技术潮流的认识上较有远见。建国初期，在建设新中国所采取战略的选择上，周恩来较早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构想，他对科学技术有独到的认识，他以惊人的观察力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⑨ 他指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为此他提出要依靠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周恩来这一远见卓识的战略眼光，是一种世界眼光的表现。在当初，周恩来谈到这个问题，并未在高层达成共识，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领导人的经历、见识、经验不同造成的。周恩来为什么能提出这一问题，这与周恩来出国经历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他早年留学日本、法国，去过英国、德国、苏联，这些经历使他身上具备了一些其他领导人不具备的素质，英国学者《周恩来传》的作者迪克·威尔逊写到，“他是政治局中首先提出这一论点的人”。⑩ 应当说，首先提出是最富创意的，而这种创意的来源是什么，这是我们应当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迪克·威尔逊分析了周恩来思想和经历的相互关系。他指出：“周恩来一直对外部世界怀有强烈的好奇心，这一点与毛泽东或他那些共产党同僚们比较起来显得更为突出。卢西恩·派伊教授曾经评论说：‘他在国外呆的时间比他那些政治局同僚们在国外呆的时间的总和还要多’。”(11) 迪克·威尔逊在分析中国领导人对外开放的思想时指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程度与那些人(指同僚们)比起来更是不可同日而语。”(12) 外国学者这一研究视角有他的可取之处。邓小平是具有世界政治眼光和科学技术眼光的领导人。他的科学技术的世界眼光与他出国留学与出国访问关系密切。“文化大革命”中，他以自己少年出国时的广阔见识批判目光狭隘、闭关锁国的“四人帮”，当“四人帮”以风庆轮事件攻击周恩来、邓小平引进外国技术的正确观点时，邓小平说，他出国时就乘坐法国五万吨邮轮，其意是指不能自我封闭、自我欣赏，自我吹捧。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多次出访日本、美国和欧洲国家，20世纪第四次新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有长足的发展，在亲身感受的基础上，邓小平对世界科学技术潮流作了充分的揭示，他指出，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从对世界发展经验的分析中，他得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留学经历的重要性也体现在留法学生李富春身上。还在抗日战争战火纷飞的年代，在中共稍有可以歇息的抗日根据地时，1938年3月，李富春向中央建议成立自然科学研究院。中央书记处会议经过研究后，“原则决定开办”，(13) 1939年5月，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成立，一年后，改为自然科学院，李富春兼任院长。这是一所被称为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这所学校为党培育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当时人们都说，李富春在延安播下了“科技战线的火种”，“是我党有战略眼光的领导者”。(14) 李富春在建国后长期负责国家的经济工作，提出过不少重要的正确的建议。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一条是与留学有关的。李富春的传记作者在传记中讲到了这一问题。作者指出：“李富春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开过火车，当过司机。青年时代在西方现代化工业社会的这段生活经历，使他对现代工业的了解比许多人要深刻得多。”(15) 这一段评论是十分中肯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具有知识结构新、视野开阔、开放意识强特点的共产党人留学生群体对国内共产党人群体发生着积极的重要的影响，它有效地克服了由于中国革命历史条件引起的人们认识视野局限性问题。
第四，在部分留学生中，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又由于在共产国际中，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大环境的影响，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上高度集权体制的作用下，部分留学生成为中国20～30年代教条主义的代表。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普遍主义因素，它在中国的传播不能简单看作是一种中外文化的碰撞。但在文化传播的意义上，有着一定的共同点。中国共产党人从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到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有一个“文化本土化”的过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初期，不论是有留学经历的共产党人，还是没有留学经历的共产党人，都存在一个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到学会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正是文化传播特点所在。但是，这一传播过程又有各自特点。从中国革命的过程来看，中国革命受苏联影响很大。这种影响除了正确的积极的影响之外，还受到一定消极影响，这两种影响混合在一体之中。消极影响主要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在理论上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一个是在体制上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关系的高度集权性。这两个因素交互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内教条主义的国际因素。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王明路线难以克服的原因有一个是国际原因。由于共产国际是一个高度集中的组织，它对各国共产党拥有很大的权威，可以直接插手任命各国党的领导人，批准各支部的纲领政策，它的文件就是最高指示，各支部不得违背和修改。它还对各国党严加监督，稍有越轨，轻者通报批评，重者对领导人撤职查办。共产国际的核心是苏联共产党，虽然它也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其实质上主宰着共产国际，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苏联又是列宁的故乡，是第一个掌握政权的共产党，它有经济和军事实力，可以直接为各国党提供物质援助。因此，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中占有特殊地位，拥有最大的发言权，苏联政策的任何变化，苏联党内斗争的情况，斯大林的任何观点，都可直接影响到中国及其他国家政策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又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种国际间的上下级关系，使中国共产党独立制定政策的权力受到限制，这些成为中国出现教条主义的重要背景。而此时，中国共产党又很年轻，处在幼年时期。从国外回国的一些留学生缺乏实际斗争经验，有些留学生则对“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识反应很慢，如王明等。这些人又受苏联党内斗争的影响。正如刘少奇所指出：“四中全会上王明领导的党内斗争搞了许多非法活动，学了莫斯科米夫与支部局斗争的最坏的东西”。(16)
在中国共产党史上，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应该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它不但具有政治的意义，而且具有文化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中国传播成熟和融合理性自觉的表现。这一点对中国共产党人留学生群体教育是至深的。李富春曾深有感触地说：“我这个人在思想上真正取得‘国籍’，还是在毛泽东同志帮助下”。(17) 以深谙中国国情和熟悉中国文化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国内共产党人群体以其之长对党内留学生群体中存在的不谙国情、厚洋薄中弱点的教育与批评，体现了党内不同文化意义上群体之间的有益互动，促使共产党这一复合文化体在新的向度和新的基础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22页。
②杨青：《何叔衡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1页。
③《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0页。
④《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510页。
⑤冷溶：《任弼时研究的新进展》，《党的文献》，2004年第3期，第37页。
⑥⑦《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3页。
⑧戴逸：《二十世纪中华学案》综合卷，第1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3页。
⑨《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1页。
⑩(11)(12)[英]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封长虹译，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200、298、317页。
(13)(14)(15)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60、262、381页。
(16)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98页。
(17)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