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史事考》指出：“学术发展到今天，我们的手中已经并不缺乏结论，相反的是，我们的思考却为各种各样互相对立抵牾的结论所累。其中一个大的原因，即为各自所据的‘史实’皆不可靠。因此，到了21世纪，我个人以为，在我们这一专业中，最重要的工作似为‘史实重建’。”接着，他又指出：“我不能肯定阅档室中的人数是否可以作为这一专业的方向风标，但可以肯定地说，阅档室人数的增加，一定是史实重建工作的加强。”（“自序”第1、2页）这两段话无疑都是对的，我在读《史事考》的过程中经常感到，我过去所获得的关于戊戌变法的知识往往或似是而非，或模糊不清。但另一方面，我对于茅教授反复提到的一个词——“史实”——的含义又有些疑惑，它只是指人的行为呢，还是也包括人的动机（本文中“动机”一词，既指行为的动力，也指行为的目的）？我想，茅教授这个词当同时涵盖两个方面。在《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研究》一文中，他开宗明义便表明：“我个人的学术企图是能够真正听到中下层的声音，其先决条件是要尽可能地把声音听全。个别人的说法可能会多种多样，但多听却可能让听者产生一个整体性的把握，并从中体会他们的内心，以识别他们在高调或低调背后的动机。”（第220页）

人心难测，比不得行为；如果史料真实而具体，那么，行为是可以确切“测量”的。而动机则不然，研究者不知道其研究对象的表白是否真诚；即使真诚，我也怀疑作为研究对象的行为人能否准确道出其在采取行动时的心理状态。反思一下我们自己就可知道，第一，对自己动机的述说或分析总是在行为之后，是回忆或推测而非实时的记录；第二，行为时的心绪总是变化不定的，而对于这种心绪的回忆却往往条理清楚。正因为人心难测，所以有的研究者采用了类似行为主义的办法，把内心世界当做一个“黑箱”，只研究输入和输出（即看得见的行为），不管黑箱里面发生了什么。不过这个办法在历史研究中恐怕不行。一般而言，在数学中，一加三等于二加二，在历史中，甲、乙两个因素作用的相加永远也不会等于“丙”的作用的两倍；在数学中，一加二等于二加一，在历史中，因果关系也永远不能颠倒。学术研究贵在创新，每一本书、每一篇文章都应该讲新话，讲自己的话，不能像工厂批量生产纸杯。这就需要有研究的深度，否则就只能在评价上做文章了；而深入开掘的办法之一就是体察人的内心世界。

我粗粗想了一下，体察动机对于考证行为至少有三个用处。首先，可以帮助研究者判断某项行为之有无。有研究者提出，荣禄曾于八月初四日由津回京，见过了慈禧太后。茅教授认为，此说不成立。这不但在时间上难以说得通，更重要的是，荣禄作为督抚大员，冒巨大风险微服私行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是为了向慈禧太后报告康党“围园劫后”之谋，那么，慈禧太后得报后必会马上采取行动，“当晚西苑应有大事发生，光绪帝不可能在初五日上午仍单独处理政务、单独召见袁世凯，而拿捕康有为及其党人的活动也应在初五日进行”。如果为了当面劝慈禧太后训政，又“不太像荣禄办事老练的性格”。如果仅为了“向慈禧太后表示忠诚，他完全可以用书信或其他方法”，而不必冒此风险（第117-118页）。总之，由于找不到实行这一行为的动机，所以这一行为本身很可能就没有实行。搞历史研究的人常讲一句话：说“有”容易说“无”难。只要有证据，我们就可以说某人做了某一行为，而说没有可就难了，我们永远不能说所有的行为都留下了证据，更不能说这些证据都被我们看到了，因此我们也就永远不能说既然我们没有看到证据，某事就没有发生过。通过对动机的分析，固然我们仍不能有把握地做出断言，但至少可以做一些有根据的猜测。我想，这类似于刑事侦察中根据某人是否有做案动机来判断他是否系嫌疑人，锁定怀疑对象当然不等于破案，但却有助于破案。

其次，体察动机可以帮助研究者确定行为的含义，以使我们理解行为。在前述的例子中，荣禄电令袁世凯返津、调动聂士成部的行为，随其动机的不同，既可以理解成是为了“防袁有变”，并调兵“以备举大事”，也可以理解为误信传闻；而究竟做何种理解，又会影响研究者对整个政变进程的认知。不过，历史是复杂的，动机也是复杂的，决定一个行为的通常不会是非此即彼的单纯动机。八月初二日，光绪帝有一道明发上谕，催促康有为赶快离京赴沪。茅教授分析了光绪帝通过此上谕所要达到的目的：“光绪帝在此谕旨中向慈禧太后表白处有三：其一是他不知道康有为还在北京……其二是强调他召见康有为只是一次……其三是严令康有为离开北京……以向慈禧太后表白今后不会再与康有为保持联系。”（第62-63页）光绪帝发布上谕是单独的一次行为，而形成它的动机（或目的）却是由三部分组成。我想，这些年来史学界发生的许多争论，原因可能并不在于对行为的看法不同，而是在于对动机的判断有异。最终能否消除围绕动机所产生的争论呢？我以为不大可能，动机藏在深处，研究者都是依据事情的表象在猜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所有研究者都应遵循的准则，但即使都遵循了也仍不会意见一致，只是能够创新，能够对话而已。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是争持不下也还是比不敢触及动机要好。学术研究就是要深，不深就难以出新。

最后，研究者可以利用动机将看似毫无关系的散乱行为连接起来。这个作用看上去不如前两个作用有价值，其实不然，因为学术研究的目的（更广地说，人们认知的目的）就是给纷繁的现象建立联系，理出头绪。《史事考》第149-153页摘引了政变后的八月下旬内务府奉宸苑有关工匠事务和外请工匠的部分记录：二十三日，在瀛台（光绪帝住在此地）四扇门安门栓、钉钌铞；二十四日，在瀛台赶修四座供下等人住的木板棚房，更换北海水闸的闸门；二十五日，将瀛台涵元殿的楼梯及瀛台所有建筑的门座全部“堵砌”，将南海北岸的部分土堤改为“墁砖甬路”；二十六日，四扇门外再搭建木板棚一座；二十七日，将淑清院（珍妃的寝宫）北门、瀛台前两楼梯堵砌，更换北海水闸闸板、清淤泥、安铁箅。这些看上去没有头绪的行为如果与当时慈禧太后软禁了光绪帝，要加强对他的监控的动机联系起来，顿时便有条有理了：建木板棚是为了供新增的监控人员使用，安门栓钌铞、堵楼梯门座是为了限制光绪帝与外界的联系通道，换闸板、清淤泥等是为了防人潜入，土堤上墁砖是为了方便巡逻。总之，要使光绪帝的一举一动尽在慈禧太后的掌握之中。第160页还引了一条奉宸苑十一月十九日的记录：奉旨，自即日起，每天都要派人将瀛台周边水面上的冰打掉。沿着以上的思路，此举自然还是要隔断光绪帝与外界的联系。写到这里，我联想到了那些只谈行为、不涉动机的论著，其同奉宸苑的记录颇有几分相似，与其说是学术研究，不如说是历史档案或是大事记。

　　　　四

如果说是“动机”（或者更宽泛地说是“思想”）决定了行为，那么，又是什么决定了行为者的思想呢？一种保险的办法是止步于此，就像只描述行为而不探究动机一样。在特定的学术目的下，在某些研究条件下，做这样的选择是明智的、合理的，一个研究者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甚至对于一个问题也难做到一劳永逸的彻底解决，“不钻牛角尖”应成为历史研究者的诫条。一些数学家、物理学家已经在惊呼“确定性正在丧失”，数学与自然科学尚且如此，何况历史研究？但事情总有两个方面，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去探索是什么东西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动机的问题，这同样是智者所不为的。
探寻决定或影响动机的因素大抵有以下诸种取径，其一是从利益（趋利避害）方面进行解释，唯物史观大体上均如此，尽管其内部还有种种差别。这样来分析历史问题当然有道理，人在多数时候都是理性的，他们在不停地感知环境，确认目标，选择手段，算计着、权衡着利弊得失。其二是从文化方面解释，中西文化，新旧文化，大传统、小传统，等等。这种方法基本上把人的思想意识看作一个整体，虽说也承认其中有种种矛盾；其弱点是不太好解释同处于一个文化传统之中的人们之间的差别，比如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其三是从人的性格、经历方面去解释，这种方法更多地强调了人的无意识（或潜意识）方面，有非理性的色彩，与第一种方法形成对比。在《史事考》中，这三种方法都有使用，根据情况或单独运用或综合运用。如第45页说：“就慈禧太后的性格及以往的处事方式而言，其一旦提出了对光绪帝皇位的警告，不会只言不做，而将会调整她与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关系……”

不过，我现在想着重强调的不是上述三种在历史研究领域中普遍存在的影响行为者动机的因素，而是在政治史研究中显得比较突出的一些特殊因素。这些特殊因素是我在阅读《史事考》的过程中感受到的，所以十分凌乱，没有系统的归纳。第一种或可称为“资历”或“资格”。在第211页茅教授写道：“到了这个时候，百日维新渐渐进入高潮。康有为及其党人的激进主义言论引起了许多官员的担心，康有为及其党人力图进入政治中心的努力也受到了京城高官的集体抵制。”这里谈到了两方面的斗争，即思想方面和权力方面（即利益方面），但我以为，对后一方面不应泛泛地理解为一般性的权力斗争，而应更确切地理解为部分“小臣”与所有“大臣”之间的权力斗争。正如书中多处提到的，康有为等“激进派”的方案是在清朝现有政治体制之外，建立由其控制的议政机构，并由此进入政治的核心。“康有为及其党人提出的议政机构的基本特点是，人员不受品秩的限制，设于宫中直接对皇帝负责，表面上为政治咨询机构，实际上将是政治决策机构。”（第43页）张元济被目为维新干将，他在七月下旬曾上奏，首先提出的就是设立议政局（第276-277页）。根据我的理解，他的议政局方案就是，由他们这样的维新“小臣”充局员，制定政策，然后“请旨施行”；施行者则是大臣（京城为各部院，外省为督抚）；若施行不力，轻则申斥，重则罢黜。也就是说，小臣决策（光绪帝成了他们的保护神和傀儡），大臣执行。激进派的这类主张不仅受到“大臣”们的抵制，还遭到“缓进派”小臣的反对，在《史事考》所提到的三个缓进派“代表”中，就有两个谈及“大臣”“小臣”的问题。“四川大挑教职万科进上书称：‘于中外三品以上大员……选用数人，置之帷幄枢密之地……’万科进的上书很长，看不出任何背景来，但他的建策对康有为一派很不利，康有为、张元济、李岳瑞等人不过是主事，谭嗣同等四章京也只是四品卿衔，‘三品以上’实际将他们开除在外。这也可能是当时人心目中‘德望可以服众’者的最低品级。大学堂提调、翰林院编修骆成骧上书中称：‘臣窃谓求人才于小臣之中，尤当先求人才于大臣之中……’这一段‘小臣’、‘大臣’之言论……明眼人一看即知是冲着康有为及其党人而去的……他的实际用意，似用‘新进’好称的‘议会’之术，选出‘新进’以外的‘大臣’来主持新政。”（第281-282页）在七月下旬开始再起的召张之洞入京的呼声中，“资望亦深”、“老成硕望”、“老成重望”之大臣，和“尚需阅历”、“德望又不足以服众”之新进小臣，几乎被每一件上书同时提及。这种大臣、小臣之争，我以为与政治的特点有很大关系。政治系统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等级森严的，所谓“科层制”，顾名思义便有上下级的意味在，上级支配下级，下级服从上级，若不是这样，其顺畅运行是难以想象的。在晚清的官场中，权力固然总是问题的核心，但资历和品秩却是权威及合法性的基础。康有为之类的小臣想挟天子以令诸侯，虽不能说一定不可行，但肯定会阻力重重。

在晚清政治格局中，特别是中枢权力结构中，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名分”。在第38页，茅教授对光绪帝同慈禧太后的权力关系讲了一段很精当的话：“在光绪帝面见慈禧太后时，须将重大政治决策和高级官员任免，先行请示慈禧太后；惟一的例外是罢免礼部六堂官和任命军机四章京，对此慈禧太后事后虽为不平，但无法推翻光绪帝的‘擅自’决定，只能在礼部新任六堂官的实授上表示其态度。在胡孚宸劾张荫桓案中，又可以看出，慈禧太后虽可控制光绪帝，但因体制问题，她还不能直接通过军机处向步军统领衙门下达懿旨。也就是说，光绪帝对慈禧太后负责，而整个国家机器须对光绪帝负责，尽管慈禧太后也不时通过各种方式干预国家机器的运作。”与“负责”相应的就是权力，慈禧太后对光绪帝有权力，但至少在形式上对整个国家机器却没有权力，这个形式上的权力在光绪帝手中，而其来源就是“名分”，或者用茅教授的话说就是“体制”（他在本书别的地方也用过“名分”一词）。八月初三日慈禧太后决定改由她而不再是光绪帝来审查军机四章京对司员士民上书“签拟”的意见，在猜想慈禧太后这样做的动机时，茅教授谈到了体制：“且司员士民上书中，什么样的意见都会出现，正如杨锐在私信中所称‘万不可行之事’，而一旦形成旨意，在帝国的政治结构中又是难以更改……于是，慈禧太后将此类‘签拟办法’接手过来。当然这是我对慈禧太后心态的主观推测。”（第81-82页）这个“名分”直到政变完成之后仍旧起到了某种作用。《史事考》写道：光绪帝“依旧做朱批，不过只是例行，不见实际内容。他也亲自参加皇朝的各种仪礼，接见召见和引见的官员。在慈禧太后的注目下，他空有皇帝的名号，而不再拥有相应的政治权力。”（第160页）我想，从权力的角度说，他的这个名号确是“空”的，但从“名分”的角度说又不是“空”的。后来，废立一事闹出那么大的“动静”，江南官绅那么强烈的反对（与这些官绅对清廷的“尽罢新法”只有微弱批评形成很大反差），“君臣之义已定”一语传播得那么广，似乎都说明了这一点。

在政治运作中有一种“矫枉过正”的规律性现象，这在戊戌政变中得到了清楚的表现。在百日维新中，绝大部分重要奏折（包括司员士民上书）要呈送慈禧太后，绝大部分的重要决策也须在事前经过她的同意，这些在《史事考》中做了坚实有力的证明。但问题是，政变后她为什么要搞180度的大反动？而且，这个反动是逐步加强的。“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其政策取向还不是完全倒行逆施，除了捉拿康氏兄弟、将宋伯鲁革职外，并无其他停止新政的谕旨。”而且在所发谕旨中有四道“似乎还给人以新政继续进行的印象”。初七日的谕旨“也还算是平和。”“八月初六日、初七日两天的政令表明，慈禧太后虽开始对光绪帝、康有为进行清算，但仍在权力层面，尚未进入政策层面。”“十一日，下旨恢复原被裁撤的詹事府等衙门，取消司员士民上书权，撤销时务官报，各州县小学堂由各地官员酌情办理。也就是说，慈禧太后此时不仅是权力上进行清算，而且在政策上进行了反攻。”（见第122-130页）这种现象似乎不是偶然的。有研究者指出，在1927年以后，国民党将大革命时期曾实行过的许多“左”的政策逐步抛弃，越来越“右”。毛泽东讲过，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刘少奇似乎也讲过，中共的政策就是“左”一下，“右”一下。在物理学中有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我觉得，在政治领域也有类似现象：要打击激进派就势必依靠保守派，从而就要施行保守的政策，这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是不能从最高决策者的思想中得到完全说明的。

政治领域中还有一种不能仅从思想角度去解释的现象，我无以名之，姑且称为“圈子”。“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句话为人们所熟知，但党派的形成并不完全以思想为基础。政治运作的机制，需要有决策、有执行，有首倡、有呼应，有核心、有外围；于是一个个“圈子”就形成了，其基础和源起有思想，有利益，有个人恩怨，甚至有偶然。“后党”、“帝党”、“康党”的形成恐怕都是如此。对张荫桓，慈禧太后必欲除之，但张有何激进思想？党派对其成员有时还能形成极大的约束力，康党流亡海外后，政治主张出现很大分歧（如康有为与梁启超），利益纠纷也不时发生，但“保皇党”的名目仍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成员要想挣脱束缚相当困难。俗话说：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在政治领域似乎也是如此。

近来常常见到“互动”一词，读完《史事考》后，我觉得戊戌变法完全就是一场政治的互动。慈禧太后、光绪帝、康有为、袁世凯这些戊戌舞台上的主角们带着自己的理性和对未来的算计投入其中，而博弈的结局却大大超出了他们理性的算计。我想这是互动的根本特性，即历史变化超过了人们的“计算”能力，尽管他们总是在争取掌握未来。一个英国历史学家说过，历史研究就是史学家与史料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对话也是互动，是古人与今人的互动，因此一个有创见的历史学家在研究之始恐怕也无法预知最后能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在《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文的最后，茅教授写道：“三年多前，当我决心对戊戌政变作一考察时，以为我的报告大约一两万字就可以结束，且很有可能一无所获；而今完成如此烦琐考证的长文，依例必须做一结论时，却又发现，我虽在细部上多有新见，但在总体结论上，仍是一无所获。”（第161页）这当然是谦辞，但我相信有一点是真的：茅教授在开始研究时并不能准确预知他最终具体能收获到什么，“龙种”？“跳蚤”？关于史观与史料孰先孰后的争论已经几十年了，我想，研究的过程也许是，带着问题和一些或模糊或清晰的假设进入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在具体化的过程中，不断推翻或修改自己的想法和结论，最后，所得结果与最初的预想相比已是面目全非了。我这篇小文当然不能与茅教授的大作相提并论，但就我的感觉而言却有类似之处，我原来想说的话有许多没有说出来，而另外的许多新冒出来的话却被写在了纸上；而且有些话已远离了《史事考》的论题，会给人（包括我自己）以“过度诠释”之感。这可能是第三种互动，读者与研究论著的互动吧。但现在再想回到原来的“我”已不可能，只有请茅教授和读者批评指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