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角度（或方法）很多，本文所提到的两个角度，一个是“理解”，一个是“新实证主义”。这两个角度都能触及到多样性历史事件的某些方面，但都存在不足。本文试以张素华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以下简称《七千人》）和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以下简称《红太阳》）为样本来简要说明。

　　张素华在写完《七千人》后，虽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没有一点超然事后的轻松感”。但平心而论，《七千人》在字里行间却透露着一种叙事的平和，这种平和源于一个历史学者的专业素养，更源于从“理解”的角度去研究历史。法国年鉴学派一代宗师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写到，“‘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 朱宗震在《不要在“假设”上浪费时间》一文中写到，“如果假设是出于对既存历史道路的愤恨和忏悔，那是没有价值的，作为专业历史学者应该尽量避免陷入价值观的纷扰之中。还是让我们认真地面对现实，去‘理解’中国社会走过的道路。无论这个道路付出了多大代价，专业历史学者都没有必要去忏悔。”

　　从“理解”的角度出发，学者会刻意回归当时的历史语境，使历史事件更好地重现。既可以重现事件的细节，也可以重现事件的脉络，既见树木也见森林。因为“理解”可以少花许多论证的笔墨，因此可以把更多的文字花在史料的整合上，以史料的逻辑顺序再现当时的事件，而不是以论证的逻辑顺序重现。由此导致以下一些结果：一是有相关历史知识的阅读者可以从更多的史料逻辑中触及历史事件的真实，二是可以导致不同的读者对相同的史料产生各种不同的解读，三是欠缺相关历史知识的阅读者将触摸不到史料背后的微言大义而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四是可以从纯史料的角度给读者以更多原生态的震憾，从而引导有兴趣的人去进一步挖掘史料，进行深入研究。

　　《七千人》中有一句，“庐山会议上，许多人心中赞同彭德怀的意见，因为怕党分裂，转而支持毛泽东，甚至噙着眼泪劝彭德怀低头。” 在一个身经百战千锤百炼的高级干部群体中，为何许多人流泪？为何心中赞同而表面反对？为何支持毛而不支持彭?为何彭先倔强不屈最后还是低了头？面对问题，“新实证主义”可能会去分析当时党内生活的不正常状态，最后把问题集中到个别领导人身上或者证出一个当时党内机制的模式，幷以此去说明其他相关问题。而较少地考虑当时各方面行为实施者可能的立场合理性以及他们对当时现代化模式和社会动员机制的普遍认可。从“理解”的角度出发，可能不会做过多的解说，但幷不缺乏著者对当时事件的理解，即先从总体上感知当时的时代脉络和事件背后的时代精神（即便每个时代的核心精神都是有局限的），然后逻辑地展示史料的多面性。这样既能体现一个时代的脉络，也能体现在总的时代精神之下社会的多样、矛盾、尴尬甚至悖论，这更能让人触摸到那个时代丰满的真实。

　　任何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当中，由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同一事件的不可完全重复性，使某一研究方法在拥有某些优势的同时也会显示出其劣势，而且往往是在某方面优势越明显在另一方面劣势就越突出。“理解”的方法能较好地处理宏观与微观的矛盾从而体现历史的丰富性，但同时，由于论证不足，因此，在把史学当作科学的时候，其科学性是有问题的，幷进而影响其学术性。即便“理解”本身也对史料进行过考证，但过多理解的同时就很难有充分严密的论证，尤其在写作上这一关很难跨越。

　　“新实证主义”恰好能解决著述的科学性问题，同时也避免了传统实证当中的晦涩与繁琐，使科学性与可读性兼得。这是其最明显的优势。但由于实证的需要，实证中为了逻辑的严密，对史料进行人为删减也成为一种内在的需求。由此导致断章取义和忽略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就在所难免。当然，也有人把断章取义誉为“史家贵独断”的。但只要不像章学诚《文史通义》之《史德》篇所言“魏收之矫诬，沈约之阴恶” 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