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近代史学奠基人的梁启超，不仅在新史学理论的探索及多领域的历史研究中作出了示范性的贡献，还在推进我国历史教育的现代化方面进行过一些有益的尝试。纵观梁氏一生行迹，除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和舆论宣传活动外，倾注精力较多的便是历史教学工作。还在戊戌变法时期，他就应聘出任湖南时务学堂“中学”总教习。1920年退出政坛后，复长期执教于天津南开和北京清华等学校，致力培养历史学专业人才，积累了大量的历史教学经验，并提出过一系列现代历史教育的主张。这些主张，对于今天的历史教学改革，仍有一定的反思价值，这也是本文探讨梁氏历史教学思想与实践的微意所在。

  一、培养现代国民素质的重要手段

戊戌变法以后，随着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展开，“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日益受到新思想界的重视。梁启超也认为，处今列强纷争之世，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首先必须“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之结为团体，［1］”所谓“特色之国民”，乃指“备有人格”，“即谓成为人之资格也，品行、智识、体力皆包于是［2］”，也就是应当具备爱国家、爱民族、重公德、有知识等现代国民的基本素质。后又强调：史学为很重要的一门学科，尤以中小学的国史教育为要，“倘若中小学教育里头没有好好的国史教育，国民性简直不能养成。［3］”认为要造就一种新国民，决不可忽视历史教育，因其在开启民智、培养人民爱国意识方面实有着其他学问难以替代的功用。

在他看来，历史教育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可为现实的社会改造运动提供可观的思想动力。他指出。自洋务兴起以来，中国经多方面努力，眼界已有所开阔，然大部分国民仍既不知世界现状，也不明国家未来。欲改变此种落后状况，唯有“但与之反复讲明政法所以然之理；国以何而强，以何而弱；民以何而智，以何而愚。令其恍然于中国种种旧习之必不可以立国，然后授以东西史志各书，使知维新之有功，［4］”这样，便能为变法自强奠定广泛的思想基础。为此，还在戊戌变法时期，他就撰写了《波兰灭亡记》、《日本国志序》、《俄土战记叙》等史志史论，向国民宣传变法思想。

为使历史教育更切合实际，他还针对受教育的不同对象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

如官吏的道德修养、知识水平和办事能力在当时往往决定着许多事情的成败。鉴于其时的官僚大多浑浑噩噩，鼠目寸光，为改变这种状况，他主张在各省办一课吏堂，大小官吏一起入学，学习“各国约章、各国史志，及政学、公法、农、工、商、兵、矿、政之书［5］”，使其了解世界大势，吸取东西各国史志中容纳的智慧和道理，以提高知识素养。

对于一般的读书士人，他主张通过科举的改革，引导他们学习政法、算术、技艺、医学、兵法、历史等有用之术，逐步改变他们只知八股制艺的旧知识结构，使“以能读皇朝三通、大清会典、大清通礼，谙习掌故者为及格”［6］。至于乡试，也应考中外史学，“专问历代五洲治乱存亡之故”［7］，以促使人们学史，从中培养出一批察古知今、了解世界的新型人才。

对于妇女，他也提出了不少具体意见。他认为，女子是国民之母，她们的文化素质往往决定着整个民族的人口素质，因此，尤应注重开启女智。他指出，通过教育，应使女子“知有万古，有五洲，与夫生人所以相处之道，万国所以强弱之理”［8］。这里所谓的“知有万古”，其实就是历史教学的范畴。他还把日本女子学校的课程设置介绍给国内，其中就有“历史”一科［9］。稍后又具体规划了女学堂的教学内容和方法，规定女学堂功课“中文西文各半；皆先识字，次文法，次读各门学问启蒙粗浅之书，次读史志、艺术、治法、性理之书。［10］”把“史志”列为女学堂的必读书之一。1922年，梁启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大学作讲演时说，“有四种职业现在人才甚缺乏，前途开拓的余地甚多，而确与女子特长相适应者”，第一种即为“史学”［11］，希望女子去充任中小学里的国史教员。从倡导女子学习历史，到鼓励女子去传播历史知识，充分表明了他对历史学的开启民智，教育国民的功能寄予了厚望，同时也折射出他已经有意识地把女子作为历史学科的师资力量来进行培养。

在批判科举制度、倡议建立新式学堂教育的同时，梁启超也未忘记强调历史教育的重要性。在师范教育上，他主张仿效日本的师范教育课程模式，“略依其制而损益之：一须通习六经大义；二须讲求历朝掌故；三须通达文字源流；四须周知列国情状；五须分学格致专门；六须仞习者诸国言语。［12］”并建议张之洞“因两湖之旧而示以所重，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当今时势为用，而以各国近政近事辅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13］，即整顿两湖书院，把它办成一所讲习政法之学的近代“政治学院”。在此，他把历史教学作为培养国民参政意识和参政能力的重要方法之一。后在《与林迪臣太守书》中，又指出政治教育应借助“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的历史教育来推行。这与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密切相关。他认为，经学、史学、地学、算学等，“皆将学焉以为时用也”［14］，只要关于借鉴古今中外史籍中的治乱兴衰之道，必能有稗益于现实政治活动。

梁启超如此强调历史教育在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上的作用，不但是出于对传统史学功用的深刻感受，同时也反映了他对西方近代史学社会功能的理解。在他看来：“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15］”因此，在现代国民性的改造、普通民众道德和知识素养的提高，以及民族独立富强事业的推进过程中，皆应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宣传和教育作用。

二、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上探索历史教学的新模式

梁启超不仅在建立现代史学的功能观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设想，还为这一目标的实现、尤其是现代历史教学的革新进行了认真的尝试。

还在1897年出任湖南时务学堂中学总教习期间，他就积极投入这场教学改革的实践。其亲手制订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规定“史学”为应读课程。学生除了学习历朝掌故沿革得失，还要读《日本国志》、《万国史记》、《泰西新史揽要》等书。在教学制度上，他主张“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用学堂之法教之；专学中学不学西文者为外课，用书院法行之”［16］。教学方法“除上堂讲授外，最主要者今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座论”［17］。从中培养出一批维新变法的志士。

1920年以后，他更是把主要精力投入了史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中。他认为，大学教育之目的在于“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于世界之文明是焉”［18］。为实现这一目的，他主张在高校营造自由研究的学术风气。在教学上，可由学有专长的教师组成讲师团体，开设自由讲座，所讲各科之间应有所联系；讲授时间不宜太多，让学生有较多时间自习或与老师讨论，注重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才华，使“天才瑰特之士不至为课程所局，可以奔轶绝尘尽其才矣。如此则教育不至为‘机械化’，不至为‘凡庸化’，社会上真面目之人才，或可以养成也”［19］。他倡导的实际是一种鼓励学生自主研究，教师从旁加以指导的启发式教学。其优点是，师生之间可由此建立起和谐、密切的关系，同时使学生个性才艺获得充分的施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