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题】文评与书评
【正 文】
最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茅海建教授的论文集《戊戌变法史事考》（以下简称《史事考》）。我对于戊戌变法史只略知皮毛，当然不能对书中的诸多学术观点妄加评论，但另一方面，我作为一个中国近现代史学术期刊的专职编辑，拜读之后，确也产生了不少联想——想到了近些年所看到的一些来稿和论著。故此文只能算是一篇读后感。
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的研究园地中，戊戌变法绝对说不上是处女地。远的不说，近五六十年来，先是作为“三大革命高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是作为近代化“四个阶梯”的一级，被众多专家反复耕耘，只是这几年似乎有些冷。我主观揣测，这种“冷”也许是因为实在找不到问题了，试想，研究者“无惑”，又焉能热得起来？于是，人们就经常能看到一些边边角角、偏而又偏的题目，读起来颇感“食”之无味（那些“小题大做”，从小题目中开发出大意义的文章除外）。但茅教授竟写成一本洋洋52万言之大著，而且在我看来，提出并解决了许多有深度的学术问题。由此我得到一个启发，就学术研究而言，拓荒固然是一条途径，但精耕熟地更可能高产。就是说，新题目容易做出新意，但也容易“浅”；而做老题目，虽说不易出新，可一旦做出来了，有时会很“深”，能揭示一般人不大容易看出来的东西。
《史事考》所提及的研究论著甚多，这一方面反映了研究成果之丰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茅教授严谨的学风。他说：“我一直认为，研究的递进，不过是踩着先进者的肩膀往上爬而已。”（第162页）这是实话，但“往上爬”三字也并非可以轻易做到。《史事考》在涉及前人研究时，不但介绍论点，而且列出论据，甚至分析其论证的“理路”，即是在什么样的范式或假设的基础上，根据什么样的逻辑得出的结论。看出论点、论据均非难事，而看出论证理路却并不容易，因为原作者往往并不明言（甚至其本人也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近年来史学界提倡学术规范，但相当一部分论著只是粗略地提到已有观点，连其论据尚未涉及，何论理路！在我看来，这个理路才真正是“先进者的肩膀”，如果连肩膀也没有看到，又怎么往上爬呢？走笔至此，我想说明一下，下文提到的戊戌变法研究，对于哪些是前人的贡献，哪些是茅教授的新贡献，在《史事考》中区分得十分清楚，而我为了行文的方便，尽归于茅教授名下，祈读者鉴谅。另外，《史事考》在做出判断时用词严谨，极有分寸，而我在转述时很可能未体会出茅教授的深意，将只有七分把握的猜测说成有十分把握的断言。所以如果想了解他的观点，还是要读《史事考》。
一
《史事考》对史料极为重视，而对档案的重视又远过于私家著述或野史。关于私家著述，史学界有所谓“所见、所闻、所传闻”的说法，“所见”指作者系当事人或目击者，“所闻”指同时代人的记载，“所传闻”当然就是后人做的了。史料价值随时间距离的拉长而趋低，但即使是当事人的说法也不一定靠得住，如有些宫闱秘史，作为外人的野史的作者，写出来绘声绘色，栩栩如生，他何以知之？因此对私家著述，纵使合情合理也不可遽信。《史事考》第51-56页考察的“荣禄调兵”一事可作范例。八月初一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并将之由按察使晋升为候补侍郎；初三日，康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并派谭嗣同去袁处商谈此事；同日，荣连发三电给总署，称英俄将开战，“英舰七艘泊于大沽”，并调动聂士成军，又电令袁马上回天津，“整备听调”。实际上，英俄将开战、英舰泊大沽全是假的。于是，康有为、梁启超、苏继祖、赵炳麟皆称，袁世凯的晋升引起了后党的警觉，荣禄遂造此谣，并准备以武力制袁。荣谎报军情、调兵、令袁回津事实俱在，时间、事理均合；康、梁等人即使不算当事人，至少也比一般的“时人”更了解内情；四人立场不同，分别记述，而皆称荣禄造谣。有了这些，后来的研究者接受康有为等人的说法自属顺理成章，但先是黄彰健，后是茅海建却不满足于此。《史事考》首先在时间上做文章，认为荣禄在得到袁晋升消息的同一天与其部属（聂士成等）达成攻守同盟，是相当困难的；而且，盛京将军依克唐阿、上海道蔡钧都有类似电报，即使荣能够控制其部属，从事理上讲也无力控制依、蔡二人；荣一边造谣，一边又要求总署以此谣言诘问英国公使，这在情理上不通；荣若造谣，便不会随即派员核明塘沽并无英国军舰；更何况当时此类流言甚多甚广而影响很大，在乡闲居的杨度就信以为真，连康有为本人也在其代拟的奏折中以之作为论据。故而结论便是：“荣禄只是得到了不正确的情报，报告了不正确的传闻，他并没有造谣。”
如果是研究观念史、思想史，野史恰可作为反映当时人们的所思所想、所欲所求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文学作品亦有其用。不仅如此，即便是做政治史研究，私家著述亦有其用，如可作为补充证据，也可作为推断历史真相的线索。特别是研究者可以将档案与各种野史结合起来，或相互印证，或依据档案，“纠正私家著述中没有根据的种种描写”（第137页）。梁启超曾说，光绪帝在八月初有过“引袁以自卫”（即凭藉袁世凯的兵力来对抗慈禧太后）的打算，《史事考》第45-51页考证了史实是否如此。首先，茅教授经考察后认为，慈禧太后很可能知道光绪帝晋升袁世凯一事，且政变刚发生，袁就被畀以重任和大权，这说明慈禧太后在此前已了解并信任袁；其次，袁的晋升只是品级的一般变化，算不上超擢；最后，光绪帝对康有为利用袁世凯“围园劫后”之谋并不知情。综合以上三点，再联系到光绪帝在召见袁世凯的前一天曾交给杨锐一道密诏，其中有“不致有拂圣意”（即不可违反慈禧太后之意）的话，显而易见，梁启超的说法不确。不过事情还没完，光绪帝虽无武力对抗慈禧太后之意，但其“引袁”却有自己控制武装力量之心。根据是，袁之晋升，品级变化虽小，而由此有了上奏权的意义却不小。且光绪帝在上谕中特别强调“所有应办事宜，著随时具奏”，意欲何为？《袁世凯日记》称，光绪帝在接见他时说，“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又意欲何为？考虑到袁世凯部本为荣禄所节制，两人私交也不错，于是在档案和野史的层层迷雾中，光绪帝“引袁”以便直接控制武装力量的意图便显露出来了。就此而言，梁启超的说法并非全属空穴来风。
茅教授在谈到康有为对于戊戌变法史的记述时说，其中“多有夸张自扬之处，须得处处小心”（第21页）。康有为对历史常有“改篡”，这已几乎尽人皆知；实际上对于其他私家著述亦须小心；再进一步说，对于档案也不能大意。问题不仅在于对档案文本本身的误读，还在于研究者通常需从文本出发做进一步的推理，可谓一步错，步步错。下面引四例以证此言不虚。第一例，有研究者在谈到宋伯鲁、徐致靖、王照请开懋勤殿的三件奏折时，将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的“随事递上，初二日发下”解为呈递给光绪帝，初二日由光绪帝发下；茅教授则解为呈递给慈禧太后，并由慈禧太后发下。这三件奏折十分重要，慈禧太后在八月初二日之前是否看到了它们当然也很重要（见第41-42页）。第二例，军机处有多种档册记录上谕，有研究者忽视了这一点，因《上谕档》八月初三日未记载某两道上谕（实际上载入了其他档册），便错误推断“初三日慈禧太后已取代光绪帝亲自发布上谕和裁决日常政务”（见第65页）。第三例，据内务府“黄记载”，慈禧太后八月初六日从西苑返回颐和园，这本为事先安排，后来并未实行，但有研究者将“黄记载”误作事后记录，遂将此误作已然发生的事实（见第119-120页）。第四例，《穿戴档》主要记录皇帝的穿戴并附带记其行止，如果没有换衣服，有些政务活动经常不记，有研究者忽略了这一点，乃由此推断从八月初八日至十一日，慈禧太后“就不让光绪帝和她一起‘在便殿办事’了”（见第128页）。以上四例中的研究者都是熟谙清官档案的专家，他们尚难免出错，何况我辈？这里需要补充一句，《史事考》对于档案的解读当然也可能有不确之处。
在《史事考》的“自序”中，茅教授对于查阅档案的人数逐渐减少颇为感慨：“从拥挤到冷清，我虽目睹了阅档室的变化，但经常找不出此中的答案。”（自序第1页）我想，这其中或许有急功近利、不愿坐冷板凳的因素，但问题肯定不限于此，否则，如若坐几个月档案馆的冷板凳就可以产生一篇有创见、有分量的研究报告，档案馆恐怕就不会是目前这个样子了。记得曾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这样的讲法：“让史料自己说话。”这句话恐怕有问题，如果史料自己就能自截了当地告诉研究者曾经发生过什么，那么“史才”、“史识”就没有了用武之地，学术研究的价值也要大打折扣了。实际上，档案是实时、实地形成的工作记录，并不是专为历史研究者准备好的现成答案，研究者需要从看上去毫无联系的散乱文献中寻觅出蛛丝马迹，进而依情理、事理和“道理”把它们勾连起来。“自己说话”的史料类似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可能有价值，也可能没有，而判断的标准就是有效的证据，尤其是合乎逻辑的证据链。《史事考》在考证1898年徐桐出奏“请调张之洞来京面询机宜”与清廷中枢调整人事结构的联系时（第186-195页）曾提到：“黄尚毅在《杨叔峤先生事略》中称，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致信杨锐，称……‘非得南皮（即张之洞）入政府不可’，杨锐遂与乔树楠‘说大学士徐桐，并代作疏荐张，得旨陛见’。”这显然是一条“史料自己说话”的好材料，但茅教授却认为不大可信：“证据有三……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如果此事由杨锐出头，必会密告张，而从张后来得到电旨后不知所措的行为来看，他没有得到预报。”在否定黄说的同时，《史事考》利用清宫档案和《翁同龢日记》、《张文襄公全集》等另起炉灶，展开了迂回曲折的论证。第一步是分析朝局，奕䜣病重，翁同龢权势太盛，清朝上层权力结构不和谐。第二步讲保守的徐桐不满并担忧这种局面。第三步讲徐在一个月后又上折请严谴张荫桓，“明言攻张仍暗中稍涉及翁”，以此阐明徐的前一折别有深意在，即“以张驱翁”。第四步讲慈禧太后考虑了三天才做出决定，以揭示“兹事体大”，不是一般的督抚来京陛见。第五步引翁同龢的话“盖慈览后，圣意如此”，表示光绪帝顺从慈禧太后之意。第六步，述清廷再三催促张之洞尽快启程。最后一步，一个多月后，翁已去，王文韶、裕禄入军机处，人事调整完毕，不再需要张之洞入京。《史事考》兜了一大圈，结论与黄尚毅的说法类似，而可靠性大大增加。茅教授曾说，有人认为考证不需要想像力，这是误解。我介绍上面的例子也是想说明，由于档案的“工作记录”之性质，其对于考证历史问题的价值往往藏在深处，要利用之，熟悉和技巧固不可少，而想像和推理的能力尤为必要。
《史事考》不仅发掘档案文本下面的“隐义”，而且发掘档案没有说出来的话。在第134-137页茅教授考察了政变后不久的两件朱谕，一为无头无尾、语多零乱的光绪帝“朱笔”，一为军机大臣据“朱笔”拟就的明发上谕。经过比较，后者提到的康有为等人的罪名绝大多数出于朱笔，惟一的例外是前者无而后者有“围园劫后”之说。茅教授的推论是，光绪帝并不认可此说。再举一例。茅教授在军机处档案中发现了两份伊藤博文觐见光绪帝的文字记录，同样的东西，为什么要另抄一份？他认为，很可能是呈送给慈禧太后的；而这又进一步证明慈禧太后初四日突然回西苑就是针对这次觐见，目的不在训政。
二
《史事考》对于时间特别重视，仔细想来这是有道理的。一是因为在戊戌年七月底八月初，政局动荡不定，几乎时时在变化；二是因为此书论证十分严谨，这就要求论证逻辑要严密，而时间天然的就有逻辑性，比如，一个人在一个时间只能出现在一个地方，而不能分身两地。在我看到的一些文章中，往往不大注意这种时间上的逻辑关系，对于文化史研究这或许尚可接受，但如此做政治事件史的研究则肯定要出问题。一个事件就是一个过程，发生在前的无疑要对发生在后的产生影响，前者因此就成了后者的原因或条件（这里是讲同一个过程），如果将前后次序颠倒了，读者难以索解事小，改变事情的性质或因果关系事就大了。若用发生在此时的史料来证明发生在彼时的事情，字面上虽可理解，但必会曲解历史过程。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不同的历史现象无论多么相似，总还是不同的，至于人的思想和意识更是时时在变。
在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以说明时间对于政治事件史研究的重要性。据康有为自己讲，八月初三日他接到光绪帝密诏后始决定发动“围园劫后”，那么，光绪帝与此计划是否有牵连？慈禧太后初三日突然决定次日回西苑与此计划是否有关？这两个问题一直聚讼纷纭。《史事考》先考察了光绪帝离开颐和园的时间，又考察了慈禧太后做出突然决定的时间，之后着手考察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起止时间（这是康党发动其计划的关键）。茅教授不但分析了相关人物如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及毕永年等的说法，还进而考察了袁的住处和康、梁等候谭从袁处回来的地点及两个地点间步行所需时间。做完这些，证据链就形成了：“梁启超与袁世凯记录的时间恰是完全相同，即谭嗣同造访时间为傍晚，离去时间为深夜。康有为的记录证实了谭嗣同回到金顶庙的时间，而毕永年的记录证实了谭、康、梁当晚的行踪。”（第91页）而结论是，慈禧太后的决定与谭访袁无关。关于光绪帝是否知道康党的计划，茅教授着重指出，“康谋”是在八月初三日做出的，而光绪帝在初二日以后再未与康党联络，这样，若讲光绪帝知情便会违反时间的前后顺序。我以为，茅教授这种考证方法类似于数学的反证法，举重若轻，值得提倡。
“围园劫后”是天大的事，足以促使慈禧太后回城发动政变，但既然她当时并不知道此计划，又为何突然决定次日（八月初四）回城呢？《史事考》（见第86-101页）同意一些研究先进的说法，是为了监视光绪帝初五日接见伊藤博文；但茅教授的着眼点是做出决定的确切时间，意在说明慈禧太后的决定虽反常而突然，却又不是十万火急。首先，他指出，慈禧太后撤帘后住在颐和园，没有特殊理由不回西苑。其次，慈禧太后回城是一个大工程，“此次随行的太监、差役总数为622人，用马538匹，用车22辆”，此外还要惊动众多的衙门，光绪帝也要准备“跪迎”，所以至少要提前数日做出计划安排。第三，由于以上两点，慈禧太后于初三决定次日回城就是反常而突然的，必有重大刺激才会有此反应；遍寻之后，杨崇伊奏折成为惟一可能的刺激源。第四，“还宫的决定似在晚上8点半至9点做出的”。第五，慈禧太后尽管打破惯例，前日晚决定次日早还宫，“但也说明慈禧太后感到并无燃眉之急。若真有关系其权力和命运的大事，她也会打破一切常规，当晚回西苑的。”为说明这一点，书中特意指出，慈禧太后在次日回城途中，两次休息，两次换船，三次换轿，还去万寿寺烧了香，所用车马凌晨3点已准备完毕，至下午3-5点才到西苑，“看起来她并不着急，显得一切都在她的掌握之中”。从这一段叙述我们可以看到，时间不仅能重建史实，确定因果，还能揭示人的内心世界，却又不是虚构的小说家言。
“当晚回西苑”五个字，“当晚”讲时间，“西苑”则讲空间；就像这里的“时间”一样，这里的“空间”也不仅仅指物理的空间，而且还蕴含着复杂的政治意义。在第81页茅教授写道：“所有的军机大臣进退都是经过慈禧太后的，他们拟旨时，一定会感到慈禧太后从远处射来的目光。”从有形的“实体”的角度看，慈禧太后不在场，而从无形的“意识”的角度看，她又“在场”；“在场”与否，不能只看物理方面，也要看心理方面。就是说，在《史事考》中，空间不只是用来计算距离的远近和行程所用时间，空间本身就有政治意义。近代史研究中经常要提到列强在华的势力范围，“范围”二字就有政治意义，现在社会史研究常讲“社会空间”（如所谓“祭祀圈”），我觉得或许可以借用过来，造一个新词：政治空间。
当然，物理的空间毕竟起着基础的作用，这在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关系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自光绪二十年起，慈禧太后常住颐和园，光绪帝常住宫中。两地相距15公里以上，单程需用时间，光绪帝是3小时，慈禧太后则为5小时以上。但据茅教授统计，在光绪二十四年，从正月到七月二十八日，两人同住或同处的日子占了2/3以上。他们贵为皇帝、太后，为什么要不辞劳顿，兴师动众地跑来跑去？因为“在重大事件上，光绪帝须请示，须得到慈禧太后的同意”（第33页）。就是说，尽管光绪帝为慈禧太后所控制，但他毕竟是皇帝，如果慈禧太后不在身边，“不在场”，他仍有可能独立做出重大决定；而一旦发生了这样的事，天子口含天宪，就不可挽回了。例如，“百日维新的重大决策及高级官吏的人事任免基本上是在光绪帝住园期间决定的，由此可以看到慈禧太后的身影”。惟一的例外是发生了罢免礼部六堂官和任用谭嗣同等四人为军机章京的七月十九、二十日，“而这两天发生的光绪帝无视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威自行做出的重大人事决定，也被一些研究者敏锐地认定是戊戌政变的导火索”（第35-36页）。实际上，慈禧太后准备何时回宫、何时回园，也是茅教授判断政变进程的重要依据。为什么说慈禧太后八月初三日晚决定回西苑是针对伊藤博文而非光绪帝呢？一是因为光绪帝将在城中接见伊藤，慈禧太后必须回城才能有效监控；二是因为光绪帝按计划要到初十日才会到颐和园去，而慈禧太后则准备初六日就回园，若是针对光绪帝，那么她是不会留出四五天来让光绪帝自作主张的。同理，当初五日慈禧太后决定在西苑要一直住到初十，然后与光绪帝同回颐和园时，就表明她“对光绪帝不再信任，要将光绪帝置于身边”了（第93、113页）。
由此可以看到，在《史事考》中，无论时间还是空间，在其物理的表面下都有活生生的人。相反，有些文章之所以写得干巴巴，毛病似乎就在于见事不见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衣食住行，尽可入史。在《史事考》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如书中多次提到“看戏”。看戏可以揭示政治内幕：第93-94页指出，慈禧太后在八月初四日离开颐和园前还不忘安排中秋节在园连唱三天大戏一事，可证明当时她并无训政的打算；第138-139页指出，她在八月十三日最终将中秋节听戏地点改在西苑，“慈禧太后再一次推迟回颐和园的时间，正是她感到了（训政之后）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她亲自来做”。看戏也可以揭示人的内心：第83页详述了八月初三日慈禧太后看戏的情况，从上午10点多一直看到晚上8点半，除了太监戏还外请戏班演了六出，以说明她从容不迫的心态；第161页则引用了十二月十一日的一道慈禧太后懿旨，称今后光绪帝即使是要几件乐器也需经过她的批准，茅教授没有解释此事说明了什么，联想到正在紧锣密鼓策划的废立之事，这道懿旨或许表明了她的刻毒吧。充分利用帝后的“生活档案”，不但可补政治档案之不足，亦可从更多的侧面来了解研究对象。与政治文献相比，使用生活记录或许更费周折，更麻烦一些，但似乎也更牢靠一些——慈禧太后安排在何时何地听戏，既无必要造假，理解起来一般也没有歧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