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钱玄同、黄侃、沈兼士等人以上对科学化的论述主要侧重于小学研究,那么吴承仕则是直接将科学的唯物史观运用到史学研究中。他通过“泛览译本社会经济学书”[46](p80),终于认识到“一直要到十九世纪中叶的某哲人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说以后,才把经济、政治、历史等等研究部门,奠定下科学的基石”[47](p243-244),因此“在今日的社会上研究文学、史学,文学、史学便都是社会科学的一方面”[47](p237-238)。缘是,他实现了“由旧经学向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转变”[48]。而究其根源,吴承仕这一思想转变也与章太炎的熏陶有关,杨树达即曾指出:“检斋乃太炎弟子,太炎本以参合新旧起家,检斋所为,正传衣钵,何足怪也?”[46](p80)
至于长期担任北大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则更终其一生都以史学的科学化为职志。他深感“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陈腐极了,没有一种破坏,断不能建设”[49](p5),于是倡导“以欧美新史学,改造中国旧史学”[50],尝试以社会科学的眼光来重构传统史学,这尤其体现在他对史学系课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上。
首先,在引入西方社会科学方面,朱希祖曾提出:“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科学”[49](p1),“于普通史之外,须从事社会科学及哲学”。由此出发,他大幅调整了史学系课程,规定一二年级应着重学习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等社会科学基础科目,并辅以生物学、人类学及人种学、古物学、社会心理学等自然科学课程。对此,他曾经解释说:“以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为史学基本知识,列于必修科,……使学生一改其研究史学之心理,不致专以多识史事为史学”[50];而且,“学史学者,先须习基本科学,盖现代之史学,已为科学的史学;故不习基本科学,则史学无从入门。……必须于二年以内先行学完,乃可以研究史学”[30](p1-2)。显而易见,朱希祖这种“首以科学方法为治史阶梯,谓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一,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的主张[51],其目的就在于“将文学的史学,改为科学的史学”[50]。
与此同时,朱希祖还专门聘请了许多学者讲授西方近代史学理论,藉此灌输史学研究的社会科学意识。何炳松在讲授“新史学”一课时,便一再呼吁应尽可能援引一切与人类发展相关的社会科学来研究历史;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与“史学要论”,也主张史学研究必须吸收其它社会科学,并指出史学“与其他科学在性质上全无二致,那么历史科学当然可以成立”,“马克思所以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因为经济关系能知自然科学发见因果律。这样子遂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这实是史学界的曙光”[52](p210、201、208)。何炳松、李大钊等这些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课程均被朱希祖列为“本系最重要之学科”[30](p1-2),规定为必修科目,由是造成了“大有处士横议,百家争鸣之概”[53](p86)的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热潮。
在此期间,朱希祖还运用西方史学的分期方法,将中国断代史课程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世4期,并且解释说:“盖史学以时代相次,乃能明其原因结果,此乃应用科学方法整理史学者。”[54]这就基本扬弃了中国传统史学以朝代为断代标准的分期方法,使之更加科学。
其次,在历史研究的系统性方面,朱希祖更是不遗余力地身体力行,并由此获得了章太炎“逖先博览,能知条理”[55](p317)的赞赏,其弟子傅振伦也评价:“先师研究史学,最重科学方法。所谓科学方法者,即治学有条理系统,而迹象能求其真,进而明其因果关系也。先师于此,实力行之。”[56]
具体说来,朱希祖继承了章太炎提出的“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的史学思想,他并且进一步号召:“治史以搜集材料,考订事实为始基;以探索历史哲学,指挥人事为归宿。此史学之主体大用也”[27],“博学深思,经纬万有,著书立说,指导人类,蔚为史学正宗”[50],这无疑将历史学的任务提升至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中国史学概论》讲义中,他还分别从史学的起源与派别两方面检讨中国传统史学的得失,认为中国传统史学虽然在记述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由于缺乏系统的哲学指导,所以在“推理主义”方面的进展一直未能有所突破,因此必须加强史学研究的系统性,使它与其它社会科学一样,努力探索历史发展的普遍法则。
总之,无论是在引入西方近代科学还是强调历史研究的系统性方面,朱希祖都继承了章太炎史学思想中的有关论述,进一步有力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的科学化。通过他的一系列课程改革,北大史学系终于摆脱了过去“文史不分”的窘境,跻身于社会科学学科的行列,“和经济、政治、法律三系的联系最为密切。在北大十八系中,史学是和这三种学科并列为一组的”[29](p173)。而这一举措在中国史学界也造成了重大影响,“此种制度实施以后,国内公私大学史科,纷纷仿效。于是中国史学,乃得跻于科学之列,始渐有以史学名于世者”[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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