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于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赵翼试图用“势”来解释。势，包括时势和事势，在一般情况下可以理解为“发展的趋势”或“变化的规律”，具有朴素的辩证法的内容。在赵翼看来，“势”隐含在事物内部，决定历史事件的发展方向和变化形态。在《汉儒重灾异》条中，赵翼认为，上古时代，生产水平低下，人的认识能力不足，相信天命，敬天畏天;随着社会进步，人事变动日益频繁，天人关系日趋疏远，事天不如事人，人在社会活动中的份量增加，这是发展规律。《汉初诸侯王自置官属》条阐述西汉诸侯王从专制一方到“惟得食租衣税，贫者或乘牛车”的权力变化过程，指出“法制先疏阔而后渐严，亦事势之必然也”。《公主不讳私夫》条针对西汉董偃事件后，公主贵戚多有违背礼法行为，认为这是“上行下效，势所必至也”。同样，汉初诸侯王行为放纵，是由于分封过早，专制一方，失于教养，“沉溺放恣之中，居势使然也”13。

赵翼从纵向发展过程来考察历史事件，从而突破了就事论事的局限，而且对史事的评论往往具有客观、辩证的效果。如《党禁之起》条，分析东汉党禁的起因和经过，并指出，“汉末党禁，虽起于甘陵南北部及牢修、朱并之告讦，然其所由来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九品中正制》条，通过纵向考察，认为初定制度时，承汉代察举孝廉的乡论遗风，重视才行而不涉及世爵门第，然日久弊生，中正之权操于士族之手，导致“计资定品”，形成“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究其原因，赵翼认为，“魏、晋及南北朝凡四百年，莫有能改之者，盖当时执权者即中正高品之人，各自顾其门户，固不肯变法，且习俗已久，自帝王以及士庶皆视为固然，而无可如何也”。他的分析，把九品中正制的利弊融入其本身的发展之中。

赵翼还注意到各时代风俗的殊异，并且力图用“势”来解释。他认为“东汉尚名节”之风与其时选举制度有关，“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遂成风俗”14。同样，六朝清谈玄学也是“风气所趋，积重难返，直至隋平陈之后，始扫除之。盖关陕朴厚，本无此风，魏、周以来，初未渐染，陈人之迁于长安者，又已衰微不振，故不禁自消也”15。其他如《贞观中直谏者不止魏征》、《五代藩帅劫财之习》、《元季风雅相尚》、《明言路风习先后不同》等条，都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从发展的角度进行评论，分析其渊源和产生的原因。

赵翼用时势或事势观点对许多历史事件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如对武则天，既论及其纳谏知人、政治清明的一面，又指出其荒淫残忍之处。同样，对于宦官、王安石变法、金代考选官吏及推排物力之制、明代政治得失的评价也基本上符合实际。当然，仅用“势之必然”来解释复杂多变的历史事件是不可能完整准确的，而且它虽能解释某些具体问题，但对于整体的历史考察和历史规律的把握是无能为力的。在这方面，赵翼则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之中。

《札记》对于整体历史考察和无法解释的历史事件和政治变动，往往用不可名状的“天”和“气运”来解释。他把“天”看成是冥冥中的主宰，是无形无质的。“天命”通过“气”的运动即“气运”来显现，“气运”是天所昭示，通过自然和社会的有形可觉的变动表现出来，所谓“兴王之运，山川效灵”16即是其例。

赵翼看到汉初统治集团成员绝大部分来自社会下层，得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结论。又指出西汉中叶，“三代世卿世禄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征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认为“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但他不能真正理解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只好将它归结为“天意”17。在《元世祖嗜利黩武》条中，列举了元世祖穷兵黩武、嗜利贪财的若干史实后，指出“内用聚敛之臣，视民如土苴，外兴无名之师，戕民命如草芥，有一于此即足亡国亡身”，但适逢“兴王之运”，“故恣其所为，而不至倾覆”，由此赵翼得出结论:“三代之下，国之兴亡，全系天命，非必有道者得天下，无道者失天下也。”

除用“天命”、“天意”来解释重大政治事件和社会变动外，赵翼还以“气运”作为其演变的动力。他把王莽代汉说成是汉家“运祚中衰，国统频绝，故王莽得乘便窃位”18。在《东汉诸帝多不永年》条中，他声称，“国家当气运隆盛时，人主大抵长寿，其生子亦必早且多”，把东汉君主早夭、嗣君年幼归结为“气运”衰竭所致。同样，“晋南渡后多幼主嗣位，宋南渡亦多外藩入继，皆气运使然，非人力所能为也”。在《宋齐多荒主》、《周隋唐皆出自武川》、《元初用兵多有天助》等条，都以“气运”来解释历史现象。他还专门搜集材料写成《长安地气》条目，把古代都城自西向东迁移，说成是“气运”演化的结果。他看不到都城变迁过程中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方面的原因，而用“气运”、“地气”来解释，这显然是极不科学的。赵翼还搜集资料，写成《诵经获报》、《齐文宣帝能预知》、《辽金之祖皆能先知》等条，认为，“开天立极之君，天回旦聪明，自有不可思议者，即后世草昧开创之主，亦必有异禀，与神为谋”。至于“因果报应”之说，《札记》中更是屡屡出现，这些都反映了作者历史观方面的错误。

《札记》着眼于“经世致用”，突破了狭义的考证，综合和评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现象，在当时考据之风弥漫的时代可谓独树一帜，反映了作者卓越的才识。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凶残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对于百姓的苦难深表同情，体现了作者的重民思想。作者还从发展的眼光，对于不少历史事件进行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当然作者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史学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札记》在谴责历代暴政的同时，又对清朝的统治进行颂扬;在同情民众疾苦时，又对农民反抗予以敌视;在用时势和事势的眼光看待历史事件的变化时，又把无法解释的历史现象归结为“天意”，这些都反映了作者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注释:
1《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2《廿二史札记·札记小引》，中华书局1962年版。

3《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门人书》。

4赵翼:《瓯北集》卷四十一，瓯北全集本。

5《瓯北集》卷四十二。

6《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宦官》、《宦官之害民》。

7《廿二史札记》卷三《汉外戚辅政》。

8《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唐代宦官之祸》、《中官出使及监军之弊》。

9《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唐节度使之祸》。

10《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五《万历中矿税之害》。

11《廿二史札记》附录《钱大昕序》。

12《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一《欧史传赞不苟作》。

13《廿二史札记》卷三《汉诸王荒乱》。

14《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尚名节》。

15《廿二史札记》卷八《六朝清谈之习》。

16《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元初用兵多有天助》。

17《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18《廿二史札记》卷三《王莽时起兵皆称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