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法西斯入侵英国盟国波兰，又挑起苏德战争，促使英、苏先后加入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来，开始了英苏两国在二战期间的新关系。由于休戚相关的利益，出现了两国关系史上短暂的“蜜月”，其特点是：既合作又斗争，在合作中有斗争；既协调统一，又矛盾分歧，在统一中有矛盾，但以伙伴合作关系为主。其矛盾随着战争进程而变化，大战末期愈演愈烈，从而形成战后的“冷战”关系。本文拟就英苏战时的关系作一简要论述。
一、共同的敌人、相同的命运，奠定了英苏合作的基础。为了战胜法西斯；两国间进行了广泛的协作与配合。
二战初期，希特勒利用苏联与西欧国家之间的不和，通过“闪电战”方式，迅速占领了欧洲十余个国家，直至威逼英、苏心脏——伦敦、莫斯科。这样，英苏面临着共同的选择：要么被法西斯打败，要么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德国。德苏开战当天，登基伊始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就表示，鉴于国难当头，英国要义不容辞地援助“俄国的危难”。因此，以德苏战争为契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维护自身利益，英苏相互放弃了一战后久有的敌视态度，以打败法西斯、重建世界和平为目标，进行了广泛的战时合作。表现在：
（一）经济上力所能及的相互援助。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当天晚上9时，丘吉尔在广播中声明，英国将给予苏联以“任何经济和技术上的援助，只要我们能办得到和对苏联有利”⑴。次日，丘吉尔审时度势，果断指出：“我们将尽一切力量帮助俄国与俄国人民。⑵”旋即双方举行了协商、洽谈。1941年7月 12 日，英苏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对德作战中联合行动的协定》，双方保证在对德战争中相互给予各种援助和支持。同年8月中旬，双方又达成贸易贷款和支付协定，英国向苏联提供了急需的军用物资、一次性贷款1千万英镑，而苏联则向英国提供了短缺的原材料，以助其扩大军工生产。到该年底，英国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向苏联提供了669架飞机、487辆坦克及其他武器，并与美国一同向苏联供应了价值约10亿美元的各种物资 150万吨。到 1943年底，英国向苏联共提供了1．877亿英镑的援助。
史学界过去认为英国对苏援助甚少，不及美国，因而无足称道，而笔者则认为二战期间的英国援苏意义非能等闲视之。
其一，英对苏援助不及美国，这是由其实力决定的，但英国提供的援助却是自觉主动、力所能及的。当时，大英帝国危机四伏，英伦三岛朝不保夕，对苏援助必然受到限制，但其援助却富有诚意。1941年秋，英国供应部官员哈罗德·麦克米伦说：对苏援助是“我们的圣经”，“我们保证兢兢业业、逐字逐句地予以执行”⑶，表明了英国援苏的原则立场。1942年上半年，丘吉尔演说时坦率表示：“如果考虑到俄国为消灭希特勒、为我门共同的事业所做出的一切，我们为俄国所做的事太少。⑷”丘吉尔的歉疚之情表明了援苏的诚意，但却感到力不从心，因此，英国便设法促成美国对苏更多的援助。美国1942—1943年对苏440万吨物资援助计划的成行，就是由于英国坚持的结果。且在美国实施对苏联一千多万吨物资援助时，英国克服重重困难，承担了运输、护航的主要责任，贡献非小。
其二，英国援苏更坚定了苏联抗德信心，促成了苏联与英国关系的改善，有利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形成。在美国参战前，英国援苏消除了苏联对西方持有的深刻的不信任感，这种援助不仅解决了苏联前线的部分急需，更促成其与伦敦诸国流亡政府关系的改善。同理，互援是双方力量与信心的支持，对于双方坚决不妥协的对德斗争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政治上磋商协调达成谅解与合作。
大战期间，两国以求同存异为原则，通过首脑或政府要员间的沟通、会晤、磋商等方式，共同策划了打败法西斯的方略，实现了两国政治关系的转折和发展。期间，仅斯大林和丘吉尔间的往来信件就达504件⑸。在1941年7月签订的《英苏关于对德作战联合行动的协定》中，双方保证不单独对德停战或媾和，直至彻底击败德国，这成为两国关系的转折点，标志着英苏结成了事实上的反法西斯同盟。同时，由于苏联转入反法西斯洪流并成为事实上的抗德中坚，加上英美的协调，流亡伦敦的九国政府也迅速与苏复交。同年9月，英苏等11国在伦敦举行同盟国家会议，共同声明遵循旨在维护和平、正义，彻底摧毁纳粹的《大西洋宪章》的原则。这样，由于包括英苏在内的盟国的共同努力，反法西斯的战时大同盟得以形成，它体现了英苏及诸盟国的共同意志，也成为战时合作的大舞台。此后，英苏政治协商不断加强，1942年5月下旬莫洛托夫应邀访英，签订了有效期为20年的《英苏同盟合作互助条约》，它规定：两国在对德作战期间互相支援，非经双方同意，不得单独缔结任何协定或和约，初步达成了开辟第二战场的协议，并约定战后共同行动保卫和平。这一条约加强了两国的政治团结，其国家关系得到了空前发展。之后，通过1943年10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同年的德黑兰会议，两国关系得到了巩固，表明英苏等“盟国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巩固和持久了”⑹。更为可贵的是在整个战争中，两国始终遵循了通过协商解决分歧、促进合作的原则，第二战场的开辟、联合国的组建、惩办战犯、德国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波兰重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先后在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及波茨坦会议上得到了解决。尽管当中亦有不快及至龃龉，但能求同存异，奠定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础。
不仅如此，英苏还就有关实质利害冲突问题理智地达成妥协。如两国首脑在1944年10月通过谈判就巴尔干势力划分达成了秘密协定，即英国在南斯拉夫、匈牙利享有50％、在保加利亚享有25％、罗马利亚享有10％、希腊享有90％的影响，其他部分归苏联享有。这反映了双方在巴尔干地区的军事平衡，但这种平衡是在苏军已进驻罗、南的情况下做出的让步。丘吉尔认为是苏联给予英国的“特别的诚意”，“信守自己的义务”⑺的表现。因之，英（美）苏合作实现了共同的战略目标，不因矛盾打破战时合作。
（三）军事上较密切的战场配合。
德苏开战后，英国即从海上加强了对德国的封锁，组织北非战役，打击法西斯的北非力量。1941年冬，德军猛攻莫斯科，锐不可当，莫斯科岌岌可危。北非英军为了配合苏军行动，迅即向利比亚德意军发起“十字军行动”，促使莫斯科的部分德军移师地中海，隆美尔非洲军团又深陷利比亚沙漠之中，从而减轻了苏军压力，使莫斯科绝处逢生、化险为夷。尤其是1942年秋的阿拉曼战役与斯大林格勒会战密切配合、相互照应，沉重打击了德国法西斯。英军还参加了西西里岛战役及对意大利南部的进攻战，对于肃清德意北非军队、促使意大利退出轴心国，以分散牵制德军起了重要作用。1944年，英美盟军诺曼底登陆成功，使德国法西斯处于腹背受敌态势，有力地促进了苏军的反攻进程。同样，对于苏军而言，尽管主要是在本土作战，但它抗击的是最凶恶的法西斯——德国，牵制了德国法西斯军队主力，因此，对英国无疑是直接和最有力的配合与支持。“这场战争使英国无论在宗主国，还是在中东，都有了必要的喘息机会，以便整顿自己的武装力量”⑻，使英伦三岛在不列颠之战后能“风平浪静”。大战后期，苏军以风卷残云之势横扫东欧德军，消灭了德军有生力量，配合了第二战场的成功开辟，使英美军队迅速推进德国腹地，对于最终摧垮法西斯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双方上述积极举动及重大胜利的获取，英苏首脑曾互相予以热烈的赞贺和高度的评价。
英苏军事配合不仅表现在军事行动上，而且还表现在战略方针的制定、重大军事行动的统一筹划部署上，如英苏美三国外长曾共同拟定、谋划过击败德军的计划。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赘述。
总之，合作是英苏二战期间关系的主流，由于合作而加深了理解与信任，由战前的对手转为盟友，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反法西斯力量。
那么，英苏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各异，积怨已久，为何能在大战中共释前嫌，携手合作呢？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它们同轴心国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所致。就苏联方面而言，德国的背信弃义，撕毁了签订还不到两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苏联不得不重新审视其二战初期的外交，终于对西方民主国家有了新的认识，并意识到法西斯是不共戴天之大敌，大战是民主与专制的殊死大搏斗。为了扭转德军闪击下被动挨打的局面，最大限度地争取盟友，孤立并打击法西斯，苏联愿意且必须与英国等合作互助。特别是就英国方面而言，援苏对其“命运”更为重要：首先，德苏战争爆发时，德国占领了欧洲大部分地区，震醒了英法绥靖政策的迷梦，使大英帝国面临着德国法西斯的全面挑战；德国入侵利比亚，对大英帝国中近东殖民地和海洋交通线造成了直接的威胁；德国同时还加强了对伊朗、伊拉克的经济渗透与侵略，形成了对英国势力范围的全面争夺；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扩张，危及了英国亚太地区的殖民地与自治领……帝国大厦行将倾覆。丘吉尔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感到处于危如累卵境地的英国，应该利用德军主力远离英国的有利时机，加强本土和中东防御；同时通过援助苏联、鼓励苏联的对德行动，以牵制德军，防止德国打败苏联后再挥戈西进，直捣英伦三岛。其次，援苏有助于维持英苏战时同盟，冰释苏联自30年代后期集体安全努力失败后对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深重顾虑和敌对态度。再次，可以一箭双雕：一方面可利用苏联力量击败德国，掘法西斯之墓，减少英国的牺牲；另一方面可使苏联在对德战争中削弱，“躺在手术台上”，从而为英国继续执欧洲大陆之牛耳，乃至主宰世界事务扫除障碍。因而，英国主动援苏，甚至亦不惜作出牺牲、付出代价。深谙韬略的丘吉尔真切地道出了其援苏主旨之一：“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为了我们的利益的事。”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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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的国家利益与战争目的，决定了英苏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其缓急程度随着二者所受威胁之变化而变化。
苏联参加二战的目的是：打败德国法西斯，捍卫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建立有利于自身的战后安全体系。英国参加二战的目的是：铲除德国法西斯，借机削弱社会主义苏联，重振大英帝国雄风，建立以英国为主宰的欧洲新秩序。二者在打败德国法西斯这点上是共同的，这是携手合作的前提和动力。但二者国家利益不同，意识形态有别，积怨已久，陈见颇深，因而在其合作的统一体中，不可避免地存有矛盾与分歧。随着战争主动权移至盟国手中，矛盾也初显端倪，待胜局已定，矛盾亦愈演愈烈。反映在盟国三强中，在一些利害冲突上，英国或单独或联美抗衡苏联，从而播下了战后不和的种子。具体表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