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方纂修《明史》，是史学界多有研究和普遍关注的问题。几年前，笔者曾经撰写《〈明史〉的纂修与清朝官方的明史学》一文［1］，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近来，笔者读到香港大学何冠彪博士的两篇专题论文，对清顺治朝和康熙四年纂修《明史》的问题发表了值得注意的观点，且涉及笔者的某些论述，因而重新予以检讨、审视和研究，并撰成此文。一方面，这是对笔者前此的某些表述略加修订补充；另一方面，也是对何冠彪博士的主要见解提出商榷。

一、清顺治朝命修《明史》的动机与结果

清朝入主中原之后，转年即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癸亥（十一日），御史赵继鼎奏请纂修《明史》（注：赵继鼎奏请纂修《明史》的记载，见于《清世祖实录》卷15，何冠彪《顺治朝〈明史〉编纂考》一文首揭此事。但清廷何时决议纂修，尚无确切史料证实。清代官书中亦不见有关纂修《明史》的诏令，《清世祖实录》中仅见几位总裁于顺治二年五月癸未的上奏，其中言，“臣等钦奉圣谕，总裁《明史》”，并提出副总裁及纂修人员名单。这种“钦奉圣谕”，很可能仅是早朝时的口头指示而已。以往论著称顺治二年五月“诏修《明史》”，表述确实有所不当，准确言之为：顺治二年五月，清廷组成《明史》的纂修人员。），得到了清廷认可。其后，大学士冯铨、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为总裁，操办此事。是年五月，由总裁提名副总裁和纂修官，并设收掌官七员，满字誊录十员，汉字誊录三十六员［2］（P141）， 揭开了清朝官方纂修《明史》的序幕。这种具有定员、定额和明确纂修人选的组织方式，应当视为正式组成了明史馆（注：《清史列传·朱之锡传》载其顺治十二年上疏称，“自国家定鼎以来，开馆纂修《明史》”云云，是当时组建了明史馆，但其独立行使修史任务的权力甚小，有关事务多依靠于内三院。）。

然而，当时各地的抗清斗争仍然十分炽烈，战争未息，经济凋敝，并不具备纂修大型史书的条件。清廷所以这样匆忙地准备纂修《明史》，是另有政治目的的。清军占领北京之后，便面临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即如何将清廷显示为一个替代明朝的正统政权，这对于消减汉人反清情绪，对于占领全国的战略目标都是颇为必要的。为此，清统治者实施了与历史、史学相关联的两大举措：一是继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将明太祖牌位移入历代帝王庙、祭文中明确宣布明朝已经灭亡之后，顺治二年三月又定议祭祀历代帝王［2］（P130）； 二是同年五月开馆纂修《明史》。

中国古代自唐朝之后，向有新建王朝纂修胜朝一代之史的惯例。清廷随祭祀历代帝王之后，紧接着纂修《明史》，等于再次强化明朝已经灭亡的宣传声势，并使自身具备继明朝而兴的新王朝形象。祭祀历代帝王和下令纂修《明史》，都具有配合清廷战略目标的政治舆论性作用，其影响虽不及“薙发令”或其他镇压措施迅猛，但却没有激化民族矛盾的后果。而纂修《明史》，更能抓住汉族士人传统的心理素质，便于怀柔、笼络与安排已经归附清廷的汉族文官。至于当时是否具备纂修《明史》的条件，对清廷来说是次要的问题。

整个顺治朝在纂修《明史》的史料问题上，仅仅关注《明实录》，而其中却出现意外的损失，即发现明天启四年（1624年）的明代实录缺失。于是，人们传闻是原在明朝曾投靠宦官魏忠贤、此时当上清朝明史馆总裁的冯铨捣鬼，怀疑他得见天启四年《明实录》多记有他本人的劣迹，于是窃取销毁［3］（卷5）。顺治五年（1648年）九月，清廷谕内三院：“今纂修《明史》，缺天启四年、七年实录及崇祯元年以后事迹，着在内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在外督、抚、镇、按及都、布、按三司等衙门，将所缺年分内一应上下文移有关政事者，作速开送礼部，汇送内院以备纂修。”［2］（P321）后来，又多次有大臣提议征求该年份的文献史料，但均属了无结果。顺治朝纂修《明史》的史料工作并未取得显著成效，只局限于官方已掌握的范围之内，而且主要是原存于宫中的明代实录而已。但是，这一阶段毕竟使清廷形成重视官方历史资料的意识。上引顺治五年九月的谕旨清楚地表明，对实录缺失部分有着急切弥补的要求。所以，明代实录除最初遗失者外，后来都得到了妥善的保存。

顺治朝在《明史》纂修工作上，不过是令纂修官按年分段抓阄，各依抓得之年抄略《明实录》。例如，顺治九年（1652年）入明史馆的傅维鳞，即抓阄得二十余年时限，馆中规定“止采实录，严禁旁搜”，大有“事既简静，偃息多闲”和“悲岁月之流迈”的感触［4］（《叙传二》）。看来，《明史》纂修人员十分悠闲，无所事事，其成效可想而知。乾隆初，史官杨椿曾追述顺治朝的明史馆，其成绩不过是“仿《通鉴》体仅成数帙”［5］（卷2）。这种所谓的“仿《通鉴》体”明史文稿，实际乃如纂修官傅维鳞所说，“止类编实录”［4］（《叙传二》），即仅仅抄略《明实录》“数帙”以敷衍了事而已。

整个顺治朝在《明史》纂修上之所以无成绩可言，除了客观条件所限之外，清廷对此并不重视是很重要的原因。顺治二年开设明史馆，是出于政治目的做做姿态，对于应采取怎样的体例、如何处理一些重大的史事，官方并未予以讨论和研究。清廷对《明史》的体例问题，实际上处于无意识、不考虑的状态，根本没有指望它纂修有成。就是这种做做姿态，也是多尔衮掌政时所为。在多尔衮逝世之后，清世祖对《明史》纂修之事更为消极、漠不关心。例如，顺治八年闰二月癸丑日刚林上奏、十六年五月己卯日折库纳上奏，皆要求征求《明实录》所缺年份的文献史料，清廷对此则一是“下所司知之”，二是“报可”［2］（P426，977），实际无任何举措。期间，要求纂修《明史》的奏请者尚多， 无须一一列举，因为都是奏请后再无下文。在顺治朝晚期，不仅没有了纂修《明史》的活动，而且明史馆本身也处于或存或亡之间。请看《清世祖实录》顺治十六年（1659年）闰三月壬午日的记载：“陕西道御史姜图南疏言：‘《明史》一书，虽事属前代，而纂修之典，则在本朝。请发金匮藏书，敕内阁翰林诸臣，开馆编摹，广搜会订，以成信史。’疏下所司。”其中竟然有“开馆编摹”的要求，直似当时已无明史馆的存在，而清廷仍是“疏下所司”，淡然处置。

明代历史纷纭复杂，史料史籍混乱歧异，清理考订十分繁难，清顺治朝确实尚不具备纂修一部高质量《明史》的条件；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清廷当时并无修成正史的决心，开设明史馆，只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基于传统的史学意识。这是分析顺治朝官方在纂修《明史》问题上的种种现象之时，不可忘记的一个总的前提。大凡出于狭隘、短视政治目的的官方学术文化事业，一旦政治效用过时不显，其事就可能逐渐废弛。

二、康熙四年再修《明史》的背景与成效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清世祖逝世，皇三子玄烨以八岁冲龄继皇帝位，是为清圣祖。此时，朝政由索尼、鳌拜等四名辅政大臣执掌，一时保守复旧之风大炽。尤其罕见的是：守旧大臣拟定的所谓遗诏，竟然以“自责”的方式批评清世祖的十四项大的过错，其中之一是“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2］（P1105）。于是，在“一切政务，思欲率循祖制，咸复旧章”［6］（P73）的口号下，顺治后期的改制措施多被否定，如恢复辽太祖、金太祖、元太祖的历代帝王祀典［6］（P50），裁撤内阁、翰林院，恢复“内三院”制度，等等。从顺治十八年到康熙二年（1663年）的不足三年时间内，制造出“哭庙案”、“通海案”、“奏销案”、“庄氏史狱”等多项惨烈大案，残酷打击汉人士绅。“庄氏史狱”于顺治十八年十二月案发，因浙江富户庄廷鑨欲借纂辑《明史》留名后世，病死后其父继续雇人编纂，书稿刊印，载有努尔哈赤生平等为时所忌内容，且不避讳“夷寇”、“奴酋”等字样，又采用南明年号纪年，被人告发，酿成大狱，株连列名参校、刻印、买书等人员甚广。康熙二年结案，多人惨遭杀害，其中名士、文人、学者实际多未参与其事，乃庄氏私自列入者。因此，“庄氏史狱”既是一个残暴的文字狱事件，其中又充满冤案。

这个案件事涉私修明史，办案中搜缴出许多私修明史的文稿与史料。例如，罹难的青年史家吴炎、潘柽章，二人纂修明史的手稿及史料即被搜去，其中有顾炎武借与的书籍上千卷［7］（P116）。 民间学人积极私修明史的现象，对康熙初年的清廷统治者也有很大刺激，他们感到朝廷不能再对纂修《明史》毫无作为。于是，即有康熙四年（1665年）再次纂修《明史》之举。是年八月，清廷对礼部下旨曰：

前于顺治五年九月内有旨：纂修《明史》，因缺少天启甲子、丁卯两年实录，及戊辰年以后事迹，令内外衙门，速查开送。至今未行查送。尔部即再行内外各衙门，将彼时所行事迹及奏疏、谕旨、旧案，俱著察送。在内部院，委满汉官员详查；在外委该地方能干官员详查。如委之书吏、下役，仍前因循了事，不行详查，被旁人出首，定行治罪。其官民之家，如有开载明季时事之书，亦著送来，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尔部即作速传谕行［6］（P239）。十月，山东道御史顾如华上疏云：

伏读上谕，礼部广搜前明天启以后事迹，以备纂修《明史》，诚盛典也。查《明史》旧有刊本，尚非钦定之书。且天启以后，文籍残毁，苟非广搜稗史，何以考订无疑？如《三朝要典》、《同时尚论录》、《樵史》、《两朝崇信录》、《颂天胪笔》及世族大家之纪录，高年逸叟之传闻，俱宜采访，以备考订。至于开设史局，尤宜择词臣博雅者，兼广征海内弘通之士，同事纂辑，然后上之满汉总裁，以决去取，纂成全书，进呈御览，以成一代信史［6］（P248）。这个奏请中“广搜稗史”的建议，与清廷谕旨基本相符；“开设史局”，语气中表明当为清廷已经决定之事，这里乃建言人员的选择。但“广征海内弘通之士同事纂辑”，绝非当时清廷所能应允。因此，现有史料显示，康熙四年的征集明季史料，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而设明史馆纂修，则仅委任朝官，秉承清廷旨意闭门造车而已。这次征集史料，虽表明是承接顺治五年的举措，但责任明确，督催严厉，不仅征集明朝公文案牍，而且将征集范围扩大到明季史籍，申明不避忌讳之书，因而成绩显然。今档案文献中尚存有《各衙门交收明季天启、崇祯事迹清单》［8］一件，此文件后有进呈者签名，日期为“十二月十五日”，签收者署名有大学士车克、巴哈纳、巴泰、伊图、魏裔介、李霨及学士常（额）、章（云鹭）、蔡（毓荣），等等。朱希祖在上述“清单”的跋文中，据《清史稿》的《内阁大臣年表》（按：似应为《大学士年表》）指出，此数人同为大学士是在康熙三年至五年。何冠彪进一步考订，上述常额、章云鹭、蔡毓荣等分别于康熙五年四月、五月、九月调离学士之职。因此，这个清单所署“十二月十五日”，只能为康熙四年［9］。这些考订是确凿可信的。总之，康熙四年八月谕令征集明史史料后，迅速取得成效，清单内开载的档案文件与书籍数量相当可观。例如，兵部征集的明天启年间案卷有1742件，崇祯案卷21761件，簿册156本；礼部征集案卷1042件，簿册32本；内务府征集天启、崇祯事迹书籍717本，奏疏73件。此外，尚有工部、太仆寺、弘胪寺等征集的文献（注：笔者《清朝官方史学研究》一书第180页， 论到这个清单载征集所得之“案卷、簿册、奏议、书籍数量相当可观”，但未列举数字。而何冠彪《〈明史〉编纂杂考》列举其总数曰“天启朝史料154件， 崇祯朝史料1826件，两朝共合1980件”，数量差误极大，未知何故。这里，不得不列举部分数字以正之。）。这只是少数部院衙门征集史料一次呈交的清单。可以想见，当时全国范围的征集所得史料文献总量应当是很大的。

如果我们联系“庄氏史狱”来分析清廷这次比较认真的征集明史史料活动，不难悟出其政治目的：即通过这个举措，使官员和学人进一步明了纂修《明史》应是官方之事，朝廷要掌握明史史料而扼制私修明史的势头；同时，规定征集图书“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以缓和“庄氏史狱”造成的恐怖气氛。这样，清康熙四年在搜集明史史料上比顺治时期前进了一步。但是，在同样狭隘、短视的政治目的之下，实际对《明史》纂修并未比此前有丝毫的起色。雍正、乾隆年间参修《明史》的官员杨椿追述说：“康熙四年，史馆复开，以国书译《明实录》，未数十卷，会修《世祖章皇帝实录》，遂罢。”［5］（卷2）据此，康熙四年不仅征集史料，还开设了明史馆，但以满文翻译《明实录》的做法，十分怪异，在顺治时期也无此举。无论如何，这反映了执政满洲贵族的狭隘复旧思想，只能将《明史》的纂修带进无法进行的死胡同。按杨椿所言，此次纂修《明史》，仅维持两年左右即再次停辍（注：康熙四年开设明史馆，应在十月顾如华上疏之稍后。纂修《清世祖实录》始于康熙六年七月，是年九月组成实录馆。中间间隔两年左右时间。），是完全可以据信的。康熙四年的再修《明史》，是在政治复旧气氛中进行的，其成效仅在于史料的搜集有所进展，纂修工作比顺治朝更加低劣，维持的时间也比顺治朝更短。

基于上述史实，笔者曾将康熙四年采取的纂修《明史》举措，与顺治年间的举措同归于清朝纂修《明史》的第一阶段。此阶段未能取得修史的实际成果，狭隘、短视的政治目的窒息了编纂方法、编纂行为的发挥。但是，清廷至少在以下几点取得了定识或进展：第一，清廷应当组织人员纂修《明史》，这是责无旁贷、早晚必须完成的事业。第二，清官方纂修《明史》，是站在继起政权的立场上，而不是敌对立场，这是清廷推崇明太祖等明帝，宽容评价崇祯帝，以及宣称清取天下得自“流贼”之手所必定导致的结果。第三，为修《明史》而重视《明实录》等官方文献。康熙初已认识到应当参考其他史籍，在搜集史料方面也有所作为且取得成效。第四，顺治年间，汤斌等众多臣僚还曾提出相当中肯的纂修方法与纂修立意，清廷未采纳也未加否定，这对于清廷《明史》纂修的认识是有影响的。所以，顺治朝与康熙初对《明史》的纂修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在观念、认识与史料问题上，都做了一定的准备，是整个纂修《明史》过程的准备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