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代以来，西藏地方危机重重，如何维护西藏地方的稳定与统一，是孙中山必须深入思考的紧迫问题。民国建立后，针对岌岌可危的西藏形势，孙中山积极提倡民族平等与团结，倡导五族共和，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1924年，孙中山又倡导新三民主义，呼吁建立包括藏族在内的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并提出扶助弱小民族，允许民族自决，这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之策，之后也为南京国民政府所继承。同时，孙中山也拟定了在西藏地区修建铁路，开发农牧、矿产资源，进行移民垦荒的规划，以巩固国防，发展西藏地方经济。

【摘 要 题】近代人物

【关 键 词】孙中山/西藏/五族共和/三民主义/铁路

【正 文】
孙中山（1866-1925年）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一生致力于民主主义革命。早年立志救国，呼吁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但是，由于形势所迫，于1912年4月1日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上台后，阴谋复辟帝制，破坏共和。相继执政的北洋军阀，则争权混战，国家依旧内乱外侮、民不聊生。孙中山目睹现实，心怀忧愤，不断寻找救国的方法，晚年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提出新三民主义，全面阐述了他的革命主张和建国纲领。
在其一生的革命生涯中，面对严峻的边疆形势，孙中山也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始终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并积极筹划对策。早在1891年，他在《农功》中就指出：“俄国移民开垦西北，其志不小。我国与彼属毗连之地，亦亟宜造铁路，守以重兵，仿古人屯田之法。”（注：《孙中山全集》[C]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页。）针对我国西北边疆的形势，提出了相应对策。1894年，他又上书李鸿章呼吁政府，“治我军实，保我藩邦”，（注：《孙中山全集》[C]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页。）希望政府保疆卫土，维护国家统一。为了警示国人，1899年，孙中山又编写了反映当时我国疆域形势的《支那现势地图》，绘出疆界、铁路、山原等，在跋文中，叙述了舆图的重要性，并在文中建议修筑通往西藏的铁路，以巩固国防。中华民国建立后，面对岌岌可危的西藏形势，孙中山倡导五族共和，团结广大心向祖国的藏族同胞，对缓和西藏紧张的局势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列强的步步侵略，以及俄国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晚年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开始倡导新三民主义，呼吁建立包括藏族在内的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并提出扶助弱小民族，允许民族自决，这些主张也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之策。此外，孙中山也拟定了在西藏地区修建铁路，开发农牧、矿产资源，进行移民垦荒的规划，以巩固国防，发展西藏地方经济，建设西藏。这些政策主张，以后为南京国民政府所继承。
　　　　一、民国肇建，倡导五族共和，为稳定西藏筹谋
西藏在1904年抗英战争失败后，陷入了更危险的境地。英国的势力在西藏进一步扩大，值此之时，清朝的统治也岌岌可危，在风雨飘摇中，西藏地方更大的危机随之到来。英、俄、日等国也深知清朝危在旦夕，遂加紧了对我国西藏、蒙古等地区的侵略。1907年8月，英、俄签订《西藏协定》，沙俄承认英国在我国西藏地方的特殊利益，英国则默认沙俄在我国蒙古地方的特殊地位，以之作为交换，这就使得西藏、蒙古地方处境更为艰险，为中华民国时期西藏、蒙古地方的一系列危机埋下了祸根。英国则趁机加快了在西藏的侵略活动，并在拉萨培植了亲英势力集团，西藏地方少数分裂分子在英国的支持下加紧了分裂祖国的活动。清廷面对西藏的情势，于1909年6月，令川军3000人调发西藏，进驻拉萨。达赖则在英印当局的“保护”下到达印度，清廷再度革去达赖的名号，致使双方矛盾激化，为英国进一步插手西藏事务提供了借口。值此危难时刻，辛亥革命爆发，起义的烽火很快蔓延到西藏，驻藏川军先后“变乱”，清朝在西藏的统治崩溃，一时谣言纷传，人心惶恐，西藏局势顿趋紧张。英印当局则趁机策动西藏分裂分子搞西藏“独立”，近代以来西藏地方安全最艰险的局面，摆在了孙中山及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面前。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发布宣言：“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武昌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注：《孙中山全集》[C]，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页。）强调了民族平等和团结，明确指出中华民国是包括蒙古、西藏在内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实际上，也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所遵循的最基本原则，就是西藏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此时的西藏地方政局是纷乱杂呈，英印当局与西藏地方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借机发布“驱汉命令”，使得拉萨地方“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番言杀汉，汉言杀番，各怀疑惧”。（注：吴丰培辑：《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C]，第146页）从中也可以看出，藏人对汉人的不信任和猜惧心理。究其原因，主要是英国的暗中挑拨和唆使，直接影响了藏族对民主革命的看法，加之，驻藏川军趁乱为祸，使得西藏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很大损失，造成藏人恐慌，英人则趁机怂恿煽动西藏军民围攻驻藏川军，藏军“不分玉石，见汉即杀”，（注：吴丰培辑：《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C]，第80页。）“而汉商民居藏者被屠杀几尽，藏番势力遂东渐及康”。（注：吴丰培辑：《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C]，第139页。）西藏叛军欲借汉藏冲突来达到分裂的目的。

与此同时，外蒙古在沙俄的策动下，已宣布“独立”，并直接影响了内蒙古地区的稳定。蒙古、西藏地方形势岌岌可危。而蒙古、西藏地方由于宗教信仰相同，历史因素的关联，在政治上又互相影响，一方的变乱会影响到另一方的安定。因此，民国建立后，南京临时政府要稳定西藏局势，维护国家统一，就必须提倡各民族平等与团结，妥善解决西藏、蒙古问题，争取西藏、蒙古上层人士对民国政府的了解与认同，这对遏制西藏地方民族分裂活动，维护西藏地方的稳定具有重大的意义。孙中山为此在民国元年做了大量工作。
继在临时大总统就职演说中正式宣布“五族共和”后，1912年1月28日，孙中山在致贡桑诺尔布等蒙古各王公的电文中，又一次强调：“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自由。”（注：《孙中山全集》[C]，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8页。）宣传了民族平等，呼吁民族团结，邀请蒙古上层人士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共同建设国家，宣示了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1912年2月18日，孙中山又专门发布公告，号召各民族消融畛域，文称：“中华民国之建设，专为拥护亿兆国民之自由权利，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注：《孙中山全集》[C]，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5页。）在主政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内，孙中山也施行了一些具体措施。例如，批准成立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以及中华民族五族大同会，以化解民族矛盾，维护民族团结。同年3月又公布《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族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以国家宪法的形式，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表明了孙中山坚决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决心。《临时约法》又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参议员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选派五人，青海选派一人，其选派方法由各地方自定之。”（注：《孙中山全集》[C]，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0-221页。）授予藏族与汉族相同的参政、议政的权利，共同管理国家，参与政治事务，以昭示共和之真意。此外，南京临时政府就清帝辞退事宜，同意了清室代表袁世凯提出的若干条件，其中就有“待遇满、蒙、回、藏七条”等条例，包括有“与汉人平等”、“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的主张。表明了孙中山对待包括藏族在内各民族的基本政策，就是维护民族平等团结，这些措施的施行一定程度上融洽了民族关系。而清帝退位诏告中“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的宣示，承认了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增进了西藏上层人士对民国政府的了解与认同，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此时在英国的唆使和支持下，西藏问题有继续恶化的趋势，西藏地方分裂活动猖獗。外蒙古在沙俄的策动下，形势日益险恶。蒙、藏两地在政治上相互影响，谣言纷传，使得西藏局势进一步趋向严峻。因此，如何解决西藏问题及与此相关的蒙古问题已是民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值此边疆危难之时，孙中山为了维护国家政治稳定，于1912年4月1日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成立北京政府。袁世凯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发表宣言，提倡五族共和，各民族平等团结，并采取一些措施，包括派四川都督尹昌衡兵进西藏，成立蒙藏事务局等等。但是，西藏及外蒙形势未见缓解。1912年8月，袁世凯电邀孙中山进京共商国事，其中也包括讨论蒙藏问题。孙中山北上，于8月24日抵京后与袁世凯就蒙藏形势交换了意见。8月27日，孙中山在与袁世凯第三次谈话，讨论关于蒙、藏宣告“独立”、国势危急问题时，孙中山认为“以此次蒙、藏离叛，达赖活佛实为祸首。若能广收人心，施以恩泽，一面以外交立国，倘徒以兵力从事蒙、藏，人民愚昧无知，势必反激其外向，牵连外交，前途益危，而事愈棘手矣”。（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9页。也可参阅陈旭麓、郝盛潮编，王耿雄等编：《孙中山集外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页。）在与袁世凯第五次谈话中，孙中山认为“蒙古不欲取消独立者，西藏为之臂助也。如欲使蒙古取消独立，必先平西藏，以为取消库伦独立之预备。西藏平，则蒙古之气焰息矣。西藏之向背，关乎蒙古之独立与否，蒙古不独立，则边警息矣”。（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5页。也可参阅陈旭麓、郝盛潮主编，王耿雄等编：《孙中山集外集》[C]，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6页。此书认为这是孙中山与袁世凯的第八次谈话。）在与袁世凯第七次谈话中，袁氏问：“西藏独立，近有主张以兵力从事者，先生以为然否？”孙中山说：“余极力反对以兵力从事，一旦激起外响，牵动内地，关系至大。故余主张两事：一、速颁待遇西藏条例。二、加尹昌衡宣慰使衔，只身入藏，宣布政府德意，令其自行取消独立”。（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2页。《孙中山全集》[C]，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27-428页。）9月5日，在与袁世凯第十二次谈话中，孙中山又谈及：“自尹司令进藏迄今数旬，虽无失利，然伤人耗财，究属得不偿失。且达赖背叛之原因，大半受外人之运动所致。故收拾西藏，亦须由运动着手，施以种种政策，如诱以爵位，饵以重币等类。若徒恃征伐，不惟无济，且恐坚其外向之心。”（注：《孙中山全集）[C]，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52页。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5页。在外蒙危机日甚之时，1913年1月30日，孙中山在外地致电北京政府，谈及筹藏办法时，电文所称与此内容相同，可参阅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第514页。）

孙中山对解决西藏问题提出的政策，基本上为袁世凯所认同，对民国元年北京政府的西藏政策的制定、实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孙中山主张在维护国家统一的情况下，优礼、团结西藏上层人物，主动派人去西藏宣传政府共和主旨，沟通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事实上，1912年9月以后，北京政府也加强了宣传五族共和的力度，制定实施一些政策，多方设法表达对达赖的慰问，争取政治解决西藏问题。达赖本人也不希望看到西藏从祖国彻底分裂出去，在闻知北京政府颁布《待遇蒙古条例》，又于1912年9月正式颁令任命贡桑诺尔布为蒙藏事务局总裁后，达赖有所触动，立即致信贡桑诺尔布，表达内向的意愿，为政治解决西藏问题提供了契机。不久，北京政府又发布恢复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的命令，并派专员商办西藏事宜。这些措施使得西藏地方开始转变立场，并与中央直接接触，寻求问题的解决，西藏局势开始趋向缓和。

2、孙中山强调西藏问题主要为外国所策动，注重外交交涉解决问题。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在举国呼吁下，于1912年5月派四川都督尹昌衡为西征军总司令，令其率兵赴藏，滇军蔡锷部出兵配合；同时，也认识到西藏问题主要为英国一手挑起的，西藏问题的解决离不开英国的“配合”，袁世凯又令外交部接见英国驻华公使，交涉西藏事务，希望其不干涉中国内政。在同年9月，川滇军作好入藏部属后，袁世凯仍希望与英国“外交”交涉。但是，在英国压迫下，袁世凯出于个人目的，放弃西征，专志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失去了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时机，为以后英人设定的阴谋所左右。
3、孙中山认识到藏、蒙问题相互关联，一方的变乱会影响另一方问题的解决。在民国元年，西藏、外蒙的局势险恶异常，沙俄与外蒙签订《俄蒙协约》，妄图把外蒙彻底分割出去。孙中山意识到，必须对沙俄的侵略行为抗争到底，否则西藏必仿而效之，直接影响西藏问题的解决。所以，立即分别致电袁世凯、参议院，云：俄蒙之约万不承认，“当出以最强硬之抗议”。“若我坚持，定生死力争，必可转圜。倘稍有退让，新疆、藏、满必继去，本部亦难保全，望诸公协助政府否认《俄蒙协约》，坚持到底”。（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0-481页。）1912年12月3日，孙中山又发表全国通电呼吁政府及国民反抗俄国侵略。举国上下一时征俄征蒙言论沸腾，北京政府也宣布不承认《俄蒙协约》。
孙中山的这些主张，基本上符合西藏的客观形势，反映了他当时的政治态度。袁世凯主政的北京政府，也大体上赞同孙中山对西藏问题的主张，并采取了相应措施，争取政治解决西藏争端。至于没有取得积极良好的收效，除了英国的阴谋阻挠外，则很大部分是因为袁世凯个人的政治目的，以致于对内对外都不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将上述的政策贯彻到底。
此外，为了利于西藏问题的处理，孙中山又主张北京政府宜对有关蒙、藏新闻进行管制，因为蒙藏情形传闻甚多，“若以误传刊登报章，引为事实，使人心恐慌，外人将必乘此时机直来谋我”，“故文主张此后蒙、藏消息，责成各该处办事长官日报告政府一次，由政府再分送各报登载，既免误传，且得真相”。（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0页。）其目的是为政治解决西藏问题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避免民众情绪过激而影响问题的解决。

除了陈策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之外，孙中山还身体力行，抓住每一个机会，四处宣传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针对民国肇始，“惟蒙、藏尚不尽知共和真理”，（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47页。）对民国政府颇有疑惧的心理，孙中山认为解决之策在于宣扬民族平等团结，以昭示共和之真意。所以，孙中山利用北上的机会，于1912年9月，广泛与各界群众见面会谈，发表演讲，反复强调五族共和，呼吁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建国家。1912年9月1日，孙中山出席北京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欢迎会，发表演说：“凡我蒙、藏同胞，首即当知共和国家异于专制国家之要点。……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压制于一部者，今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非如前清之于蒙、藏部落视之。……惟以蒙、藏同胞目前未知此理，日受外人挑弄，乃发生种种之背谬之行为。吾辈丁此时艰，所当力为劝导，俾了解共和之真理。”（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0页。）9月7日在张家口各界欢迎会上，孙中山又着重强调了五族共和，“族无分乎汉、满、蒙、回、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1页。）孙中山抓住出席各种欢迎会的机会，积极宣传以民族平等团结为核心的五族共和说，其中也包含了对藏族同胞的殷切希望，希望藏族群众了解共和之真理，欢迎藏族领袖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消除疑惧心理，增进西藏人士对民国政府的了解与认同。

从当时的社会舆论来看，孙中山倡导的五族共和说己为政界、知识界普遍接受，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也大力宣传五族共和。从对藏实际效果来看，五族共和说首先为留京的西藏人士普遍欢迎。1913年国会议员选举后，西藏旅京同乡会呈文北京政府蒙藏事务局，表示：“己将大总统廑念西藏之德并五族共和之要旨，呈报达赖活佛及西藏同胞。……会员等亦应黾勉从公，竭力传播五族共和之大旨，解释从前西藏同胞之误会，同享五族共和之幸福”。（注：藏文白话报1913年诸号。）这有利于达赖等西藏上层人物认知五族共和之真意，为北京政府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作好了舆论准备。事实上，五族共和说在民国时期也为达赖等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1920年，达赖在与甘肃代表朱绣等人会面时，谈到：“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共和。”（注：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M]，1925年铅印本，第58页。）1930年，西藏地方政府在给南京国民政府信中指出：“西藏为我五族之一，唇齿相依，荣辱相与，断无离异之理。”（注：二史馆藏蒙藏委员会档案[Z]。）九世班禅大师在内地期间，也曾经常宣传五族共和，希望国内政局稳定，国家和平统一。这些都说明五族共和说在西藏地方政府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而南京国民政府在对藏人宣讲治藏政策时，也常常提及五族共和说，例如，1929年9月蒋介石派员赴藏宣慰，致函中提及“兹特派棍却仲尼赴藏慰问兴居，并开谕藏民咸知五族共和之真谛”。（注：《蒋介石为派贡觉仲尼赴藏宣慰事致噶伦擦绒函》，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C]，第6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第2484页。）可见，五族共和说在当时的作用和蕴涵的价值，孙中山对此是功不可没的。
可以肯定的是，孙中山积极提倡民族平等团结，倡导五族共和，这是我国历史上处理西藏问题的一次重大变革，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当时，这有力地团结了广大心向祖国的藏族同胞，缓和了西藏地方的紧张局势，对维护西藏地方稳定和统一产生了积极作用。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五族共和的提法有不足之处，但是依当时的边疆形势，除了五族共和，尚无其他更好的主张来团结藏族同胞。事实上，除了有正确的民族政策外，西藏问题的解决，最终应取决于国家的实力，以当时外侮内乱的现实，任何个人的力量都不可能根本解决西藏问题。民国时期，西藏局势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