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密信中还谈到“慈意向用济宁甚切，前月初曾令内侍问状，昨又令略园、吴子佩往视。济宁解袜示以步履不便，且有泄症，然亦是敷衍症状，不久即销假矣。此公一出，天下事未可知也。然虽略园心不善之，亦未如之何。盖有较常熟为尤甚者”。密札所述此事甚秘，不为外人所知，然而我们可以在清宫档案中找到史料说明孙毓汶当时确实病重，不可能再重新出山，仅过数月，孙氏即病故京师。
孙毓汶临死前留下一份遗折，一边伏枕哀鸣，一边称：“光绪十年蒙皇太后特达之知，奉旨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遗折中不提皇上命其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却只提皇太后，说明其十分显明的后党立场。因此，密札所谓慈禧“向用济宁甚切”，完全是局内人方能道出的内幕消息。
（二）戊戌政变之步骤分析
蔡金台思想守旧，又同刘学询、杨崇伊这些策动政变的人物关系密切，同流合污，故对政变之内幕了解的颇为深入细致。
根据蔡氏密札，可以清楚看出八月上旬朝局之恶化，以致演化成为政变格局，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步骤：
其一、八月初三日杨崇伊递上亟请皇太后训政以遏乱萌之奏折，导致“八月初三晚慈禧太后决定明日回西苑”，而且还宣称，八月初六日由大内再返回颐和园。根据茅海建先生之分析，“慈禧太后还宫的决定在戌时，即晚上7点至9点”（注：茅海建：《戊戌变法史实考》，三联书店，2005年，第51页。）。然而，仅仅靠杨崇伊之奏折，皇太后似乎还不至于下令抓康有为，也不至于要光绪皇帝下台，而由她再度垂帘听政。因为百日维新是经由皇太后允诺而开始的，而且康氏的奏章及进呈书目亦呈送皇太后慈览。正如苏继祖所说，康有为正月所上条陈，太后亦曾为之感动（注：翦伯赞等主编：《戊戌变法》，第1册，第311页。又见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60页。）。因此，没有非常重大的突变，慈禧是不会让光绪皇帝下台的。一般言官或风闻言事者的奏折，是无论如何达不到这样效果的。可以说八月初六日早朝前，宫廷必有重大变故。
其二、八月初三日晚，谭嗣同夜访法华寺，劝袁世凯率军队围颐和园，制服后党。谭同袁谈话时，至少还有徐世昌在场。故谭氏离去后，袁徐一定紧急磋商，采取对策。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任何疏忽都会招来杀身之祸。袁徐二人休戚相关，不能不权衡利弊，审时度势，斟酌再三。根据清宫奏单奏片档记载：“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一日，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到京请安，呈递履历片，奉旨知道了，履历留。八月初二日，袁世凯以侍郎候补谢恩，奉旨知道了。”（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单奏片档》491～492。） 八月初五日光绪皇帝再次召见袁世凯，因此，徐世昌可以活动，袁世凯则必须等到召见之后，方可离京。
其三、袁世凯初五日请训后即返回天津，局势已相当紧张。袁氏在见到荣禄时，有两种选择：他可以和盘托出新党计划，也可以借故推宕，袁世凯肯定为选择向荣禄告密。因为这是八月初三日谭嗣同夜访之后即已决定了的。可以设想，如果守旧派已经发动了政变，袁世凯再来“被动告密”，荣禄是不会把直隶总督的位子让给袁世凯的。相反，倒是袁氏告密立了大功，才有日后荣禄对他的信任及袁氏的飞黄腾达。
主动告密与被动告密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前者是积极的，后者是被迫的。狡猾的荣禄是会在关键时刻考验袁世凯的，而事实证明，袁世凯经受了荣禄的考验，也为自己赢得了前程。
其四、根据蔡金台致李盛铎密札，“会袁世凯来，而谭嗣同说以调兵，入见语亦云然。袁乃密白略园。电庆邸达之”。但是，由于“政变全由庆王布置”，荣禄又“立誓调停”，因此，荣禄电报的内容可能未涉及谭嗣同事件全部。蔡金台致李盛铎密札称：“电庆邸达之”，这是以往谈论政变者所未曾虑及的。
其五、八月十一日，御史杨崇伊再度上书，谓“事机急迫，请召大臣即日来京”（注：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第466页。），并建议北洋大臣由大学士李鸿章前去署理。慈禧宣召荣禄进京，却没有让李鸿章署理，相反让袁世凯署理。清廷的这一决策实在不同寻常，因为袁世凯当时仅仅是一个臬司，他的上头还有布政使，按照规矩总督短期离任，应由布政使来署理。无论如何也轮不到由他来署理直隶总督。荣禄的这一决定，说明袁世凯在政变问题上立了大功，这也表明了他们对袁氏的充分信任。而荣禄进京“与莘伯期会于其第，莘伯亦以调停之说进。次日入见，先皇上，次慈宁，语秘莫能闻，大都两解之词”。换句话说，荣禄进京之后，清廷才决定杀害谭嗣同等要犯的。
以上就是按照蔡金台致李盛铎之密札所解释的戊戌政变的过程。毫无疑问，引起慈禧发火，把光绪皇帝赶下台的，一定是袁世凯泄露新党有围颐和园阴谋引起的。袁世凯毫无疑问是告密的元凶。
（三）蔡金台的第二通密札
为了证实蔡金台密札之可信度很高，还可由蔡氏致李盛铎的第二通密札来佐证。其密札曰：
又九月二十五日云：南皮之图军机，亦由问刍怂恿，爵堂导之。春间连仲三之来京，即是为此。南皮赙其兄千金，又许以美差，遂力致于略园。略园复王电云：南皮公忠可敬，无如常熟一掌遮天。两邸皆病不治事，容当缓图。夏间去翁召张，皆由于此。其时尚有谣传公之不愿者，爵堂曾电问刍解之，问刍力白其诬。此次又有陈于慈圣者，圣意则以又是一书生却之。所谓又是者，盖承常熟而言也。略园又晤莘伯云：南皮亦不甚满人意。此或因慈意不甚许可而云然，故南皮决不复内召，济宁出则更无可望矣。（注：邓之诚著，邓珂点校：《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602～604页。）
邓之诚先生注明此信写于戊戌九月二十五日，并作按语如下：“按此所述，张之洞戊戌春间由徐桐专折奏保命来京陛见，是由刘学询画策，因王之春、连文仲以通于荣禄，谋入军机，事为翁同龢所阻。即荣所谓常熟一掌遮天是也。荣、翁之不相能，翁之逐，荣与有力。于此征之益信。孙毓汶翌年即卒，竟未起用。”（注：邓之诚著，邓珂点校：《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602～604页。）
邓之诚先生所注，稍有失误者，如连文仲，似为连文冲，时充任军机章京。不言而喻，此信是对戊戌春季张之洞内召未成的最好解释，完完全全是局内人之言，句句可信。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有些学者著书认为，由于光绪皇帝执行洋务派路线，才把张之洞召来北京。此种格式化的见解，完全背离了历史真实，实在经不起推敲。
蔡金台密札活龙活现地揭示了历史真貌，故此两通信札应该同毕永年之《诡谋直纪》一样，在揭示戊戌政变真相中是同等重要的历史文献。
总之，那种认为戊戌政变非由袁世凯告密而发生，或者称袁世凯是在杨崇伊上书后怕受牵连而被动告密之观点，都或多或少地忽视了袁世凯在政变中的关键作用。虽然从局部讲，各有其理由，但是放在大的历史环境中考察，则很难自圆其说。因为这种观点无法解释，为什么政变之后，清廷重赏的不是发动政变的御史杨崇伊，而是袁世凯？显然，袁氏告密在戊戌政变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