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关于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的思想和活动，过去研究中有一些不够准确或不够公正之处，其中包括：李鸿章拒绝赴粤问题，李福谈判及撤军期限问题，李鸿章拒绝援闽问题，李鸿章阻止“定远”、“镇远”来华问题，李鸿章与乘胜即收问题。本文依据有关史料，对这几件事情的经过和内情进行了如实的描述，并试图对李鸿章思想和活动的真实一面做出客观评价。

【摘 要 题】近代人物

【关 键 词】李鸿章/中法战争/问题/分析

【正 文】
中法战争是近代一次重要的对外战争。李鸿章作为朝廷重臣，参与了战争的一些活动，对战争进程和结局有重要影响。探讨李鸿章的活动及其思想根源，对于李鸿章研究和中法战争史研究都是有意义的。过去受一些因素影响，史学界对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的思想和活动的研究仍有不够深入、不够准确之处，因而一些评价值得商榷。比如：李鸿章拒绝赴粤问题，李福谈判及撤军期限问题，李鸿章拒绝援闽问题，李鸿章阻止“定远”、“镇远”来华问题，李鸿章与乘胜即收问题。本文拟依据笔者接触到的有关史料，就这几个问题谈些看法，以求深化这方面的研究。

　　　　一、李鸿章拒绝赴粤问题

中法战争是法国殖民者侵略越南而引起的。中法关于越南的交涉从19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1882年11月，李鸿章奉命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在天津进行议和谈判，这是中法第一次正式的外交谈判。清政府和李鸿章主张做出一定让步，以便结束中法争端。因此，12月底，李鸿章与宝海签订了一个备忘录，即《李宝协议》。其中第三条规定：中法两国在滇、桂界外和红江中间之地划分界线，北归中国巡查保护，南归法国巡查保护。据此，法国轻而易举得到了越南北圻的南部地区的侵略利益。尽管如此，法国仍不满足。1883年2月，法国政局变动，狂热的殖民主义者茹费理第二次组阁出任总理。茹费理上台后急于吞并整个越南，于是撕毁了《李宝协议》，撤回宝海，改派法国驻日公使脱利古来华重新谈判，提出了更苛刻的条件，使中法争端升级。
对于法国出尔反尔，得寸进尺的无耻要挟，清政府和李鸿章表示相当的义愤。加上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不断传来法国加紧准备扩大侵略的情报，清政府不得不引起重视，作必要的防务部署，命令滇、桂前线向境外增派部队。此外，清政府还谕令因丧事在籍的李鸿章回北洋大臣署任筹划战备。时隔不久，1883年5月1日，清政府又谕令李鸿章：“前有旨，谕令李鸿章即回北洋大臣署任。现闻法人在越势更披猖。……亟须有威望素著通达事变之大臣，前往筹办，乃可振军威而顾大局，三省防军进止亦得有所秉承。著派李鸿章迅速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节制。”[1](P145)对于这一任命，李鸿章分析形势，从中法交涉的全局出发，向清政府建议，他宜暂住上海，观察形势发展，相机再定进止——这就是所谓“李鸿章拒绝赴粤问题”。李鸿章这样做是不是像有人认为的“胆小怕死”，“不愿为国效力”呢？不是的。他是有客观理由的。李鸿章5月8日奏报朝廷：“谕旨派臣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臣受恩至深，久已以身许国，如果于事有济，虽赴汤蹈火所不敢辞。……广东距粤西边境数千里，粤西距云南边境又数千里，其间非驿站正道.文报往返动须数月，声气隔绝，消息难通。若徒受节制之虚名，转贻以互相推诿之口实，诚恐误事不浅。应请朝廷仍责成滇、粤各督抚自行钤束，妥为调度，随时商办，较有实济。”[1](P150)此外，5月15日李鸿章致潘鼎新函中说：“先奉寄谕催回署任，旋因越南事棘，奉旨驰赴粤东督办，滇粤防军均归节制，义何可辞。惟南北洋淮军远调，深恐法人乘虚内犯。初一复奏以先至上海暂住，察酌军情，再酌进止，不日廷旨批回。”[2](P114)由此分析李鸿章拒绝赴粤，一是考虑，即使战争可能爆发，也应该将根本放在加强北洋防务方面，不能使重心南移造成北洋不稳，动摇大局。二是考虑，中法交涉毕竟还没完全破裂，中国在决策时应留有一定余地，以示在战争和外交解决之间可进也可退。客观地说，李鸿章的想法是符合实际的、顾全大局的。正因为如此，清政府才同意李鸿章暂住上海。
当时不赞成李鸿章赴粤的大臣还有几人，他们提出了有说服力的理由，且对李鸿章的持重表示赞许。薛福成致李鸿章函认为：“中堂宜早还北洋，或暂驻南北洋适中扼要之地，调兵选将，兼筹全局。庙堂既便于谘询，各使亦可来会议，较之局于一隅，偏主一事者相去远矣。”“此事关系至巨，似宜为朝廷切实言之，不必稍避嫌疑也。”[3](P616)薛福成致张佩纶函又指出：“如决裂之后，法兵窥我南北洋，而撤军回援，固形狼狈；若业既大举，仍归退让，则不如径置勿理，暂免大损声威。此伯相长虑却顾之苦衷也。”[3](P621)袁保龄认为：“论者或谓省三不悉洋情，不如竟以合肥赴粤调度，保龄则以为万万不可。盖决意征讨，则帅臣宜居中策应。……重臣宜外示静镇，内顾根本，伐越人牵制之谋，则驻津便；即谓暂助声威，密通各国线索，为可和可战之地，则驻沪亦便。二者用各不同，而皆视驻粤远胜矣。”[3](P624)周盛传致李鸿章函指出：“朝廷之意，原以为非中堂前行不能挫折其气，……一朝奋决，更赖谁人以持其后？此则非为中堂一身计，正为天下计也。”[3](P638)
李鸿章在上海期间既非避难，就不会轻松——他与一些外国人士接触，设法了解法国的动态以及列国对中法争端的看法；他还与朝廷和前线官员密切联系，商讨调兵布防、购买运送武器弹药装备以及筹措款项等事宜，做出积极的努力。此外，李鸿章在上海还奉命与法国驻日公使脱利古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充满火药味的外交谈判，这是中法间第二次正式谈判。李脱谈判，法国方面根本没有诚意，完全是想恃强逼迫中国放弃全部越南。因此脱利古大耍手腕，有时软磨诱骗，有时又暴躁不安，以势相逼，以战相胁。尽管如此，李鸿章秉承清政府的旨意，不卑不亢，坚持定见，正言驳斥了脱利古的无理要求，使法国的侵略阴谋严重受挫。1883年6月，朝廷命李鸿章择期北上回北洋大臣署任。

　　　　二、李福谈判及撤军期限问题

1883年7月初，李鸿章离开上海回天津。稍后，脱利古也来到天津，继续与李鸿章谈判。李鸿章依然拒绝法国的无理要求，使脱利古无计可施，宣布中止谈判。法国见谈判无法达到侵略目的，悍然于1883年12月中向驻守越南山西地区的清军发动进攻，挑起了中法战争。中国前线部队奉命开始抵抗。
战争开始后，清政府和李鸿章均持主战抵抗的立场，希望在战场上能占据优势地位，然后通过有效途径解决中法争端。李鸿章在1883年12月27日的《遵旨妥筹边计折》中表明了抵抗的态度，提出了正确的策略。他写道：“即敌或迳犯北宁，三面受兵，势颇难守，然我兵终无遽罢之理也。”“越乱未已，黑旗尚存，法亦尚存顾忌，久之彼气衰饷耗，自愿转圜，斯得理处之法。岂可望风震慑，仓卒撤防，使法窥我内怯，要挟多端，增环海各国狎侮之渐哉？”他又指出：“卒之虚骄务名者恒败，而坚忍多略者恒胜；足以知制敌之奇，终在镇定。伏愿朝廷决计坚持，增军缮备，内外上下，力肩危局，以济艰难。不以一隅之失撤重防，不以一将之疏挠定见，不以一前一却定疆吏之功罪，不以一胜一败卜庙算之是非，与敌久持以待机会，斯则筹边制胜之要道矣。”[1](P257-258)但是，战局发展与清政府和李鸿章的愿望相悖，清军在山西和北宁都打了败仗，后退至边界地区。军事的失利导致外交上处于不利地位，现实使清政府和李鸿章十分无奈，又萌生了妥协求和思想。1884年5月初，在前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的斡旋下，李鸿章奉命与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在天津进行议和谈判。5月11日，双方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又称《李福协定》。这个协定第二条规定：中国将在北圻的中国军队即行撤回国，对所有法越已定和后定条约概置不问。这等于承认法国占有全部越南，比《李宝协议》大大退步了。对此，有人认为是李鸿章的“妥协卖国”行为。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
不容否认，李鸿章本人是倾向于妥协求和平的，但他并没有自作主张的地位和权力，他的想法毕竟要得到清政府同意才能在谈判中体现出来。也就是说，是在清政府授意和批准的情况下，李鸿章才可以确定条约内容并签字画押的。以下是几条证据：1884年4月22日的翁同龢日记写道：“法总兵福禄诺者致书北洋，略言分界可让谅山等五城，兵费亦可让：撤曾使，法人甚恶之。邸意以为可就此转圜，诸公议皆一辙。昨字寄、今电寄与北洋，既申饬之，复令设法毋损国体，且与讲说也。”[4](P12)这表明，清政府同意李鸿章与福禄诺谈判，也基本同意福禄诺提出的议和条件。而且清政府还应法国要求撤掉了曾纪泽驻法公使职务。几天谈判后，5月9日未刻，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报告谈判经过及协定草案内容，并请“务求代奏，速定可否”。当日戌刻，收到总理衙门复电：“奉旨：详加批阅，均尚无伤国体，事可允行。该大臣即照所拟办理，嗣后详细条目，务当悉心筹画，毋滋流弊。钦此。”[5](P129)翁同龢5月10日日记中也记载：“廷寄略言，所拟五条，不索兵费，不入滇境，余亦于国体无损，可允。”[4](P14)正是在得到朝廷批准后，李鸿章才于5月11日与福禄诺签订协定。5月29日，李鸿章致岑毓英函中解释此事说：“中旨密令鄙人维持和局，乃敢冒不韪以成议，解此困厄。”[3](P14)
李鸿章与福禄诺谈判中同意中国军队即行撤回国，但双方对撤军时间没能达成一致，也未在协定中明确规定，这一分歧后来竟导致中法争端的升级，对此有必要进行分析。李福谈判快结束时，福禄诺曾要求在协定中写上中国军队撤回的期限。李鸿章不以为然，拒绝接受这个要求。当时法国驻华代办谢满禄记录道：“中国政府持有一个由福禄诺先生交给李总督的重要文件，……李总督当时对于这个文件，要不是关于中国军队撤退日期的两款文字删去，他是不会同意接受的，而福禄诺先生是将这两款文字用铅笔划去了。”[6](P412)但在协定签订后两天，福禄诺因接到茹费理的指示，又来找李鸿章，要求规定中国军队撤军时间。李鸿章仍然拒绝接受。福禄诺不甘心，继续纠缠。李鸿章为了敷衍福禄诺，口头表示中国会尽早撤军。李鸿章为什么拒绝在协定中规定撤军期限呢？除了想挽回一些面子，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怕激起朝中主战派的强烈反对，动摇清政府的决策，影响和局。他在1884年7月4日的《复陈使命约文情形片》中说：“所议简约，虽蒙圣明曲谅，而京都人士啧有烦言，若闻福酋又请限期退兵，必更哗躁，徒惑众听，臣又明知事难照行，而约款未可遽背，欲令岑毓英、潘鼎新查照调回边界约文自行斟酌妥办，实具委曲求全之苦衷。”[7](P2148)那么李鸿章为什么又口头表示尽早撤军呢？因为他觉得，既然协定规定了撤军，迟早总是要撤的，口头表态并不为过，“尽早”与“即行”一样是模糊提法；口头表态本身没有外交效力，这样既打发了福禄诺，又不受实际约束。可见，李鸿章这样做是有自己如意算盘的，也是有一定策略考虑的。
然而，事态的发展与李鸿章的愿望相反：清政府得知内情后颇为不满，认为李鸿章办事草率，传旨申饬；又认为法国太霸道，口头表示尽早撤军也有损中国的面子，于是命令岑毓英、潘鼎新“按兵不动，如彼族竟来扑犯，惟有与之接仗。”[5](P143)作为福禄诺，他得到的口头表态本不具备外交效力，可是他缺乏外交常识，竟当了真。法国政府根据福禄诺的报告命令在越法军北上接收。这样，一方不准退，一方却要进，冲突在所难免。1884年6月23日，法军将领杜森尼率领一支部队北上企图接管谅山，在谅山南部北黎附近的观音桥地区与清军遭遇。法军强令清军后退，清军称未接到撤退命令，须请示后决定。法军竟无理发起攻击，清军被迫还击——这就是北黎事件（又称观音桥事件）。这个事件是一起偶然事件，然而其背后却有必然性因素：法国方面，迷信武力征服的作用，不把中国的让步视为解决争端的实际步骤，反而认为中国软弱可欺，于是变本加厉恃强欺凌。中国方面，虽然在前几个月战争中打败了，但还未完全失去抵抗侵略的能力和信心，加上带有复仇心理，因此不想轻易让敌人占上风。正因为如此，在此后进行的一个多月的交涉中，双方无法取得一致。法国重演强盗故伎，于1884年8月5日进攻台湾，挑起了第二阶段的中法战争。

　　　　三、李鸿章拒绝援闽问题

第二阶段战争爆发后，法军先是进攻台湾，随后又在1884年8月23日发动突然攻击，消灭了停泊在福州马尾的福建水师，这是中国一个惨重的损失。说起马尾战役失败的原因，有人认为李鸿章只考虑北洋淮系集团的利益，拒绝派舰援闽有着直接的关系。其实，这种看法不够全面。我们来看看事情的经过。
中法战争是先在越南打起来的，距离北方不能说不远。但是根据以往对外战争的经验教训，清政府十分清楚，列强一般是知道北洋地区的重要性，并且有可能到北洋地区捣乱的。这对中国的威胁也特别严重。所以，在中法战争开始前，清政府已经十分注意加强北洋防务的问题。1883年9月11日上谕说：“昨据曾纪泽电报，闻法舰将离越赴津，意欲恫喝办成此事等语。……李鸿章务当认真戒备，不可稍有疏虞。”[1](P185)10月30日上谕又指出：“天津密迩京师，关系尤重。李鸿章筹办海防有年，为朝廷所倚任，天下所责备，尤应勉力图报。”[1](P223)1883年底，战争爆发刚几天，朝廷专门派张佩纶到天津征询李鸿章对战与和的看法，也表示出对北洋防务的格外关注。事情很明显，如果李鸿章没有把握保证北洋安全，清政府就不好下坚决抵抗的决心。为此，前文提到的李鸿章12月27日的《遵旨妥筹边计折》最后特地写道：“津防为京师门户，尤系圣心。臣练军简器，十余年于兹，徒以经费太绌，不能尽行其志，然临敌因应，尚不至以孤注贻君父忧。伏祈圣躬颐神加餐，毋以法船到津挟和为虑。”[1](P258)这可以说是李鸿章的保证。此外，1884年6月下旬，李鸿章还与吴大澂以及新官上任南下路过的张之洞、张佩纶等人乘船赴烟台、旅顺巡阅北洋海军，布置防务。李鸿章6月29日向朝廷报告此次出巡时说：北洋防务“布置已稍就绪。设遇海上有事，冀可凭险固守，牵制敌船，使不遽深入。”[8](P226)李鸿章等人出巡时，正好发生了北黎事件。清政府不敢掉以轻心，7月1日指示李鸿章：“法人将以兵舰北来，意图要挟，北洋防务，关系极重，李鸿章身膺重任，务当力筹战备，与吴大澂会商办理，总期毫无罅隙，用纾朝廷厪念之殷。”[9](P35)7月2日，清廷又颁下措词严厉的上谕：“法人既以兵船北来，意图要挟，时局至此，安能委屈迁就，示彼以弱？防务以北洋为最要。著责成李鸿章竭力筹备，为自赎之地。……倘仍苟且敷衍，狃于和议，办防疏懈，定当照例惩办。”[1](P397)面临如此严重的形势，又受到朝廷严厉督促，李鸿章责无旁贷，尽心操办北洋防务，力保万无一失。事实上，正是由于北洋防务比较可靠，法国人确实也不敢与李鸿章直接对阵，便避实就虚，将攻击目标选在福建水师。当法国军舰陆续开到福州马尾后，福建水师感到了极大压力。负责福建前线指挥的张佩纶等人经验不足，显得手足无措，没有认真考虑应对办法，过多依赖南北洋派船援助——这就出现所谓“援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