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保存反清复明的斗争火种，宣传志士仁人的斗争精神。清军入关后，明王朝在实质上已经解体，虽然南方的残明势力举起反清复明的大旗，集合志士仁人参与斗争，但南明政权的腐朽以及军阀势力的勾心斗角都使得斗争的前途走向光明的反面。对于这些，史家们早就有所觉察，他们担心反清复明大业就此沉寂，希望通过采集百姓呼声，唤起世人对于明王朝的眷顾之情，激励后世继续斗争。如查继佐修《东山国语》，“今之国语，有采风之志，志至而神从之，神从之而精归之”（查继佐：《东山国语》《自序》）。以修史作为宣传斗争的工具，“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治史被作为准政治行为，私家史述成其为对抗官方政治的一种隐蔽的形式”[1]（P438），李世熊在《狗马史记》中说，“昔之误天下者，多以威权震主，神奸鬻国；今亦患得失，贪生怖死之鄙夫耳，遂使温饱而破河山，坛社而陪璧，亦可哀哉。故整顿斯世者，必非斯世之人，洗沐旧污者，断非旧污之士，传畸人，思不世之才也”（李世熊：《狗马史记》《自序》）。通过史书，史家们把反清复明的希望寄托在后人身上。

三、史书特征

明王朝的维护者，这类史家修史以明朝和明以后相继而起的南明政权为主体，有的完整地记述有明一代历史，如《国榷》、《罪惟录》、《石匮书》等；有的记述南明政权历史，如《南渡录》、《永历实录》等；有的记述明末党社活动，如《复社纪略》、《东林本末》、《东林列传》等；有的记述明末农民起义，如《怀陵流寇始终录》、《荒书》等；有的记述明清鼎革之际的历史，如《甲申传信录》、《国变录》、《甲申核真略》等；另外还有记载抗清义师活动的史书，记载清初文字狱的史书。在内容上以当代史为主，也有一些史书以重修、增订历代史书为内容，但多借古人之酒杯，浇个人之块垒。在史书记述的具体内容方面有如下特点：

1.史书内容上相对的倾向性和真实性

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所修史书内容上的“倾向性”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指的是史书在内容上所倾向的主体，以明王朝及其活动有益于明王朝的人物作为史书的主要描述对象，其鉴别判断史事和人物的标准以是否有利于明朝利益为前提；其二指的是史书在思想上所表扬的主体，这类史家所衷心表彰的人物群体也是以是否有利于明朝的国家利益为前提。

在作者调查的133位维护明朝利益的史家中，绝大部分把明朝以及后来的南明政权的历史作为修史的内容，并且在史书中，明朝以及南明政权在史书中是以主角的形象出现的。在《罪惟录》、《国榷》、《石匮藏书》等记述有明一代历史的史书中固然是如此，即便是在记述甲乙之际历史的史书，如《甲申核真略》、《甲乙事案》等也是如此。甚至一些史家把南明政权作为明王朝的正统加以记述，光明正大地为南明修史。如王夫之的《永历实录》，借用实录体裁之名，说明该史书是为永历政权所写，但是在具体的修纂上王夫之却采用了纪传体的体裁，以本纪和列传作为史书的主体，明确表明了奉永历为正统的思想。在史书的具体内容中，王夫之在书中以“常”作“尝”，以“由”作“繇”，以“检”作“剪”，对于光宗以下明朝皇帝的御名都加以避讳，其不忘故国之心由此可知。李清的做法稍显隐讳，但与王夫之相比，则有异曲同工之效。他潜心史学，曾经删宋、齐、梁、陈及魏、北齐、周、隋八书合《南北史》而夹注其下，成《南北史合注》；又合陆游、马令两《南唐书》为《南唐书合订》，以隐讳的方式表明其意在南而不在北。

忠于明朝皇帝，不遗余力地赞扬崇祯以及南明的几个君主是史家们的共识。比如文秉在专门记录崇祯事迹的编年体史书《烈皇小识》中高度赞扬崇祯皇帝，“烈皇昔繇藩邸入继大统，毒雾迷空，荆棘满地，以孑身出入刀锋剑芒之中，不动声色，巨奸立扫，真所谓聪明睿智、神武不杀者耶！仪鉴于殷，尽撤诸内奄，政事俱归于外庭，诚千载一时也”（文秉：《烈皇小识》《自序》）。

在歌颂英雄人物方面，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也达成一致，视忠义、节烈之士为热情歌颂和表彰的对象。如张岱著《古今义烈传》，“其书虽不尽记明季史事，而实为明季义烈激发而作”[2]（P725）。徐开任做《明名臣言行录》收录的原则是，“大略不出于事功、节义二者，其间事功有大小，节义有勇怯，亦视其本领之阔狭，有尽有不尽耳，要不可谓无与于此者，以是求之，顾未尝不严也”（黄宗羲：《明名臣言行录》《序》）。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在史书创作上的倾向性既造成史书内容以当代史为主的局面，同时也造成了史学界较为罕见的当代人记录当代史的可喜局面。

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本着认真负责的精神，要求真实地再现历史。明代学者陈继儒曾指出，“文人之才在善用虚，史官之才在善用实”，而清初史家叶鉁则认为不然，他认为，史官亦文人也，“史官之才在善用实，未尝不于处处讨论，以辩真伪所由来。大抵秉心贵虚，不虚恐流于偏党；执简贵实，不实恐乱其是非，故文人与史官皆宜崇实。实者诚也，直也，惟诚惟直，则天地且孚焉，岂止后世人心信之哉！”（叶鉁：《明纪编遗》《自序》）史家自身正心诚意，刚直不阿才能确保史书的真实性。张岱修史，态度极为严肃认真，他认为自己能够保证有一个公正的立场，是因为他没有做官，不会因为个人的私利而对历史事实有所偏袒，“兴余不入仕版，既鲜恩仇，不顾世情，复无忌讳，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核，宁阙勿书”（张岱：《石匮藏书》《自序》）。谈迁在这一点上也是殚精竭虑，他说，“横木水上曰榷，汉武帝榷商税，今以榷史，义无所短长也。事辞道法，句权而字衡之，大抵宁洁勿靡，宁塞勿猥，宁裁勿赘”（谈迁：《国榷》《义例》）。

要想保证史书的真实性，就必须在史料上下功夫。明王朝的维护者大都会花费大量时间爬梳历史资料，访求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以求能真实地再现历史。如前所举徐开任，对于晚明殉难诸臣的事迹进行审慎的考订，为持平之论，不做偏私之见，足成信史。被称为清初学术开山的顾炎武，注重邸报的实证性，他在写给外甥的信中说道，“窃意此番纂述，止可以邸报为本，粗具草稿，以待后人”（顾炎武：《与其甥徐公书》）。李逊之在《三朝野记》的自序中，也谈到了对于史料甄别上应该采取仔细认真的态度，“予不敢僭为全书，但就邸报传钞与耳目睹记及诸家文集所载，摘其切要，据事直书。间或旁托稗官，杂缀小品，要于勿偏勿徇，勿伪勿讹，若夫传疑未确者，宁阙而不录，庶几窃附识小议，存一代之轶事乎”（李逊之：《三朝野记》《自序》）。对于史料能够详细甄别，对于历史事迹，能够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加之很多史家亲身经历历史事件的发生，因此，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所修史书多能够保存历史的真实状况。并且他们在明朝灭亡之后多采取了与清朝不合作的态度，确保史书在内容上不受新王朝的掣肘，也增添了史书的真实性。

但是，必须说明，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所修史书的真实性是相对而言的，由于他们对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件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导致其史书不可能完全公正真实地再现历史事实。在史书中对于在政治上赞同的人物就给予褒扬，而对于他们本人在政治上反对的派别和人物，就给予攻击和批评。如著名的史家王夫之，他修《永历实录》，“是书卷一为本纪，卷二以下为列传，于桂王一朝人物事迹，胪列颇备，其死节、佞悻、宦者等传，尤他书所未详，足补史乘之阙。惟其进退予夺，则与旧说有大相径庭者。姑以内阁诸臣言之，其所推重者，瞿式耜外，惟严起恒，故以二人同传。若何腾蛟即屡著微词，吴炳、朱天麟、吴贞毓、郭之奇辈，有诋諆不遗余力”（傅以礼：《华延年室题跋》）。顾诚先生曾经这样评价，“永历政权内部党争非常激烈，王夫之是追随楚党的。与他气味相投的人，他就尽量往好的方向写，甚至打了败仗说成是打了胜仗；与他的派系有矛盾的，不要说农民军，就是南明朝廷的大臣、将领，他就竭力挖苦、谩骂，甚至不惜歪曲事实”[3]。政治倾向性使得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所修史书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但同时也危及到史书的真实性。

2.史书体裁的灵活运用

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对于修史的旧规多有改革，敢于创新。首先，在史书的名称方面，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在确定史书名称时往往不宥于书名的旧规，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刘知几曾经总结过去史书名称的规律，“上古之书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书、梼杌、志乘。自汉以下，其流渐繁，大抵史名多以书、记、纪、略为主。后生祖述，各从所好，沿革相因循环递习。盖区域有限，莫逾于此焉”（刘知几：《史通》卷四《题目第十一》）。历来史家修史基本上沿袭这一规律，往往通过史书的名称体现史书的内容以及体裁。但是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所修史书，在书名上灵活大胆，擅于变通，单纯根据史书名称已经不能分辨其真实的体裁和内容。如王夫之的《永历实录》，名为实录，但有名而无实，实际上是记述南明永历政权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再如张岱的《石匮书》，根据书名，无法判断就是有关明代的纪传体史书。这些史书在名称上还保留了一些史书命名的规律，如“实录”和“书”、“史记”等字样，表明该书的性质为史书。而另外一些史书则完全摆脱了书名的限制，单纯根据书名，甚至不能判断其为史书。如谈迁的《国榷》、查继佐的《罪惟录》、文秉的《先拨志始》、《烈皇小识》等。

其次，在史书体裁体例方面，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纂修史书勇于冲破正史所界定的史学规范。比如夏燮总结吴应箕修史的凡例时认为，吴本人对于史书体例有独特的认识，他说，“正史自有体例，不妨略其所可略，而是编专记本事，固宜详其所必详”[2]（P109）。又如李世熊认为，修史之法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应是常变常新的。他说，“史之有例也，自释春秋者始也，是将为例乎？曰：何为其无也？人形有志，哲谋有传，名士畸人有传，排难报怨有传，前乎史者未闻也，是亦例乎？曰：变也。世变则例变，以义起也，以悲起也，以耻起也”（李世熊：《狗马史记》《自序下篇》）。李世熊认为，明末清初的历史情况与历朝历代都有所不同，所谓的“义”、“悲”、“耻”和“天”是清初的时代特点，应根据这些时代特点对史书的体例加以变更。因此，李世熊的史书中出现了弄臣、直报、排难、畸人等列传，虽不见于古代的史书，但却体现了时代的特点。

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不拘守成规，大胆革新，为史书体例进一步走向成熟和完善作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M].北京：中华书局，1964.

[3]张越.顾诚教授访问记[J].史学史研究，1995，（2）.顾诚先生举何吾驺和郭之奇为例。对这样两个值得肯定的人物王夫之却因竞争尔意气用事，在史书中予以谩骂和指责，可见，这类史家在评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时候，往往会先入为主，具有强烈的倾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