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民变的特点

学者对民变特点的理解有相通之处，但是由于考察角度的差别，关注对象的不同，对特点的归纳也就不尽一致。一般地说，多数学者都认识到了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的自发性、广泛性、分散性、非理性、频发性和目标不明确等特征，乡村民变也具有民变的基本特点。
吴雁南认为清末民变最突出的特点莫过于“某些自发的群众运动开始逐渐转变为自觉的民主运动，从总的历史阶段来说，它们都已纳入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但绝大部分群众斗争仍处于自发状态；劳动群众鲜明地把斗争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政府；会党在民变中起很突出的作用；武昌起义前后，民变的发展极为迅猛[5]。
李新等认为，辛亥革命前十年的群众斗争“缺乏明确的革命纲领，呈现出明显的自发性和分散性”[18](P.2)。乔志强认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农民革命斗争的特点主要有：一是活动地区非常普遍，发生次数甚为频繁；二是斗争影响极为广泛；三是反教会压迫斗争和抗捐税斗争逐步结合到一起；四是斗争向武装起义发展，锋芒直指清朝各级机构；五是明显的自发性和分散性[30]。胡宪立也持类似观点，并指出：社会基础广泛；斗争的重点地区集中在长江流域及南方各省；各种形式的斗争交错进行；斗争持续高涨，并逐渐走向高潮[31]。程指出，贫苦农民采用“抗捐抗税，均粮掠米、哄抢富户、攻打衙门”的斗争形式，“一般地说，每一次具体事件都缺乏明确的目标，而带有浓厚的自发性、情绪性和无责任性”[11](P.16)。刘平认为“清末农村‘民变’不能被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革命或是农民战争，而只是因事因地而起的群众自发性斗争，每次民变都是通过简单孤立的暴力反抗和自发斗争表现出来的，很容易受到清政府的镇压瓦解，‘旋起旋灭’”[12]。马自毅认为，乡村民变基本不具有明确的反政府性，有突发性，少预谋，发生率高但单个案件人数有限，涉及范围也较小，持续时间比较短[16]。
也有学者以新的视角进行了归纳，令人耳目一新。胡成认为，晚清民变“带有新旧对立和冲突的历史特征”[29]。马自毅进一步指出，“清末民变既是传统民变的延续，其原因、目的、形式、口号可在历代历朝的造反中找到先例；但近代社会转型以及西学东渐、欧风美雨的濡染，又引发形式各异的新民变”，“传统型民变渐次包含了新特征；新民变在一定程度上又染有旧色彩，在整体上呈现出社会转型期复杂多变、新旧杂糅的时代特征”[32]。殷俊玲对比了清末民变与以往不同历史时期民变的异同：第一，清末民变中民众反抗横征暴敛、苛捐杂税的斗争是不同历史时期民众斗争的一个共同之处；第二，清末民变所反映出的革新与守旧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则是它与历史时期其他民变的不同点；第三，清末新政引发的民变体现了民众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与对立[28]。殷俊玲还专门归纳分析了宣统元年反户口调查风潮的特征：第一，活动区域较为集中，遍及大江南北12个省区，以江苏、江西和两广为最，而江苏又最突出；第二，斗争的时间集中而短暂；第三，参加斗争的人员及影响较为广泛；第四，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15]。章征科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辛亥革命时期乡村民变的特点，即广泛性、低质性和过渡性[14]。

　　　　四　关于民变的意义

大多数学者对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的意义给予了肯定，也对民变对辛亥革命的作用表示认同。清末民变对西方侵略势力和腐朽的清政府都起到了沉重的打击作用，是推动旧民主主义革命高潮到来的一股巨大力量，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向前发展，是促成辛亥革命的进行和取得胜利的有利条件。
吴雁南评价了民变在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历史地位，指出，“工农群众既是革命的主力军，又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追随者，处于被领导者、同盟军的地位；以农民反抗斗争为主体的‘民变’，是重要的革命动力，而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5]。
法国学者马里亚尼·巴斯蒂·布律吉埃指出，这些民众运动继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民起义等农民暴动后继续破坏传统的农村社会，有力地打击了清政府，“政府被民变频起闹得惶惶不可终日”[33](PP.658-359)。总之，“清末民变已经不是历史的不自觉工具了，而成为民主革命的基石”[8](P.310)。“这些民变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互相影响，互相推动，在时间上、空间上并存，勾画了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一派乱世的景象和加速清王朝灭亡的催命符”[34]。
近年来学者在肯定乡村民变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注意到乡村民变的消极影响。刘平认为，从积极的方面理解，清末农村民变客观上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清政府，民变造成的声势对革命有利；从局限性方面理解，清末农村民变具有破坏性，会伤害到无辜群众的生命财产，政治倾向和斗争策略具有落后性，对传统的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影响微弱[12]。
有的学者专门探讨了乡村民变对清末新政的正负影响。周积明、谢丹认为晚清新政时期的农村骚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反清武装起义相互呼应，构成动摇清王朝政治统治的合力；另一方面则对社会造成破坏，形成社会稳定和现代化进程的强大阻力”[25]。杨齐福认为清末乡民毁学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既有乡民对苛捐重税的反抗，具有维护基本生存权的正义性；同时也有乡民对新政举措的不满，具有反现代化的守旧与落后性，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力支持并策应了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运动”[23]。辛泸江认为抗查户口民变的发生成为户口调查中的消极因素之一，“必然或多或少地影响到部分地区的调查工作”[24]。
此外，也有学者对清政府处理民变的办法略有论及。马自毅指出，“除少数武装抗税、波及面大的案件，清政府一般不动用军队，往往通过惩处贪官污吏，调整捐税征收方式、期限，或由地方官与当地士绅领袖出面调解等方式平息民愤，化解民变”[16]。
综上所述，关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问题的研究，学界取得了不少成果，主要有：在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一些学者做出了具有开创性的基本建设，将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状况以年表或档案的方式呈献给后学；从研究的视野看，近年学界表现出由政治史向社会史方面努力的迹象。一些学者着手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民变发生的深层原因，对民变的作用进行了冷静客观的审视，为民变研究开启了新的思路。
虽然学界对民变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从总体地上看，还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有待进一步发掘。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的史料散见于当时的档案、公牍、文集、各类报刊杂志和地方志中，资料庞杂零散，不易于全面地搜集、整理。又因为学者对民变判定标准的差别和个人能接触到材料质量数量的影响，根据各自的研究侧重点各取所需，史料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
其次，研究深度不够，亟待运用新理论新方法进行研究。从以往的研究成果看，学界缺乏对民变丰富内涵的明晰界定，多数学者沿袭传统的阶级斗争史学观念，从群众自发反帝反封建统治的角度进行理解，忽略时代内涵。虽然有的学者运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探讨民变问题，开始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有益尝试，但是研究仍多侧重经济史、政治史，对于社会生活、民众心态、文化教育等方面则用力不够，而从当时下层群众的生存状态、心理活动和反抗斗争状况等角度，去审视清末民主运动始终缺乏雄厚的群众载体的原因，会更清晰、全面地反观民主革命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以往的研究多以论代史的传统方法进行，研究方法有待改进。
再次，从研究区域看，存在不均衡问题，重全国而轻地区，重总体考察而轻具体分析。学者或从全国范围着眼研究，或对全国民变或几种民变形式进行宏观探讨，或仅就一省或某一地区或某一次事件或就某一类型的民变进行微观分析研究，更没有就一个省份的民变进行区域研究的成果。虽然在各种中国近代史、辛亥革命史的著作、论文中，对民变问题均有涉及，但论者一般只是阐述各自观点，没有形成交流对话的局面。
此外，对于晚清政府的“应变”举措的研究几乎还是一个空白，研究的空间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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