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他的史学代表作《廿二史札记》(以下简称《札记》)与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合称乾嘉时期三大考史名著。但赵翼与钱、王二人不同，他并不局限于史料考证，还通过史料比较分析和综合，考察历代政治得失和治乱兴衰。《札记》全书36卷578条，其中考证160余条，而史事综合和评论400余条，几占全书的三分之二，构成《札记》的主要内容和该书的一大特色。这些历史和社会问题的评论，较为系统全面地反映了赵翼的历史观点。

 

一

 

乾嘉时期是考据学的极盛阶段。当时文人学者大多从事考证，整个学术界几乎全部纳入考据的轨道。近人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故言清学必以此时为中坚”1。但在清代文化专制之下，当时学者们埋头于古代文献整理，从事繁琐的考证，不敢涉及当世之务。与清初相比，虽有实学之风，却无经世之旨，甚至完全脱离实际，为考据而考据。《札记》虽受这一时代思潮的影响，但作者却能从历史考证中抽身出来，着眼于“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2，从事历史上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探讨，并把清初学者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贯穿于史事评论。

在《札记》“小引”中，赵翼自称“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清初顾炎武提倡实学，“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自言“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3。赵翼谦言不敢比拟顾炎武《日知录》，实际上正表明《札记》仿效《日知录》，以经世致用为己任。《札记》刻成后，赵翼在《再题〈廿二史札记〉》中写道:“一事无成两鬓霜，聊凭阅史遣年光。敢从棋谱论新局，略仿医经载古方。千载文章宁汝数，十年辛苦为谁忙。只应纸上空谈在，留享他时酱瓿香。”4在另一首《读史》诗中，他也说，“历历兴衰史册陈，古方今病辄相陈。时当暇豫谁忧国，事到艰难已乏人。”5显然作者要通过史事来发表议论，企图以“古方”来医治“今病”，向古代史书中探求安邦治国的“良方”，传之后人;同时提醒统治者要居安思危，以史为鉴。

在《札记》中，赵翼抓住了历史上有关治乱兴衰的重大问题，胪列众多史实，加以评论，分析产生的原因，以及可以提供的教训。如两汉的外戚、宦官、党禁、经学，魏晋南北朝的禅代、世族、选举、清谈，唐代的女祸、宦官、藩镇、杂税，五代的武人、滥刑，宋代的弊政、议和，辽、金、元的制度和风习，明代刑狱、朋党、吏治、“流贼”等重大问题，《札记》都作了分析和评论。谈到东汉宦官，作者认为“先害民而及于国”，“由是流毒遍天下”，张角等人“遂因民之怨起兵为逆矣”6。在谈到两汉外戚之祸时，指出“两汉以外戚辅政，国家既受其祸，而外戚之祸亦莫如两汉者”7。对于唐代宦官专横，赵翼认为其原因在于宦官“掌禁兵”及“外使监军”8;而藩镇跋扈，“推原祸始，皆由于节度使掌兵民之权故也”。因此，他肯定宋代“以文臣知州事”，实行强干弱枝，从而“消患于未萌”9。对于宋代弊政，《札记》有多条加以论述，指责两宋加恩官吏太滥，造成冗官冗费，并增加了农民负担，进而指出，“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对明代矿使税监横征暴敛，骚扰天下，不断激起反抗之事，作者指出，“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10。赵翼这些评论，意在引起统治者的警惕，避免重蹈覆辙。所以，钱大昕称之为“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11。

不仅如此，作者在评论史事时，还借古喻今，抨击时弊。他在谈到《新五代史》时说，“欧史纪、传各赞，皆有深意”，欧阳修在评论史事之时，“警切时事”，讽喻宋代政事12。《汉时以经义断事》条在列举若干事实后，借题发挥，称“后世有一事即有一例，自亦无庸援古证今，第条例过多，竟成一吏胥之天下，而经义尽为虚设耳”。《后魏刑杀太过》条在论及北魏族诛之惨时，愤愤不平地指出，“一人有罪，害及无辜，秦、汉以来，以此法枉杀者不知其几!”在《齐梁台使之害》条论及台使催征赋税，“公私劳扰”时，指出:“后代钦差之弊，往往类此!”像这些都是面对现实有感而发的。鉴于清廷屡兴文字之狱，镇压异端，赵翼对历史上以文字贾祸史事详加揭露，如《秦桧文字之祸》条说，“秦桧赞成和议，自以为功，惟恐人议己，遂起文字之狱，以倾陷善类。因而附势干进之徒承望风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者，无不争先告讦，于是流毒遍天下”。在列举以上事实后，赵翼感叹:“其威焰之酷，真可畏哉!”这实际上是针对当时文化专制的黑暗统治而言的。类似这样的专题如《明初文字之祸》、《明初文人多不仕》等均列举了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事实。

当然，在清廷的高压统治下，赵翼虽能突破考证的框框，发表史论，但他始终不敢明确指责清朝的弊政，对于一些敏感的社会问题也极力回避。在《和议》条中，把明末抗清看作“书生误国”，指责抗清志士为“不识大体”。对于清人所修《明史》也极力推崇而不敢指其瑕疵。而且，《札记》还有多处有意借古颂今，如《元代以江南田赐臣下》条在谈及元、明官田赋重害民时，极力吹捧清廷屡减官赋，“此外无横征之赋，民之生于今者，何其幸也。”《明乡官虐民之害》条在揭露乡绅虐民暴行后，却称“由斯观之，民之生于我朝者，何其幸也”。从作者不敢明确指斥当代，到美化清朝统治，可以看出他的经世思想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二

 

赵翼从基本史实出发，进行综合评论分析，揭露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凶横、贪残和腐朽，对民众疾苦寄予广泛的同情和关注，反映了作者的重民思想。

《札记》在《宋子孙屠戮之惨》、《齐明帝杀高武子孙》、《隋文帝杀宇文氏子孙》、《武后之忍》、《五代诸帝多无后》、《胡蓝之狱》等条，大胆地揭露了历代统治者为了争权夺利，大肆屠杀的凶残行径。《汉诸王荒乱》、《宋齐多荒主》、《海陵荒淫》、《海陵兼齐文宣隋炀帝之恶》等条，列举了统治者的荒淫腐朽。《武帝时刑罚之滥》、《后魏刑杀太过》、《五代滥刑》等条抨击了封建帝王滥施酷刑、草菅人命。从赵翼评论史事的大量言论中，我们发现，他对古代政治几乎没有肯定，多半是揭露和指责。

《札记》还对民众的遭遇表示关注和同情。对于汉武帝时刑罚之滥，“廷尉及中都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又十有余万”，作者发出“民之生于是时，何不幸哉”的感叹。在《五代幕僚之祸》条，作者指出，“士之生于是时者，絷手绊足，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也”。对五代滥刑，也指出，“民之生于是时，不知如何措手足也”。对于历代横征暴敛和乡绅为害地方，赵翼也进行了揭露。在《五代盐曲之禁》条指出当时“横征无艺”，上至朝廷，下至州县官吏“峻法专利，民已不堪命，况赋役繁重，横征百出，加以藩镇之私敛，如赵在礼之拔丁钱，每户一千，刘铢之加派秋苗，每亩率钱三千，夏苗亩二千。民之生于是时者，可胜慨哉!”在《南宋取民无艺》条，指出南宋大肆榨取，“于是民力既竭，国亦随亡。统观南宋之取民，盖不减于唐之旬输月送。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明万历矿税之害》条亦指出，矿使税监“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随地生变。迨(万历)帝崩，始用遗诏罢之，而毒痈已遍天下矣”。他对民众疾苦表示同情，《明末辽饷剿饷练饷》条指出三饷加派，“民穷财尽，困于催科”。

赵翼看到了民心与民力的作用，注意到民心向背与政治成败的关系。在《王莽之败》和《王莽时起兵者皆称汉后》等条指出，王莽政策“召怨于中国”，并“肆其毒痈，结怨中外”，从而导致了灭亡。在分析汉光武帝取得天下的原因时说，“是时人心思汉，举天下不谋而同，是以光武得天下之易，故起兵不三年遂登帝位，自古未有如此之速者。因民心之所愿，故易为力也。”又认为历代亡国之君都是因为失民心而失天下的。《海陵兼齐文宣隋炀帝之恶》条指出，“自古大兵大役，未有不民怨沸腾、丧国亡身者。海陵既竭天下之力，先筑燕京，次第汴京，工役甫毕，又兴此大众，以极无道之主，行此大肆虐之事，岂有不自速其毙者”。在《明祖不嗜杀得天下》条指出，朱元璋正是因为不嗜杀人，民心归附，从而战胜群雄，成就帝业。他说，“是时群雄并起，惟事子女玉帛，荼毒生灵，独明祖以救世安天下为心，故仁声义闻，所至降附，省攻战之力大半”。而明末矿使税监，导致“民不聊生，随地生变”，终至亡国。这种民心向背的成败论，是值得肯定的。

但赵翼毕竟是封建史家，他同情民众疾苦，看到民心与民力的作用，以及“官逼民反”的事实，但对于农民反抗官府是极端仇视的。他把农民起义领袖看成是“贼”，黄巢、李自成都是“流贼”，进行谩骂和诋毁。在《流贼伪官号》条讥讽明末起义农民，认为“草窃奸宄，横行一时，隅负自雄，设官建职，适以自速其毙也”。而《明乡官虐民之害》条，既斥责欺压百姓的“势家”豪民，又痛骂反抗者为“奸民”，要求最高统治者“禁势家之欺凌，又惩奸民之凶悍，则两得其平，不至滋矣”。这反映了作者立场站在统治阶级的一边，为统治者出谋划策，亦见其重民思想的局限性。因此，《札记》评论封建政治不可能触及其本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