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问题”，是指日本于1914年借对德宣战之机强占山东胶州湾及胶济铁路的归还问题。巴黎和会不但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反而作出了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决议，从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拒签对德和约，此问题遂成为悬案。

一、“边缘”谈判的设置

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在即，中国对此十分重视，迫切希望得到英美的支持，在华盛顿会议上解决山东问题，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该问题。但形势并不有利于中国，日本要求直接与中国谈判，抵制将山东问题列入华盛顿会议。美国的态度是希望山东问题得到解决，但又不希望这一问题在会议上提出而影响其主要战略的实施。日本政府获知美国的态度后，于8月30日提出“特定国间问题”，其范围是：“一、青岛依当初之宣言还付中国。二、关于辽东租界问题。三、关于南满洲铁道之营业。［1］”日本将山东问题列为“特定国间问题”，目的就是阻止会内讨论此问题。9月6日，日本政府又向中国驻日公使表示，山东问题要在会前解决。“如中国不愿商议，欲在会中提出，彼惟有声明理由决然拒绝”［2］。这样，美国与日本已经一致希望山东问题于会前在会外讨论了。

中国对美日之间的一致，甚为焦急，担心此事可能导致美日妥协，重演巴黎和会之结果，因此积极活动寻求应策，但却不能不受外界的影响，看他人脸色行事。美国不断地劝说中国会外谈判，认为在会议内讨论的困难是：“中国并未参加凡尔赛条约，而列强对于日本则受秘密条约所束缚；在美国亦不欲阻止其双方自行解决，而将此种问题牵入会议。然日本即可借他国为后盾，以极充分之理由反对此案之提出于会议也。”并说：“时机未至，美政府不愿处于调停地位。［3］”与此同时，一些担任中国政府顾问的美国人亦劝告中国接受在华盛顿会外讨论的办法。兰辛认为：“欲山东问题成功，只有移往华盛顿交涉之一法。”“在华盛顿交涉，中国人将以为即太平洋会议所允许，其实亦即会议之一部分。［4］”福开森劝颜惠庆到华盛顿，“在此地会议之外与日本谈判”［5］。这些无不影响着中国政府的决策。

中国政府在确知美国的态度后，为了不使自己孤立,不得不改变主意，作出退让，原则上接受了美国会外讨论山东问题的主张。

最后，在美国的设计下，对讨论山东问题作了在华盛顿会议的“边缘”进行会谈的安排。所谓“边缘”会谈，即在海军裁军会议之外，另行组织中日山东问题会谈，达成的协议，载入会议记录，作为会议所接受记录的一部分。在会谈时，美、英两国派观察员列席。观察员的任务是“观察以及必要时出现调解纠纷以弥分歧”［6］。休斯和贝尔福在11月25日先后与加藤及施肇基会晤，解释了这一安排。同时，休斯还表示，“倘有某项争点不能妥协，仍可使余及白君（贝尔福）注意或提交大会也”［7］。

对此次“边缘”会谈的安排，中国政府经研究后，表示愿意接受。

中日双方都同意“边缘”会谈的安排后，11月30日，华盛顿会议主席休斯在大会宣布，“请中、日代表觐面商议，以期解决鲁案”，“英、美首席代表愿任调停”。美国将派远东司司长马慕瑞及代表团秘书贝乐列席每次会议，英国亦派代表朱尔典及远东司司长莱朴生列席，会谈结果须报大会。这一宣布，使会谈与会议的关系牵得更紧，等于宣布会谈本身就是会议安排的，因此亦可看作会议的组成部分。尽管如此，这一谈判在实质上仍是各方面相互斗争与妥协的结果，既非中国要求的会内讨论，也非日本所要求的直接交涉。

二、“边缘”谈判的艰难

1921年12月1日，中日两国出席会议的双方全权代表开始谈判山东问题。美国派出国务院官员马克谟和培尔，英国派出朱尔典与外交官莱朴生列席，休斯和贝尔福出席了第一次会议。中国代表团发言表示，山东问题是中国存亡的关键，中国国民都希望这次会谈有一个公平圆满的结果，同时宣布了中国政府鲁案交涉的4项先决宗旨，表明中国的坚定立场。日本代表对此未持异议。“边缘”谈判第二次会议在进入实质性问题的讨论时，中国代表团提出了铁路问题，要求收回胶济铁路。日本则提出了胶济铁路由中日合办的主张，双方分歧较大，一时无法统一。胶济铁路是山东问题中最关键、难度也最大的问题，亦是中日之间长期争执的主要焦点。中国希望谈判能够抓紧时间，尽快进行，在华盛顿会议正式闭会前能够结束，不希望单独面对日本来解决山东问题，时间对中国尤其珍贵、紧迫。从推进谈判的策略上考虑，中日双方决定先从较简单的问题着手，再集中讨论铁路问题。在讨论其他诸问题时，进展较为顺利。12月5日，日本宣布：放弃中德1889年条约中规定的用人、投资、供给物料等优先权；对中国一直坚持的立场予以承认。在较为复杂的海关问题上，经过坚决的抗争，中国收回了青岛海关。在讨论官产、公产问题时，在英美的调停下，中国经过再三争执，都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正当中日之间的“边缘”谈判缓慢进行时；中国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和上海9团体派出的国民代表蒋梦麟、余日章则认为局势危急，应全力抗拒。在他们发回国内的电报中表示：“应速通告全国，死力抗拒。一、电促政府代表取坚决之态度，直陈勿懦；二、鼓吹举行国民示威运动；三、速将吾国民意径电美国人民，并电告示威运动经过以及其他反对情形及结果，刻速举行，坚持到底。”［8］在中国代表团中，全权代表王宠惠和代表团随员刁作谦也认为代表团太软弱，让步太多。

美国在发现中国代表团的分歧后，不希望中国代表团的行动超出美国设置的框架，遂对中国施加压力，不要受学生示威游行的影响，并表示支持中国最终收回胶济铁路。中国政府一方面不得不依靠美国，看其脸色办事，另一方面又不希望示威游行事件发生，于是在12月11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表了关于胶澳问题的宣言，述说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以及“边缘”谈判开始及至此时为止的大体情况，希望能以此使学生平静下来。但是，北京四十余所学校的几千学生还是在12日游行示威，并向外交部提出条陈：“一、尊重民意。二、鲁案必须提出大会。三、胶澳须无条件归还。四、上述各条，电代办照办。”外交部迫于压力，对这4条逐一答复：“第一当然尊重；第二已提由大会发端，英、美调停，将来仍由大会公认；第三必期达还我山东，保全主权领土之目的；第四允照电。［9］”学生们听后表示满意。谈判再次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来。

在处理完一些较易解决的问题后，12月13日，开始讨论处理铁路的这一尖锐问题。此时，日本坚持侵略利益的蛮横态度一下暴露出来了，表示胶济铁路要由中日合办，只有在其它问题都解决好之后，日本才答应放弃合办。对这一无理要求，中国代表严辞拒绝，并强硬表示，如日本仍坚持这种态度，就停止讨论。列席会议的英、美代表亦对日本的态度表示反感。日本一开始就处于孤立，只得表示希望第二天再议。14日，日本代表表示，日本政府的训令是要合办，但他们违反政府的意志，提出赎路办法3条。这3条中，第一、二条是有关核定胶济路财产问题，但在第三条关于赎路办法上，双方意见无法一致。日本以“不断利益关系”为理由，提出借款赎路的办法：“仿照中国近来铁路借款条件，于山东问题议定后六个月内，与日资本家订借款合同。［10］”日本要求中国向日本银行家筹借一笔长期贷款来赎买铁路，在贷款使用期间应使用由日本金融家推荐的总工程师、车务长和会计师各一人，用意还是要长期控制这条铁路，继续保持日本在山东的经济权益。这当然遭到了中国代表团的坚决反对，中国提出立即筹集现款赎路或以有价证券分期付款的方案，拒绝日本的借款赎路主张。中国认为，铁路已修好，已在运行，根本不需要铁路借款，只存在偿还的问题。顾维钧在辩论时还表示，“任何国家坚持让别国接受不需要的贷款都是不合理的”，“在中国既不需要借款，也不需要用钱的时候，日本似乎急于让中国充当日本的债务人”［11］；中国愿意自行选用胶济铁路的日籍工程师。同时严正声明，如果日本不及时承认中国的赎路办法，中国宁愿终止交涉，并请求美英居间调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