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评价中的“盖棺定论”思想，使部分史学家形成思维定势，把某一评价凝固化，导致了人物评价中因人废言或因言因事废人的情况出现，或者相反，因人立言立事或因言因事立人。不允许发展，不允许别人思考，以权威、官方评价而“一锤定音”，表面上看是统一了思想和意见，可是从认识的发展规律上讲，这是最可怕的做法。在这些结论或定论面前，史学工作者不仅失去了主体意识，一切要以此为准，而且还要顺着这个方向广搜材料为这些结论与定论作证，甚至有意无意地阉割、歪曲历史事实以顺从或迎合这些结论或定论，其结果是导致历史失真，并由此带来一系列荒谬。当前史学界虽然冲破了许多禁区，过去不能摸、不能碰的问题，现在可以摸、可以碰了；过去不能进行异向思考的问题，现在可以进行异向思考了。这是很大的进步。然而，时至今日，历史的大门并没有彻底敞开，许多领域仍被封闭，一些史学工作者仍认为某些结论、定论是不可更改的，只能进行顺向注释、解说和论证，把某些结论视为前提、出发点和必须遵循的原则，[13] 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第一，“盖棺定论”是一种带霸道作风的研究恶习，不利于人物研究深化、发展。
既然认为自己的看法是至上的，是定论，就必然不允许发展，不允许别人提出新的看法。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对问题的认识肯定会有所改变，而主张“定论”者是否定这一点的，或者是不否定，但也不愿意与传统的思想观念发生冲突。中国人特别重视教科书，我们可以称之为“教科书情结”，我们对于许多人物感觉其已经是“固定”的形象，就是由于教科书的影响。多少年以来，历史教科书被视为最权威的“历史”，可是几十年以来的历史“统编教材”，关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不也是在不断的修改吗？事情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而影响历史评价的因素也会无穷无尽。所以，历史永远是不会有定论的。所谓“盖棺定论”，应该理解为，一个人死了，可以对他的一生进行总体评价了。如果有人当真一“盖棺”就要下“定论”，那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
中国有句古话：“是非功过，任由后人评说。”武则天死后留下一块“无字碑”，就是这个意思，她的做法明智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的确，任何人的功和过，都不认“金口玉言”，都要接受后人的评头论足。而后人复后人，无穷尽也。任何一代后人如果下了“定论”，就等于剥夺了更多后人评说的权利。实际上这也是做不到的。哪怕是刻在了碑上，后人也有“颠覆”它的可能。（注：参考蒋正之：《历史永远不会有“定论”》，网上资源。）
持“定论”者则否认这一点，使很多本来很容易评价的历史人物反而变得模糊起来。新中国建立后的很长时间，我们对陈独秀的评价就是如此。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贡献是很大的。后来，他犯了严重错误，受到了党纪处分。以前评价陈独秀，只能讲后期的错误，抹杀或回避前期的功劳，结果连当时的史实也讲不清楚，政治文件上对他如何讲，史学家们也怎么讲，以政治决议代替史学研究，极大地损害了史学的声誉！
第二，“盖棺定论”是一种僵化的思维方式，没有看到变化和发展。
一旦“盖棺定论”成为人们的共同思想意识之后，容易使人们的思维弱化，不愿意去思考，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我们的研究者总是认为自己能得出定论，以自己的思考代替读者的思考，让读者相信他的思考是惟一的思考，使读者形成一种惰性的思维习惯，慢慢失去自己的个性和判断力。因为只有一种答案，就不需要判断，只需把书本上的结论记下来就可以了。
如果有那么一天，一个人的思维穷尽了一切，其他人不必动脑筋，只要吃喝就行，自然省了很多事情。可至今没有这样的人出现，历史上有人想做这样的人，但是却使自己的认识离真理越来越远。我们看到的是，那些声称自己的结论是“至上真理”的人，往往很快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而恰恰是认为自己的成果应该不断发展的研究者们的成果，反而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显示其生命力。
史学界在人物评价问题上，提出过阶段论、方面论、综合论等分析方法。[4](p351～352) 这些方法应该说都有其合理性。但如果这些分析方法最后要达到分出某一个历史人物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还是受“定论”思维的影响，并不科学。固定的思维模式，不能适应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对于解决社会问题没有任何的帮助。
四、人物评价中应避免“盖棺定论”
既然历史人物评价中“盖棺定论”是不可能的，一旦强制“定论”之后又会产生很多负面影响，我们就需要避免人物评价中的“盖棺定论”倾向。
第一，史家要有宽容精神，学会理解古人。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我们，在评价历史事物时，要把它们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理解。具体到人物评价，那就是不能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和标准去要求古人，而要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在以前的研究中，我们也一直强调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去理解，可实际的评价却让我们看不出来，诸如“某某人虽然做了一些好事，但只是为了维护当时的统治”之类的评价比比皆是。这些评论难道符合历史主义的思想方法吗？生活在封建社会，不让他们维护当时的统治，他们会干什么呢？我们现在处的时代是封建社会已经灭亡了，我们当然可以站在一个新的时代高度去看问题，可怎么要求当时的人都能看出来呢？特别是在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这种要求简直是可笑之极！
历史人物评价，在今天的中国，应该纯粹是一个文化问题。我们不应该也不需要像曾几何时所经历的那样，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中窥测风向，制造舆论。对那些已逝去的古人的同情的理解，在今天应该成为化育我们新的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专业的历史研究者，当然应该努力去理解历史人物在一定历史环境和生活环境中的内心感受和作为，这是我们理解人性与历史的关系的基础。也许，同情的理解，对于我们长眠于地下的古人已经不重要了，但它却是一个民族认识自己的最可能的途径。在今天，要说评价历史人物有什么意义，其意义可能正在于此。在司马迁的笔下，同情的理解，不是类己者的小世界，而是天人古今的大世界；不是一己之言，而是一家之言；不是对所爱者的溢美，对所恶者的欲加之罪，而是对历史和人性全神贯注的思索与悲悯。张謇在《追悼孙中山演说》中评论孙中山时曾说：“鄙人要我国人以公平之心，远大之眼光对孙中山，勿爱其长而因护其短，勿恨其过而并没其功，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正论。”这句话也应该成为史学家们的座右铭！[14]
在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真正是一个风云人物。一百多年来，对于他签订那么多的卖国条约，史学家和在教科书影响下的平民百姓是十分痛恨的，因而他的“卖国贼”身份一直不能被拿掉。（注：电视剧《走向共和》播出之后，荧幕上的李鸿章的形象似乎“伟大”了一些，包括慈禧、袁世凯等都与教科书上的不同了。于是，有的历史学者就坐不住了，起而攻之，声称这些历史人物均是“已有定论”的人物，编剧们的历史知识太缺乏了。） 当我们说李鸿章是卖国贼的时候，有没有考察当时的时代呢？在清朝政府的外交政策已定的情况下，他不签，会有另外一个人来签，能让李鸿章为之负责任吗？反对者认为这是替李鸿章辩护，但这与历史事实相符合。我们认为，李鸿章不该签，是想像中的，没有回到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没有历史主义的观点，既然政府已经同意别国的要求，那么由谁来签字就已经不重要了，不签字会有更大的问题出现。所以，有人说：“没有李鸿章，清朝会遭遇到更大的失败。”这并不是妄下断语。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讲，更多的应该是考虑为什么会签，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纠缠谁签就是卖国贼的怪论！真想认清一个历史人物，其实不能这么简单判断。我们今天流行的看法和教科书上对李鸿章的评价，是漂了白的官方意见，是当不得真的。
由于受定论思想的影响，我们的研究一般总要分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而且人们一般认为一切过错都应是反面人物造成的，并天真地以为，只要没有反面人物，任何事情都会顺利地进行，按照人们预想中的道路向前发展。这是不尊重历史的表现。而只要一个人被定为反面人物，就永远不能翻身，就像“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反革命”一样，纵使你有再多的好处，也还是反面人物，是个坏人。我们强调历史地看问题，可是我们的很多评价并没有体现这一点，而只是按照我们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去评价人，给人贴标签！
第二，史家要以发展的眼光，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的研究成果。
历史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对历史客体全过程的认识，只能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从局部和现象开始，逐步地接近与认识它，使历史认识呈现出由局部到整体，由表层到深层，由现象到本质的发展路径。这其中每个局部、每个具体的历史认识，只要是真实地反映特定历史内容的，都具有真理性，都是历史认识的相对真理。另外，也必然有一部分历史现象暂时不被认识或暂时不可能被认识，而要到人们历史认识的条件发生改变的时候才能得到修正、补充和发展、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历史认识都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可能是绝对的、永恒的。
同时，史家应该充分认识到任何认识都有主体意识的渗透，任何结论中都包含了大量的主体因素，不能认为自己的结论就是真正的历史真理。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说过：“人希望认识一切，也希望认识他自己……没有关于他自己的某种知识，他关于其他事物的知识就是不完备的；因为要认识某种事物而并不认识自己在认识，就仅仅是半认识，而要认识自己在认识也就是要认识自己。自我认识对于人类是可愿望的而又是重要的。这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而且是作为一种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没有其他的知识能批判地被证明是正确的，并且牢固地被建立起来。”[15](p233) 认真分析我们自己的主体意识条件及其在研究过程中的渗透，史家才能够清醒地估计自己的研究成果，从而正确地估价别人的研究成果，而不是排斥或者轻易地否定别人的成果！
第三，史家要坚持“直笔”原则，培育自己的独立人格。
中国传统史学信奉的是“直笔”原则，也就是要求史家不受外界和权威的干扰，独立地思考和判断，忠实地记录历史。
但研究历史不同于记录历史。记录历史，记录者直接面对的是进行着现实的历史活动的人们，特别是在这种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当权的政治人物，因此必须强调排除权势人物的干扰而“秉笔直书”。研究历史，研究者首先直接面对的是历史记录者遗留下来的历史记录，其次才是这些历史记录所反映出来的在一定的时间中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的、已经逝去的人。因此，从理论上、逻辑上讲，历史研究者因没有历史当事者的干扰而实际上并不存在“直笔”的问题。我们之所以强调历史研究者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要坚持“直笔”原则，一方面是因为如上所述，历史研究者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要受到现实的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政治结论或权威人物的结论当做历史定论；另一方面是因为，政治家总是企图借助死人来达到某种现实目的，故常常干预历史学者的研究工作，要求历史学者按照其设想的图谱去塑造历史人物形象。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坚持“直笔”原则，就是要求历史研究者尽可能排除现实的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不惟上，不迷信权威，惟真理是求，真正做到“思想自由”，培养起自己的独立人格，从客观历史存在本身出发，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对历史人物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
史家在进行历史研究实践活动时是否具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是史家主体意识之强弱的一种具体表现。在进行历史人物评价时，史家如果失去自己的独立人格，人云亦云，或者把政治结论直接拿来当做历史定论，并以此为前提去搜集史料，为所谓的“历史定论”做注释，那么历史研究也就失去了其独立的学科资格，而沦为了现实和政治的婢女，历史学的存在也就仅仅是政治存在的一种表现而已。而作为政治存在形式的历史学的学者们，也就不成其为历史学者了，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御用文人而已。因此，在历史人物评价时坚持“直笔”原则，培育独立的史家人格，不仅仅是史家主体意识的一种表现，而且也是历史学科独立性的内在要求。
【参考文献】
[1] 刘泽华，张国刚．历史认识中的价值认识[J].世界历史，1986,(12).
[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3] 恩格斯．反杜林论[A].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5] 李振宏．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J].历史研究，1988,(3).
[6] 培根．新工具[M].许宝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7] 刘泽华．史家面前无定论[J].书林，1989,(2).
[8]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M].吴柱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9]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10] 胡戟．论历史评价的环境标准[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
[11] 戴仕军．李鸿章研究概述[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增刊）．
[12] 陈少京．张志新冤案还有新的秘密[N].南方周末，2000—06—16．转引自中国新闻网，2005—03—28.
[13] 刘泽华．历史学家应关心民族的命运[J].求是，1989,(2).
[14] 程念祺．同情的理解——评价历史人物的应有之义[J].探索与争鸣，2004,(5).
[15]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M].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