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第二战场问题。

开辟第二战场是对德作战之需要和英美应尽之义务。面对德军的凌厉攻势，苏联在1941—1942年间强烈要求并一再敦促英美盟国开辟第二战场，以减轻苏军压力，加速对德战争的胜利。对此，英美均以各种理由拒绝，直至1943年底的德黑兰会议上，三方才达成于1944年夏天实施的协议。但在登陆选址上，英国又与苏、美相左，反对苏联主张、美国同意的从欧洲西岸登陆的作战方案，单独炮制了所谓“打击鳄鱼腹部”的“巴尔干方案”，旨在先于苏军进入巴尔干。第二战场的迟延开辟固然有其客观原因，但不可否认受制于英美的政治战略：苏联是英国强大的政治宿敌，其在战争中所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使英国忧心忡忡，它认为苏联必定成为威胁它战后左右欧洲大陆的最大障碍。因此，英国指望苏德相互厮杀，两败俱伤，从中保存自己实力，以获取战后有利的国际地位。“巴尔干方案”更反映了战后英国要称霸欧洲的意图：希望打进巴尔干后可以跟南、希、土及中东、北非连成一气，保住东南欧势力与东地中海及中东的传统利益，以使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经地中海，到苏伊士运河，达远东的大帝国生命线，牢牢控制在英国手中。因为英国的这一如意算盘，也将损害美国的战后利益，故美苏联合抵制，使该方案流产。

“英国人和美国人非常精明，直到他们认为军事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才渡过英吉利海峡，在诺曼底登陆”⑽。1944年上半年，当苏军向西推进，席卷东、中欧时，英美盟军马上开辟了第二战场，并迅速向西欧强攻，旨在打败德国后，“占领更多的地盘”⑾。二战甫停后，英以所占地盘与苏联讨价还价，这一“冷战”事实证明英国始初削弱苏联的动机。如同斯大林指出，英国在第二战场问题上的态度，是其自拿破仑战争以后，无力只身介入欧洲事务，便采取先让别人打，待大局已定，再安稳介入，坐享其成的策略。19世纪晚期的德国首相俾斯麦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的政策永远是这样：在欧洲大陆上找一个用自己的拳头去保护英国利益的傻子。”⑿二战中英国的对苏外交仍受这种半个多世纪以来政策的影响。

（二）关于对德国处置问题。

首先，在分割方案上双方分歧相距甚远：英国始初只主张鲁尔、莱茵国际化，将南德与奥、匈等中东欧国家建立一个多瑙河联邦；苏联则坚持对德进行分割占领，主张使德国成为非工业的农牧业国家，以防德国的再生与东山再起，消弭其安全的隐患。在莫斯科三外长会议、德黑兰会议与1944年丘吉尔访苏时，英国一再抛出自己计划，均遭苏联否决。雅尔塔会议上，英国新抛出的消极分割方案与苏联的积极分割方案直接顶牛。因此时大战指日可胜，英国已在考虑如何利用未来的德国对付战争中不断强大起来的苏联了，正如美国外交家波伦指出的那样：丘吉尔觉得“欧洲需要一股力量来消除苏联的势力，实际上是赞成让一个统一的德国和法国担当起这项任务”⒀。后因德国投降在即，战局已定，分割之势不可逆转，双方才认定了分区占领的事实。

其次，围绕德国的赔偿问题，苏联谋求德国最大限度的赔偿，以避免像20年代那样，不但对德制裁不力，反使德国经济迅速复活，因而，苏联提出德国赔偿200亿美元，并应享用一半，其中10％－15％应从西方占领区获取。英国虽也期望获取赔款，但反对苏联方案，它唯恐把沉重的赔款强加给支离破碎、千疮百孔的德国，会引起革命、社会骚乱，更不愿苏联获利太多。为此，斯大林与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发生舌战，在波茨坦会议上相互指责乃至嘲讽，后经讨价还价才达成妥协。但是，德国问题一直成为战后苏与英（美）矛盾、“冷战”’的焦点之一。

（三）关于波兰问题。

波兰沦亡后，其国土分别被德苏占领大战后期，波兰的复国与重建被提到日程并成为盟国关注的焦点，苏英尤甚。苏联总结历史经验，认为波兰是其安全带上关键的一环，极力谋求以使波兰成为自己防德的屏障，避免在未来的战争中再度成为德国直接进攻的目标。斯大林认为，“波兰应当是强盛、又友好”的苏邻，他想以德国领土为代价换取苏联东方战线的合法化，并认为：“这关系到俄国的重大利益。⒁”而英国却“希望看到波兰成为一个对抗苏联的‘欧洲斗士’，或至少不依附苏联”⒂。可见双方战略大相径庭。因此，围绕波兰问题英苏经过多次谈判，针锋相对，鸿沟颇深。其中波兰领土与政权问题是矛盾的核心。关于重建后的波兰政府．英国只承认流亡政府，诋毁、抵制苏联境内的临时政府，而苏联则坚持由其支持和卵翼下的临时政府为基本力量组建政府。双方不可更改的态度在雅尔塔会议上充分展现。关于波兰东西疆界问题虽达成妥协，但关于其西部疆界划分，以尼斯河的东端或西端为界，仍各自固执己见，互不相让，成为一个历史悬案，使得波兰疆界问题又成为自18世纪以来骚扰欧洲的一个不安定因素。

上述英苏在德、波问题上的矛盾，从根本上反映出两国不同利益与战略目标。谙熟政治韬略的丘吉尔深深懂得：欧洲是大国争霸的重点，英国未来的争夺对手必定是苏联，要使对苏竞争取得优势，确保英国在欧洲的盟主地位，必须穷其所能，遏制苏联在东欧的势力，因而在地理位置上对抗的起点越靠近东欧越好。1942年10月，丘吉尔在致外长艾登信中说：“我们必须承认：我的思想主要在欧洲，恢复作为现代国家和文明之母的欧洲的光荣。假如俄国的野蛮主义蹂躏了欧洲古老国家的文化和独立，那将是一场不可估量的灾难。⒃”其与苏联争夺欧洲的野心跃然纸上。“霸王计划”实施后，英国急切想闯进中欧、遏制苏军，连罗斯福也承认英国“迫切地想打进中欧，使红军无法进入奥地利与罗马尼亚，假如可能的话，甚至连匈牙利也不让红军进入”⒄。这是世人皆知的事。那么，苏联谋求东欧的势力范围，是想利用其在战争中膨胀的实力向欧洲心脏地区伸展，进一步拓宽势力范围，以便在与英等西方国家的未来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因而在德波问题上，苏联原则坚定、态度强硬。德波问题成为战后冷战的“潜因”。

（四）对伊朗和阿富汗的争夺。

1941年8月，苏英军队分别从北南对伊朗实行军事占领，并迅速肃清伊境内德军力量，以打通一条通往苏联的军事物资补给线。10月，双方又共同努力进军阿富汗，驱逐了轴心国势力。此后，又成立了中东补给中心（The Middle East Supple Centre），统一协调、管理、筹划和解决中东补给。但苏联出于国防安全需要，还欲使南邻的土耳其、伊朗受其卵翼，因而对其伊朗北占五省实行文化政治合二为一，加强军事控制，使之“纳入他们安全体系的‘铁幕’之内，对英美文武官员接替上述地区，甚至是为了办理与共同的战略部署密切相关的事务，都面有难色”⒅。英国则千方百计试图冲破苏联竖起的“铁幕”，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前，一再拒绝通过伊朗给苏联援军，企图借机取代苏联控制伊朗。此后，双方形成僵持之势，并针锋相对地角逐伊朗的石油开采权，这些都预示了战后双方化玉帛为干戈的“冷战”关系。

综上所述，共同的命运、别无选择的战争处境，促使英苏二战中的全面合作；而不同的战略利益使两国又矛盾斗争。法西斯大敌当前，民族存亡攸关的现实使合作成为主导，成为任何一已私利不能打破的主流。二战中的英苏关系说明：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国家，在共同的。根本利益的选择上，可以求同存异、携手合作、平等互助、互利互惠；但是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始终是高于一切的。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合作只能以平等、互惠为基础，不允许搞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这也许是当前我国在对外开放中以资借鉴而不可忽视的。

注释：
⑴⑻1941年6月23日《泰晤士报》。转引自秦衡允等译，[苏]费·格·特鲁斯基：《英国现代史》，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49页。
⑵⑹⑼方连庆主编：《现代国际关系史》（1917—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66、471、555页。
⑶麦克米伦：《战争狂飚（1939—1945）》，纽约，1968年，第100页。转引自时殷弘：《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对苏租借援助》。《上海学刊》（南京）1996年第3期。
⑷戈尼昂斯基等编：《外交史》卷4（中译本），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32页。⑸张海麟等著：《第二次世界大战经验与教训》，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页。
⑹W．H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他们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819页。
⑽  B．L．Montgomery：The path to Leadership Loudon.1961．P.P.201－204。
⑾ 刘陵、洪育沂主编：《国际关系史简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59－260页。
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缩微胶卷、苏联、第一部分，942—1946》，转引自《世界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5期，第38页。⒀ 波伦：《历史的见证》，纽约，1973年，第183页。
⒁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6页。
⒂安德尔斯：《流亡的军队》，伦敦，1949年，第210页。
⒃ 解力夫：《临危受命——丘吉尔》，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70页。
⒄ 朱贵生等编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8页。
⒅乔治·柯克：《战时中东》，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