赎路方法成了胶济铁路问题的焦点。中日就此展开了激烈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中国首先坚持用现款赎路的主张，但这并不适合中国当时的实际，中国是否具有这一实力，代表团心中自然有数，对现款赎路毫无信心，遂渐倾向于以国库券赎路的办法。在中国的坚决斗争及美英的调停下，日本代表团也一步步地放弃了其借款赎路的主张，逐渐接近中国的主张；但要求在铁路胶济段由中、日各派副车务长、副会计长一人，统归津浦车务长及会计长节制。12月25日，中国外交部与交通部商量后电告代表团表示：“由于副车务长既在必争，似可放松”，日本“要求中、日各派副车务、副会计一人”，“事尚可行”。至于赎路方法，“用发行债票办法。惟应声明，先尽中国人购买。期限问题，只须有若干年后可一时付清一层，长短请随宜酌定”［12］。中国为推进谈判，作出了一定的让步。

但日本政府并不甘心，对日本代表接受美国调停，许纳筹款赎路的让步表示不满，这导致了谈判的再度停顿。于是，日本政府转而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企图否定日本代表团在“边缘”会谈所做的表示，重新回到借款赎路的立场上来。这立即遭到中国的反对，美国也立即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同时告诫北京政府“宜坚持，勿为所动”；而在人事问题上，又劝中国让步，他们不愿看到由于中日的争执而影响其整个华盛顿会议战略的实施，希望华盛顿会议成功。正如休斯所强调，“山东问题会谈虽然是在华府会议的‘边缘’举行，其实也是会议的一部分，只有解决了山东问题，这个限制军备大会才能圆满结束”［13］。

日本政府在中国政府的坚持下，同时受到中国舆论的坚决反对，美英的压力，不得不表示退让，重新回到筹款赎路的立场上来。日本代表在12月30日表示：“政府复称所拟办法已超出政府原有训令之外，但既已进行，自当照准。”［14］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态度也更加明朗，日本代表团被迫接受了中国代表团关于赎路问题的建议。31日，中国外交部与交通部拟定出4条办法，主要内容有：现款赎路，恐难实行；国库券作保证，偿还期十年或十二年，均可允。三年半后提前清偿，亦可通融，以为拒绝用人之交换；车务较会计尤重，倘争议至不得时，可仅允用日人充副会计长，再不得已，可允日人充副车长［15］。

这样，在美英的推动下，1922年1月4日，中日谈判恢复。尽管此后日本仍有反复，但中国认清了日本的本质，未曾表示软弱作出退让。同时，美英也基于华盛顿会议战略的实施，不断出面斡旋，积极推进谈判的进行。1月中旬，美英两国分别向中日双方提出了四种调停方案。其中丁种方案为：中国以国库券赎路，期限12年，3年后得一次还清，还清前聘日人为车务长、会计长［16］。中国代表团认为此种方案较合中国实际，主张在此基础之上作一些调整来解决山东问题。1月18日，日本代表向贝尔福提出了在丁种方案基础上修改的新方案，同意中国以国库券赎路，期限15年，5年后可先行付清；该路雇中日会计长各一人，职权相同，并雇日人为车务长。

此时华盛顿会议已进入尾声，美英都迫切希望中日会外交涉能取得成果，因此对日本的这一新方案十分满意，认为日本同意中国以国库券赎路已作出重大让步，遂转而对中国施加影响。1月19日和22日，休斯和贝尔福两次与顾维钧、施肇基等会晤，极力劝说中国接受日本的新方案。顾维钧等对日本的提案并不完全赞同，提出在用人问题上，应改为日人在华人下充任副车务长、副会计长，也就是回到日本代表在12月提出过的方案。这两次会晤后，中国代表团立即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汇报，并提出自己的看法：“窃以为所提解决办法，未予中国以完全公道，但可得亦不过如此。大会事项系于本问题之解决者甚多，似应各方兼顾，并于中国对外关系之前途，详为考虑也。”［17］虽然在会谈中中国代表还希望在用人问题上有所修订，已十分明了美英的态度，中国根本无力得到更多的东西，因此实际上是在向北京政府建议接受日本的新提案。

在收到中国代表团发回的电报后，北京政府外交部也明白日本的新提案是“最后办法”，“虽不能完全满国人之望，特事势如斯”。于是在1月26日电示代表团，“如实无商量余地，只可就此决议”，实际上采纳了代表团的建议，授权他们接受美英调停，在美英的“最后办法”上签字。27日，中国政府正式电令中国代表签字。

三、“边缘”谈判的结果

经过两个多月，三十多轮的艰难谈判，中国利用

较为有利的国际形势及列强之间矛盾，在中国人民的坚决斗争下，迫使日本在山东问题上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中日双方终于在1922年1月31日达成协议。2月1日，休斯将协议在华盛顿会议上全文公告。2月4日，中日双方正式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至此，华盛顿会议围绕中国主权问题争执的“边缘”谈判宣告结束。6月2日，中日双方在北京交换批准书。该条约正文11节28条，附约及协定条件22条。其主要内容有：

（1）胶州德国旧租借界地交还中国。条约规定，“日本应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各任命委员三人，共同组织一联合委员会”商订胶州德国旧租界地之行政权、公产及其它事项移交办法；上述移交“至迟不得逾本约实施后六个月”；移交所需文件资料亦应同时交付中国；“胶州德国旧租借地内所有公产”，“全部移交中国政府，上述公产中为日本官厅所购置、建造或前属德国官厅所有经日本增修者”，中国政府应“按日本政府所用之实费”给予补偿，此外移交的公产，“不得向中国政府要求偿价”；胶州德国旧租借地的公产中，“为设立青岛日本领事馆所必需者”及“为日本居留民团体公益所必需，如学校、寺院、墓地等”，仍归日本保留。条约还规定，中国政府应“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全部开放为商埠，准外人在该区域内自由居住并经营工商及其它合法职业”。

（2）日本军队撤出山东。条约规定，“日本军队，包括宪兵在内，现驻沿青岛、济南铁路及其支线者，应于中国派有警队或军队接防铁路时，立即撤退”，“至迟不得逾六个月，其中驻青岛之日本守备队，应在交出行政权之日后三十日内撤尽”。条约所附协定条件中还规定，日军按条约规定撤出后，“无论何种日本兵力概不得留于山东境内任何地方”。

（3）中国赎回胶济铁路。条约规定，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由中国以5340.6141万金马克赎回，铁路的一切附属产业亦移交中国；中国政府用国库券支付赎金，该国库券以铁路产业及进款作抵押，期限十五年，但中国政府也可决定，从交付国库券满五年之后，在任何时候全数或部分偿清；在国库券未偿清前，中国任用一日本人为车务长，一日本人为会计长。协定条件中规定中国政府遴选日本车务长、会计长人选时，应与日本政府协商；中、日两国政府应各派委员三人组织联合铁路委员会，以评定铁路产业实价并商定铁路移交详细办法。

（4）其它。条约规定，自该条约实施起，1915年8月6日中日所订关于重开青岛中国海关之临时协定无效，“青岛海关应即完全为中国海关之一部分”；原由日本占有或经营的矿山、盐场、海底电线、无线电台等，均移交中国，移交详细办法由前述中日关于行政权及公产移交的联合委员会商定［18］。

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的签订，是各种矛盾综合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废约斗争史上取得的一个胜利。中日山东问题因欧战而起，抗争前后历时八年，终因华盛顿会议的“边缘”谈判而将“中日民四条约”、中日山东问题换文，以及对德和约中的山东问题的三大条款等不平等条约、条款统统推翻，在法律形式上结束了日本对山东的军事占领和政治控制，中国收回了部分丧失的主权。但中国也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不仅要偿付高额的铁路赎金等，更为重要的是日本通过安插日人任车务长及会计长，仍然牢牢控制着胶济铁路。同时，条约中开放胶州为商埠的规定，实际上是使山东敞开大门任由帝国主义各国共同侵略。此外，由于中国政府在解决山东问题时仰赖美、英的帮助，因而作为妥协，未能在取消治外法权、撤退外国军警、恢复关税自主权、取消势力范围、废止“二十一条”等方面取得实质性成果。相反，却同意列强所提出的“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的原则，从而不仅未能真正消除帝国主义加诸中国主权的各项限制，而且使中国由日本独占变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这再次表明了弱国无法真正主宰自己命运的事实。

［1］［18］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01－202、208－217页。

［2］［3］［4］［5］［7］［8］［9］［10］［12］［15］［16］《秘芨录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4、353、348、382、409、414、415、479、481、481、487页。

［6］［11］［13］《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5、228、233－234页。

［14］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18页。

［17］《中日关系史料——山东问题》上册，台湾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版，第4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