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论述章太炎学术造诣时，曾评价他在小学方面取得了突破前人的成就，“其精义多乾嘉诸老所未发明”[1](p86)，“是现代音韵学第一人”[2](p275)。而钱穆则在肯定章氏“音韵小学尤称度越前人”的同时进一步指出：“然此特经生之专业，殊不足以尽太炎”，并着重提出：“太炎学之精神，其在史学乎？”[3](p25)这无疑更精确阐明了章氏学术的核心所在。今天看来，在章太炎的学术研究中，史学确实占据了最为中心的地位，正如其所谓，“在各种学问中，可喻之为皮板”，“皮之不存，毛将焉傅？”[4](p110)因此无论是他早年强调“国粹以历史为主”[5](p366)，还是晚年一再重申“历史学之重要”，主张“保存国性之教育，其要点则重在读史”[4](p85)，“中国今后应永远保存之国粹，即是史书”[6](p957)，都明显反映了他对史学的高度重视。而正是在他的熏陶下，章门弟子纷纷致力于史学研究，在取得丰硕学术成果的同时，还从学科体制上极大推动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

 

一、“捐除经学之名”与史学的独立

 

在中国近代史学转型中，学科体制的建立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环。而顾名思义，学科体制的建立首先必须从知识分科开始，这在西方可谓源远流长，沙姆书和梅瑟·达维多在《学科规训制度导论》一文中就说：“知识分门分科是由来已久之事。例如哲学的古典划分（逻辑、伦理和物理）和中世纪的三学科（语法、修辞、辨证）和四学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13世纪以前，此文科七艺涵盖了知识的划分，并借着中世纪大学的课程结构一直持续不变。”[7](p14)华勒斯坦也提出：“十九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他还进一步指出在19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领域，“率先取得自律的制度化形态的学科”便是历史学[8](p8、16)。由此可见，专门性史学学科的建立，对近代学术转型具有关键的意义。

然而从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来看，则向来强调贯通，缺乏分科观念，其中尽管也有所谓经史子集的区别，却主要是作为一种图书分类方法，不具备近代意义上的学科性质。而随着西方近代学科观念的不断传入，这种状况也终于发生了改变，从晚清的“分科设学”，直到“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9](p1)，都说明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逐渐向近代学科体制转型。在这一学科重建的过程中，史学摆脱经学的羁绊、获得完全的独立尤其具有重大意义，汪荣祖即曾指出：“近代史学的昌明光大，大致根据三个基础：学院化、专业化与独立化。”[10](p183)

在中国史学史上，历代修史可谓皆以“载道”与“羽翼经训”相尚。如范祖禹《唐鉴》便因其中贯注了不少理学观点而为程颐所赞赏，以为“三代以后无此议论”，“足以垂世”[11](p443、439)。朱熹更力主“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吕祖谦就因稍稍偏离了这一轨道，而被朱熹斥为舍本逐末，“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12](p2950、2951)。

到了明代，则开始有学者力图通过沟通经史，来凸显史学的地位。如王阳明在《传习录》卷一即有所谓“春秋亦经，五经亦史”的说法；王世贞《弇州四部稿•艺苑卮言》也说：“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六经，史之言理者也。”李贽《焚书五卷•经史相为表里条》亦云：“《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以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可也。”时至清代，章学诚则更是集前人之大成，对“六经皆史说”加以了系统专门的阐发。

不过，明清学者之推重史学，大多仍是从经史同源的角度去论证。这事实上并未改变经学独尊的局面，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便说：“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则虽子长、孟坚，苟有所失，无妨箴而砭之”。同时，这种观点还进一步导致史学被纳入经学的思想轨道，依附于经学，康有为即宣称：“史学大半在证经，亦经学也。”[13](p49)对此，邓实在论述清代学术时就指出：“本朝学术，实以经学为最盛。其余诸学，皆由经学而出。”[14]陈寅恪则更严厉针砭说：“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致史学之不振也。”[15](p270)

到了20世纪初，在章太炎等人的倡导下，这种状况终于有了很大的改观，经史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史学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章太炎声明：“经者古史，史即新经”[4](p196)，“经学还是历史学的一种”[16](p505)，“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经即最古之历史也”[17]，“《春秋》而上，则有六经，固孔氏历史之学也”[5](p371)，“吾人所共知之六经，如《尚书》、《春秋》，记事书，即历史也”[18]，由此明确提出“夷六艺于古史”的口号[19](p159)。他还说：“六经都是古史，……经外并没有史，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直到近来，百年前有个章学诚，说‘六经皆史’，意见就说六经都是历史，这句话，真是拨云雾见青天!”[20](p26)“‘六经皆史也’，这句话详细考察起来，实在很不错。……‘六经’无一非史，后人于史以外，别立为经，推尊过甚”[21](p18-19)。至于“经”，章太炎也做出了新的诠释。他在1910年出版的《国故论衡》中就解释：“‘经’者，编丝缀属之称，异于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犹浮屠书称‘修多罗’，‘修多罗’者，直译为‘线’，译义为‘经’。盖彼以贝叶成书，故用线连贯也；此以竹简成书，亦编丝缀属也。”[22](p53)此后，他还一再强调说：“经字原意只是一经一纬的经，即是一根线，所谓经书只是一种线装书罢了。……可见‘经’不过是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要翻阅的几部书罢了。非但没含宗教的意味，就是汉时训‘经’为‘常道’，也非本意。”[21](p4)，“经之训常，乃后起之义。……今人书册用纸，贯之以线。古代无纸，以青丝绳贯竹简为之。用绳贯穿，故谓之经。经者，今所谓线装书矣”[23](p44)。概言之，在章太炎看来，“经”的最初含义只是指古书的制作材料和方法，并无任何神圣的意思。

在章太炎这种具有近代意义的经史观的推动之下，章门弟子也奋起打破经学的垄断，提倡史学的独立。沈兼士就对“终清之世，其学不出两部经解”的状况表示强烈不满，他说：“拿经来统制一切学问，……这就是一切学问不能独立自由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24](p372)。钱玄同也提出：“‘经’是什么？它是古代史料的一部分，有的是思想史料，有的是文学史料，有的是政治史料，有的是其他国故的史料”[25](p138)，一切以史学为依归。他并且表示：“说到我个人对于经学的态度，……我只不过是站在历史的立场上，来研究经的本来面目罢了。”[26](p144)

无独有偶，朱希祖在介绍章太炎史学思想时同样也说：“先师之意，以为古代史料，具于六经，六经皆史，故治经必以史学治之，此实先师之所以异乎前贤者。且推先师之意，即四部书籍，皆可以史视之，即亦皆可以史料视之，与鄙意实相同也。”[27]他还表示自己治文字学与经学，亦皆以史学为出发点。由此出发，他还直接揭櫫了捐除“经学”之名、“就各项学术分治”的口号，并且阐明：“经学之名，何以必须捐除呢？因为经之本义，是为丝编，本无出奇的意义。”[28]这明显与章太炎的观点如出一辙。此外，朱希祖还深感当时学界对“文学”的界定过于宽泛，“讲授历史，往往与文学不分，所谓‘文史’往往相提并论”[29](p173)，束缚了史学的独立发展，于是在北大讲授“本国史学名著”一课时特别说明：“吾国史学文学，自古以来，均混而为一；且往往以史学为文学之附属品。观近代史学名家章学诚尚著《文史通义》，其他可知。惟唐刘知几深恶文人作史，[期]史学脱离文学而独立，特著《史通》以表其义。兹故以《史通》20卷为讲演之书；而以《文史通义》为参考之书。”[30](p2-3)言词中充满了对史学独立的孜孜追求。

从学术界的反应来看，朱希祖“捐除经学之名”的口号逐渐成为了人们的广泛共识。吕思勉在1921年就回应说：“窃谓以经学为一种学问，自此以后，必当就衰，且或并此学之名目，而亦可不立，……夫以经学为一种学科而治之，在今日诚为无谓，若如朱君之说，捐除经学之名，就各项学术分治，则此中正饶有开拓之地也。”[31](p243)

更关键的是，章门弟子还在其主持的机构中贯彻了史学独立的思想。1917年，在蔡元培的积极支持下，北京大学以协助国史编纂为名，正式成立了中国史学门。1919年6月，章门弟子康心孚被推选为史学门首任主任。在任内，他废门改系，将史学门改为更具近代学科意义的史学系。同年11月，康心孚病逝，朱希祖接任史学系主任，此后历任该职十余年之久。在他的精心经营下，北大史学系“在国内各大学中首创现代历史学系的课程和规模”[29](p173)，由此“打定了史学独立的基础”[24](p372)。1929年1月，在朱希祖等人发起下，中国史学会正式成立，他以最高票当选首席委员，钱玄同、沈兼士等章门弟子也同时当选。这是中国史学界成立的第一个全国历史学会，从而在学科体制上标志着史学实现了真正的独立。

今天看来，章门弟子对传统经史观的颠覆以及在学科体制上的相关创设，不仅完全剥除了经学的神圣华衮，大大动摇了经学的地位，而且还最终宣告了经学的解体和史学的独立。时至1935年，陈寅恪即总结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15](p270)。

 

二、“现代之史学，已为科学的史学”

 

中国近代史学转型除了实现史学的独立之外，还着重体现在史学的科学化上。而在这一方面，章门弟子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曾经写道：清代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32](p113)；此后，他还多次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中重申：“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1](p56)，“乾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科学的古典学派’”[2](p28)。客观说来，这种观点深刻揭示了史学科学化的内在根源，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但是从实际情形来看，中国史学的科学化历程却是在20世纪前后通过章太炎等人的大力提倡和实践才正式发端的，这主要反映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开始引入西方近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作为晚清国粹派领袖，章太炎虽然反对盲目“欧化”，但并不排斥输入西学，他曾公开宣称：“五大洲之册籍，吾不能博发而扬诩之，吾则瞀矣”[16](p45)，因此积极主张学习西方近代科学，以传播西学为己任，并从中获益不少。梁启超便评价他“既亡命日本，涉猎西籍，以新知附益旧学，日益闳肆”[1](p86)，孙宝瑄也赞叹说：“太炎以新理言旧学，精矣！”[33](p566)章太炎自己亦表示：“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4](p1)，并说：“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闲，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时有概述。”[34](p734)另据宋教仁回忆，章太炎刚出狱到东京与他见面，“甫通姓名，即谈及哲学研究之法，询余日本现出之哲学书以何为最”[35](p619)。由此可见，章太炎的西学视野是相当开阔的。

具体说来，在历史研究方面，章太炎1893年撰写《膏兰室札记》时，就已经开始旁征博引西学书籍以诠释《管子》、《淮南》。1900年，他在《中国通史略例》中更系统提出：“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外人言支那事，时一二称道之，虽谓之古史，无过也。亦有草昧初启，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比较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若夫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19](p331)在这里，他从中国历史研究着眼，第一次广泛地论述了西方近代考古学、比较史学、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等理论与方法的重要意义，并强调其“于作史尤为要领”，这无疑标志着中国史学科学化的正式发端。

第二，主张历史研究必须讲求条理系统，使之成为一门社会科学。作为一门新兴社会科学，近代史学与传统史学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差异除了体现在是否运用了西方近代的科学理论与方法之外，还反映在是否具有条理系统性。在中国传统史学中，虽也曾出现过一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鸿篇巨制，但总体来说仍以拘于史料考订的著述居多。这些考史著作固然包含了梁启超所谓的“科学精神”，却往往过于琐碎，“寻其枝叶，略其本根”[36](p14)，缺乏条理系统，不能总揽全局、贯通全史，更无法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此，章学诚即曾批评说：“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37](p524)凌廷堪也严厉针砭道：“搜断碑半通，刺佚书数简，为之考同异，校偏旁，而语以古今成败，若坐雰雺之中，此风会之所趋而学者之所蔽也。”[38](p200)

有鉴于此，章太炎积极主张吸收西方近代科学讲求条理系统的优长，以此来改变传统史学流于琐碎的弊端。他说：“学者第一要懂得大体”[4](p76)，“论史须明大体，不应琐屑以求”[4](p229)，“倘若琐碎的去求，就是白首穷经，也无补于事的”[4](p80)。因此，“所贵乎通史者，……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16](p167)，“必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熔冶哲理，以逐逐末之陋”[19](p331、329)。他还分辨说：“史有三长，谓才、学、识。‘作史’者必兼具三事，‘考史’者只须一‘学’字耳。其难易不同”[6](p828)，并且回顾自己最初“对于学问，总求精奥，后来觉得精奥也无甚用，就讲大体，对于前人所未发者，虽然也曾加以发明，但琐碎的是总不讲了”，“这样去讲求，就能得着系统。得了系统，就可以卸烦”[4](p75)。今天看来，章太炎这种对系统性的强调，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关于这一点，毛子水曾经盛赞说：“我们一大部分的‘国故学’，经过他的手里，才有现代科学的形式。”

更关键的是，正如毛子水同时所指出，“钱沈朱诸君所编的《文字学》和朱逖先先生所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等，皆是用科学的精神研究国故的结果”[39]。章太炎还通过言传身教，促使章门弟子在史学的科学化上取得了一致共识。如钱玄同就宣称：“我们如果愿意阐明‘国故’的真相，非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不可。”[40](p87)在音韵学研究的过程中，他也积极吸取了西方语言学的理论，是高本汉学说在中国的最早介绍者和采纳者之一。他同时还赞许刘复等人运用实验语音学的研究方法“一定是极有价值的”[41](p14)。他甚至对唯物史观派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也极为欣赏，并在日记中写道：“近来每于晚间向床榻上看郭氏书，觉其见识实超卓，治甲、金文当以此为正路。我之目的虽与彼不同，彼重历史，我看文字，但治文字亦非具此眼光不可也。”[42](p3886)

此间，甚至连一向被视为“保守”的黄侃也主张输入西方科学方法。他对尝试引入西方近代语法学原理来研究中国语言文字的《马氏文通》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及至丹徒马氏学于西土，取彼成法，析论此方之文，张设科条，标举品性，考验经传，而驾驭众制，信前世所未有也”，他还驳斥那些非议《文通》“不师古”的说法是“不悟七音之理，字母之法，一皆得之异域”，并且表示：“文法之书，虽前世所无，自君作故可也”[43](p127-128)，充分表达了他对引进西方学理的支持。至于在学术研究的系统性方面，黄侃也申明：“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明其理而得其法，虽字不能遍识，义不能遍晓，亦得谓之学。不得其理与法，虽字书罗胸，亦不得名学。……小学者，即于中国语言文字中研究其正当明确之解释，藉以推求其正当明确之由来，因而得其正当明确之用法者也。”[44](p2)

这一时期，沈兼士也积极提倡借鉴西方近代科学方法，他明确号召：“现时欲研究古学，必得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古生物学等等，作为参考，始有真确之可言。”[45]对语言文字研究，他更是有针对性地提出：“向来只是孤立的研究，现在须利用与之有直接关系之发音学、言语学、文字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等，以为建设新研究的基础”[24](p49)，“更当推广范围，于中国旧日小学现代方言之外，进而涉及东方语言及西方比较语言学，多面综合，以完成语言文字学之理论的研究，此我辈今日所当取之途径也”[24](p332)。他并且身体力行地引用了德国文化史家蓝浦瑞喜提（Lamprecht）关于人类思想发展的五个阶段划分，来说明“中国造字原则发达之次第”[24](p9)，认为这是“一切文化发达的一般形式”[24](p5)。

与此同时，沈兼士还尤其强调语言文字研究必须要注重理论系统，“大凡一种学问欲得美满的效果，必基于系统的充分研究”[24](p362)，“历史的研究和理论的研究，在科学的研究之基础上，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是缺一不可的”[24](p384)，“其理论的研究愈精密，则其应用之效力益广大，……声音训诂之学亦然。语言之声音，文字之形态，千变万易，学者贵能归纳之为简易之定律，以阐明其不易之定理”[24](p330)。他并且表示：“向来只是片断的考证，现在须用有系统的方法实行历史的研究和比较的研究”[24](p48-49)，“从前讲六书论形体的，都是就一字说一字，所以总免不了汗漫支离的毛病，我想用一个法子通盘筹算，从根本上解决这重公案”[24](p1)。他著名的《“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一文即是一次成功的理论探索。而在《“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一文中，他更是一方面运用考古学方法来探寻文字的原始本义，另一方面又系统阐明了文字包含的时代意义，可谓颇得章太炎真传，杨树达当时就指出沈兼士此文“申其师说也”[46](p114)。