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指出，违背多闻阙疑的史学批评原则必然会导致两种错误结局。其一，史学批评必须坚持多闻阙疑的原则，否则其结论不是忽视历史事实的存在，就是虚构历史事实的存在，结果都不会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他说：“古人著书命篇，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说者不求篇内之义理，而过求篇外之标题，则于义为凿也。”[48]这种史学批评方法，很容易误导世人治学出现偏差，形成不知而妄作的风气。章学诚批评明清之际学者费密所谓其学出于子夏七十二传和孔子以来七十子传人具在的说法，指出“此二事皆费氏之大谬戾者，其故出于不甚学，而喜穿凿也”[49]。所以，必须屏弃凿空立论的错误史学批评方法，确立多闻阙疑的正确史学批评方法，才有利于史学的良性发展。章学诚认为“读史阙疑，姑存以质智者”[50]，这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可以有效地避免因无知而议论不实。他还指出：“阙疑之说，不特诂义为然，论文亦当如此理也。”[51]强调评论经史之文应当特别慎重，必须采用多闻阙疑的方法。其二，史学批评应当审慎之至，如果凿空立论，必然会虚构史学批评的标准，或强人以所难行，或责人以所难受，造成误解古人的恶果。章学诚批评有些学者解经论史穿凿附会，褒贬议论无当于事实。他指出清代经学家汪中所谓墨学出于《伊尹》、《太公》、《尹佚》等六家之书，墨子诬孔与孟子攻墨等于诸子之相非的观点，皆属穿凿附会之论，在史学批评方面没有价值。因为春秋以前尚无诸子著书之事，“盖道家有称太公、伊尹之言，后人误为即太公、伊尹之书；墨家有称尹佚之言，后人误为即尹佚之书。……而汪中叙六家为墨氏渊源，不其傎乎！”[52]针对当时的经学家孙星衍关于墨家文化出于夏礼的观点，章学诚评论说：“夏、商典礼，其损益者已入《周官》，譬如伊、洛已入河流，固无从分其源派；其未尝损益者守在子孙，故孔子之于夏、殷礼，不求之于《周官》而求于杞、宋之文献也。孔子既曰杞、宋文献不足证矣，生孔子后者又能学于夏礼，是诬世也。”[53]孔子距离夏商两代很近，尚且因为文献不足而无法认识其礼乐制度，孙星衍又远在孔子之后，更不可能考证清楚墨家文化中哪些内容是夏礼，哪些内容是商礼。章学诚说：“《墨子》之书，谓出夏礼，说似奇创，实无所本。”[54]孙星衍评论上古三代与后世学术发展的渊源关系，结论完全是通过比附牵强得出的，并没有多少事实根据，不仅结论不正确，而且史学批评方法也存在失误。
（三）史学批评必须做到知人论世，不应苛求古人。《孟子·万章下》提出“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这是对知人论世原则最早的表述，后世史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有所遵循，但从理论上发展了这个原则的是章学诚。章学诚认识到各种非历史主义史学批评方法给中国史学带来的严重危害，强调认识史学必须运用正确方法，给史学批评注入了理性因素，形成了知人论世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
章学诚从史学批评方法论的高度对知人论世的内涵做了系统阐述，指出史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知世”而“论人”，强调必须了解古人所处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他认为：“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屈伸忧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况生千古以后乎？”[55]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社会是人类存在的唯一方式。历史的进程是由许多“时”与“位”的链条环节组成的，它们反过来又对史家的认识起着制约作用。史学批评必须考虑到这两个方面的影响，这是知人论世方法的基本内涵和跟本原则。
第一，所谓了解“古人之世”，就是要充分考虑到不同时代的人处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具有不同的思想与认识水平。章学诚指出：“人不幸而为古人，不能阅后世之穷变通久，而有未见之事与理；又不能一言一动处处自作注解，以使后人之不疑；又不能留其口舌以待后生掎摭之时出而与之质辨，惟有升天入地一听后起之魏伯起尔。然百年之后，吾辈亦古人也，设身处地，又当何如？”[56]只有把被认识的对象置于该时代去做评价,才不会出现史学批评的诬枉,苛求古人。如果“学者能读前人之书，不能设身处境，而论前人之得失，则其说未易得当也”[57]，说明“知世”而“论人”方法在史学批评中极为重要。章学诚按照这个标准考察了古今学术发展的不同面貌，对古人和后人的治学特点做出批评，指出由于时世不同，处在不同时代的人们行事也必然不同，史学批评必须充分考虑到这种关系，才可以做到知人论世。所以章学诚说：“故必明乎调剂盈虚之说，然后可以知人而论世也。”[58]他在具体的史学批评中，自觉坚持这一原则。如评论司马迁撰史说：“才之长短不可掩，而时之今古不可强。司马迁述《尚书》、《左》、《国》之文，孑孑而不足；述《战国》、《楚汉》之文，恢恢而有余。非特限于才，抑亦拘于时也。”[59]从历史时代的远近和遗留史料的多寡评价了司马迁《史记》详近略远的修史义例，做出知人论世的评价。章学诚还从时代特点评价了历代史家对魏蜀正统的不同看法：“昔者陈寿《三国志》纪魏而传吴、蜀，习凿齿为《汉晋春秋》，正其统矣。司马《通鉴》仍陈氏之说，朱子《纲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应陈氏误于先，而司马再误于其后，而习氏与朱子之识力偏居于优也。而古今之讥《国志》与《通鉴》者，殆于肆口而骂詈，则不知起古人于九原，肯吾心服否耶？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诸贤异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60]陈寿、司马光尊魏和习凿齿、朱熹尊蜀，完全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并非存在史识上的优劣。这种设身处地评价前人的做法，不仅避免了因不察时代而空论正统的不良风气，而且揭示出特定时代对史家观念的影响，阐明了各个时代史学的性质和特征。在关于东魏和西魏孰为正统的问题上，章学诚也做出同样的批评：“魏澹撰《魏书》，自道武及恭帝为十三《纪》，是以西魏为正统。而收《书》乃以孝静帝武定八年高洋篡位为魏之亡，是以东魏为正统矣。盖魏收北齐人，不能不称东魏，为高氏争国统也。澹则入周，自不容不尊西魏矣。古人著书，当为设身处地。”[61]充分考虑到各自时代政治环境对两位史家历史观念的影响，做出了知人论世的评价。这种评价方法是把史学著作与著书者所处的时代结合起来，从时代所能够提供的社会条件和学术条件评价其史学成就，最大限度地尊重历史事实，做出朴素历史主义的评价。
第二，所谓了解“古人之身处”，就是认识到由于客观环境的不同，个人的遭遇和旨趣也不相同，只有弄清楚被认识的对象所处的具体环境，才能做到恰如其分地评价。章学诚指出：“读古人之书，不能会通其旨，而徒执其疑似之说，以争胜于一隅，则一隅之言不可胜用也。”[62]如果不清楚古人立言宗旨，而仅就其枝节做评价，自然不能得其要领。那么，怎样才能把握古人立言宗旨呢？章学诚说：“夫人之所以谓知者，非知其姓与名也，亦非知其声容之与笑貌也。读其书，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而已矣。”[63]读书明了古人言论中说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必须搞清古人为什么这样说。在知道古人言论是为说明什么宗旨之后，还需要了解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这样说。因为“凡有推奖于人，不难屈己；凡欲求知于人，不嫌炫己，人之情也。有所为而言之，不必遽为定论，圣人所不免也。”[64]如果不弄清古人是在什么情况下而言和针对什么而言，仅从字面上理解就轻易下结论，往往会导致评价失实。评价古人的学术思想必须考察其具体背景，结合其立言的针对性，然后才能得到正确认识，而不是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歪曲古人的思想。章学诚反对“今之泥文辞者,不察立言之所谓，而遽断其是非”，批评他们不顾前人所处时世，不察前人立言宗旨的做法，强调应当避免“不察古人之所谓，而遽断其是非也”[65]，阐明知人论世方法的重要性。他特别指出“代圣贤以立言，所贵设身处地，非如论说之惟我欲言也”[66]，告戒从事史学批评者“论古之深患”[67]在于对前人言论先入为主，因人而异，欲贬其人则讳言其创始之功，欲褒其人则附会其言而求之过深，而不考察立论寓意的深浅，然后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所以导致偏颇认识。章学诚指出前人史学批评的缺陷，非常注重考察其史学批评方法是否恰当，具有极其重要的朴素历史主义方法论价值。
四、结语
综括以上三方面内容，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8世纪中国史家章学诚的史学遗产蕴涵着极其鲜明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为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宝库增添了宝贵的财富。如果我们把章学诚和中国古代另一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相比，就会发现章学诚并非以静态方法孤立地考察和评价史学问题，而是用动态方法历史地考察中国古代史学演变的轨迹，揭示出史学发展、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具有非常明显的朴素历史主义特征。归纳起来，章学诚朴素历史主义思想的内涵及其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章学诚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表现在其历史认识与史学认识中，就是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和史学自身的历史看作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而且认为它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进步和完善。他看待历史进程具有明确的“今昔互视”意识，承认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个相互连接的发展链条，任何人都无法割断这一历史的联系，表现出鲜明的历史进步观念。他看待史学进程，主张生活在当代社会中的学者评价前人的功过是非，必须要考虑到自己的认识与成绩是建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讳言对前人的继承关系，这样就会导致思想偏激，同样给后人留下批评自己的口实。学者在治学过程中只有力戒褊急偏颇，不去互争门户，才能促进学术思想正常发展，从而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进步。他提出为史家立传，全面反映历代史学学术史内容，主张考察和记载各个时期史学发展的源流，深入评价其利弊得失，为后代史学发展提供借鉴，其史学认识中闪烁着鲜明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的光辉。
第二，章学诚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表现在其史学批评方法和原则认识中，就是主张必须历史地评价前人史学的成就和不足，避免主观臆度、穿凿附会、凭空虚拟和以后证前等各种非历史主义方法。他不仅指出了前人在具体史学批评中的失误，而且从方法论的高度揭示出正确的史学批评原则，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方法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章学诚史学批评反对“因后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实事”的认识包含着两层含义，既反对古代无其事而后人以为有，又反对古代有其事而后人以为无，这两种做法都属于以后例前的错误，是史学批评上最容易导致失误的方法。史学批评不能主观割裂史学的发展进程，用后世发展变化了的标准掩盖古人缺陷或者抹杀前贤的功绩，应当正确认识史学继承和发展的相互关系，确立从实际出发看待前代史家功过的思想观念。他还强调史家考察前人的学术思想或史学成就，不能轻易凿空立论，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做出有充分事实根据的评价。他提出史家评价历史人物功绩或失误的原则是不仅要看到历史人物所受的时代局限，而且还要注意到他们比前人的进步之处；不仅要认识历史人物的思想，还必须考察他们所处的客观条件，进一步揭示其思想认识产生的根源，恰当地评价他们的功过与得失，阐明了史学批评中的知人论世原则。章学诚在史学批评中所表现出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理论与方法论中极其宝贵的内容，为近代科学历史主义思想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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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文史通义》内篇五《史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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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文史通义》外篇三《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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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章氏遗书》卷二七《湖北通志检存稿·前志传序例》。
[35]《章氏遗书》外编卷一二《永清县志前志列传序例》。
[36]《章氏遗书》外编卷一二《永清县志前志列传序例》。
[37]《章氏遗书》外编卷一二《永清县志前志列传序例》。
[38]《章氏遗书》外编卷一八《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
[39]《章氏遗书》外编卷一八《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
[40]《章氏遗书》外编卷一八《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
[41]《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上》。
[42]《史通·六家》。
[43]《尚书古文疏证》卷五上。
[44]《文史通义》外篇一《淮南子洪保辨》。
[45]《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上》。
[46]《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中》。
[47]《文史通义》内篇三《匡谬》。
[48]《文史通义》内篇三《匡谬》。
[49]《文史通义》外篇二《书贯道堂文集后》。
[50]《章氏遗书》外编卷三《丙辰札记》。
[51]《章氏遗书》外编卷三《丙辰札记》。
[52]《文史通义》外篇一《述学驳文》。
[53]《文史通义》外篇一《述学驳文》。
[54]《章学诚遗书·佚篇·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
[55]《文史通义》内篇二《文德》。
[56]《章学诚遗书·佚篇·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
[57]《章氏遗书》卷二一《刘忠介公年谱叙》。
[58]《章氏遗书》补遗《答吴胥石书》。
[59]《文史通义》内篇四《说林》。
[60]《文史通义》内篇二《文德》。
[61]《章氏遗书》外编卷一《信摭》。
[62]《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中》。
[63]《文史通义》内篇四《知难》。
[64]《文史通义》外篇二《读史通》。
[65]《文史通义》内篇四《说林》。
[66]《章氏遗书》补遗《论课蒙学文法》。
[67]《文史通义》内篇四《说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